郑联盛：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是保障金融稳定的有效机制(7月3日)

    《金融时报》消息，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日前表示，要通过深化改革及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形成利率调控、拨备调控等具有逆周期调节的宏观金融调控体系，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对经济的重创。金融的安全稳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爆发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凸显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奠定了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基础。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副主任郑联盛在做客本报《理论周刊》时表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不仅应该是一种危机应对的政策逻辑，还应该是一个动态发展的体系。
    记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微观审慎监管的局限性，因此加强了对能够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对于我国而言，推行宏观审慎管理的必要性何在？
    郑联盛：美国次贷问题逐步升级深化，演化成为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时至201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仍未完全消退，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框架仍未完全正常化。在反思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中，金融监管制度缺陷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大诱因之一。强化宏观审慎监管，建立健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是缓释监管制度缺陷的重大举措,是保障金融稳定的新机制。
    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核心是系统性风险的认识、防范和应对。防范金融风险的首要任务是甄别和认识我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上，系统性金融风险与经济基本面存在紧密的相关性，往往呈现出非常强的“顺周期性”，即当经济形势向好之时，系统性风险基本无影无踪，但是，当经济形势较差之时，系统性风险更加显著。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处在一个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在下滑，经济转型压力在加大，金融风险暴露在加速呈现，系统性风险应对压力在累积，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防范系统性风险，成为重要任务。
    2013年6月份的“钱荒”事件、2015年5-6月份的股票市场非理性下跌导致的汇市与股市相互反馈波动、2016年1月初熔断机制导致的股市暴跌、2016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价格疯狂上涨、2016年8月份以来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偏紧、2016年年底人民币贬值以及国债期货的跌停等事件，充分显示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日益显性化，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压力在加剧，从而促进了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完善。
    记者：您认为当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郑联盛：2012年以来，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呈现逐步从高风险环节向低风险环节传递的态势，从互联网金融到信用债，以至国债，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值得警惕。
    一是流动性风险是目前较为显著的系统性风险领域，流动性风险集中体现在债券市场。2016年以来，债券市场的违约现象在加速出现，刚兑的打破使得信用利差定价出现改善，监管部门趋严监管使得债券市场的风险开始“水落石出”，信用债违约、国债期货跌停、批发市场流动性紧张等成为日益显性化的风险。
    二是影子银行风险。在我国金融体系内部，以影子银行为代表的跨界混业经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风险环节，银行业的资金运用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在流动性紧张的背景下，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将更加显著。与国外的影子银行不同，我国的影子银行与银行部门紧密相连，影子银行更大程度上是“银行的影子”，这种关联性使得影子银行的风险极易传导至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部门。这种跨界金融风险处置的责任主体在分业监管的体系下显得不甚清晰，进而可能演化为一种混业经营模式和分业监管体系的制度性错配，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三是房地产市场风险。过去几年来，房地产市场成为日益复杂的经济体系，其风险在持续累积，特别是近两年多的价格上涨使得房地产市场形成了高价格、高库存、高杠杆、高度金融化和高度关联性等“五高”风险特征，我国经济地产化、地产高度金融化。一线城市及部分二线房产房地产市场成为金融品并带来巨大的虹吸效应，使得经济脱实入虚。房地产部门融资需求很大部分是通过影子银行体系获得，是一个跨界、高度关联的地产金融生态体系，房地产部门风险可能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恶化、引发地方财政风险甚至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是债务风险。主要是非金融企业的债务风险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2016年以来，在去杠杆的进程中，企业部门负债率持续上升的势头得到了遏制并出现了小幅下降，但是，企业部门的去杠杆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产能过剩行业中，企业部门的负债率下降相对不力，这将使得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调整面临较为长期的压力，可能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这是未来经济增长以及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最为重大的风险。
    记者：央行从2016年起将现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时至今日，该体系已经运行一年有余，对银行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郑联盛：宏观审慎管理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根本目标，将金融业视做一个有机整体，既防范金融体系内部相互关联可能导致的风险传递，又关注金融体系在跨经济周期中的稳健状况，从而有效地管理整个体系的金融风险。
    在我国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建立初期，人民银行提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宏观审慎分析，以识别系统性风险；二是宏观审慎政策选择，以应对所识别的系统性风险隐患；三是宏观审慎工具的运用，以实现宏观审慎政策目标。此后，人民银行等机构致力于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参与国际金融准则新一轮修订，提升我国金融业稳健标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
    2016年以来，我国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最为重大的改革就是实施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从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到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的政策变化中，对于银行业机构的影响将是较为深远的，特别是对于资产配置、资产腾挪、资本金、发展模式等将带来较为重大的影响。一是“大资管”模式的资产配置方式面临重大约束。二是资本金成为银行部门宏观审慎的核心约束。三是银行等机构的资产负债匹配面临更大压力，金融机构面临的可能是“资产荒”和“负债荒”的双重压力。四是银行业发展模式面临重新选择问题，依靠短期同业负债、非标业务来进行长期资产配置的发展模式将面临重大的约束。
    记者：对于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您有哪些方面的建议？
    郑联盛：2016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201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2017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中央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提升到了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的高度。宏观审慎框架不仅应该是一种危机应对的政策逻辑，还应该是一个动态发展的体系，基于更加有效、更加完善的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相结合的政策框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继续强化金融去杠杆，审慎保障流动性相对稳定。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紧中趋稳”。一是货币政策要有风险防控意识，要坚决继续“去杠杆、去泡沫、防风险”，不要因市场波动而动摇去杠杆的决心，不要做“更仁慈的央妈”；二是货币供给要与经济增长的内生需求相一致，保持流动性在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需求的水平上；三是创新型流动性管理工具更加有效使用。强化货币政策和流动性管理预调微调功能，凸显中央银行在金融去杠杆和流动性管理上的主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深化房地产市场的风险管控，以供求关系作为房地产调控的基本准则。从长远的角度看，应基于供求的结构性情况，以市场机制为主来匹配市场多元化需求相应的土地供给和住房供给，一线城市重在提供供给，高库存城市重在限制供给，同时以政策性住房作为保障、作为补充。依托财税改革打破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为支撑的收支体系，进一步为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资本支出提供稳定的、跨周期的收入来源。
    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实施为支撑，强化影子银行监管，建立健全大资管领域的统一监管框架。资产管理监管亟待强化，未来应该进一步明确资产管理的范畴，践行全面监管或监管全覆盖，以减少监管漏洞和监管空白，并在传统信贷与广义信贷、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管理中介与信用中介、投资范围与限制范围、风险防控等领域重点强化监管。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建立一个全面、统一、基础设施共享、监管协调有效的监管框架。
    稳步推进去债务化，防范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于企业部门，实体经济去杠杆的实现，不仅需要依靠政府的引导或干预，更需要强化微观主体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功能，二者实现有效融合，防止政府和银行成为“僵尸”企业背后的“巫师”。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重点应当放在理顺中央地方激励机制和财政关系之上，实质缓释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错配。从融资模式来看，应鼓励融资来源多元化。
    以市场化改革和市场机制缓释内外共振风险。第一，深化改革，释放信心，增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基础，强化市场人民币汇率稳定预期，是国际收支稳健发展和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础。第二，短期内继续强化对资本流动管理，中长期深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深化国际收支的价格调整机制。第三，短期强化对企业和居民换汇需求管理，中长期以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为支撑解决保储备和保汇率的两难问题，是保障外汇储备稳定的根本之策。
    金融监管整肃重在监管协调。监管强化过程中，更需要在监管协调和基础设施上形成协调共享机制。第一，对于混业经营的业务亟待建立全国统一的制度规范和管理市场体系。第二，建立健全基于功能监管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第三，建立全国统一、共享的金融信息综合统计系统。最后是投资者保护机制并未健全，亟待建立完善、互通、统一的投资者保护机制。（载《金融时报》2017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