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衡：发展分享经济要冲破观念和利益的障碍(2月20日)

    《金融时报》消息，处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下行压力，以“提供有效供给”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转型时期的重要举措。面对大量闲置的经济资源，分享经济具有发掘和整合的功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动力。今天，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学者、阿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子衡做客《理论周刊》，就有关分享经济的热点问题，与记者交流了看法。
    分享经济将整体提升社会经济效率
    记者：在我国，分享经济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周子衡：应该说尚处于初始起步阶段，有待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但是，中国分享经济的初始速度还是很快的，经济社会的接受程度也不低，发展态势是迅猛的，成长空间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全球而言，分享经济在中国具有无限的潜力和长远的前景。当前，正处于巨大势能向动能转变之中。
    记者：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环境下，分享经济对我国有哪些重要意义？
    周子衡：当前经济下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就中国经济而言，总体经济仍处于较高速度的增长中，还不是一个下行的问题，而是存在下行压力。下行压力主要是结构性的问题，由此，提出了“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的改革同样是结构性的，不再是扩大产能、扩张供给，核心就是提供有效供给。无效供给产生了大量的闲置不用的经济资产或资源，以分享经济来看，“不用即浪费”，需要分享。当然，当前分享经济限于已销售的成品，尚待延伸到上游。
    分享经济现实经济意义，总的看来，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扩大就业。以网约车为例，在我国，登记在册到网约车司机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这便是一个强有力的经济信号，分享经济有助于扩大就业，并且至为关键的是，这些新增就业岗位所支持的是，自主性就业，虽然并非都是全职工作，但是大大地提高了就业意愿。这对于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就业结构调整，关系重大，作用积极。就中国经济而言，分享经济不仅提升了经济资源或资产的使用效率，更提高了劳动效率，提高就业率。
    二是提高了经济效率，推进市场化。这就是平台经济的优势所在，能够在最广泛的范围高效配置资源，这便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活力，弥补了一系列的经济短板。不仅提高了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更整体性地提升社会经济效率。以旅游地产而论，许多旅游市场带有鲜明的季节性，大规模的旅游地产投资的回报率不高，发展旅游地住房短租分享经济，有助于推进旅游开发建设，进而提高内需。分享经济带来的效率提高，还有助于推进市场化，释放更为醒目的市场信号，引导投资合理增长和正确投向，有助于科学决策，减少重复建设、过度投资。
    三是提高经济社会的信用建设，提高社会经济治理水平与能力。分享经济是网络数字新经济，其交易的对象既是闲置不用的资产或资源，更是数字信息，关乎交易者的一系列个人信息或信用。大量分享交易记录是数据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信用体系建设，乃至提高社会经济治理水平与能力关系重大。
    四是分享经济有助于推进国际经济往来，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当前国际经济往来或竞争力主要来自企业部门，相对来说，个人或居民家庭部门的作用既不直接也非常有限。分享经济并不以国境为限，一个强大的分享经济体系一定是跨境发展的，这也是网络平台经济的天然属性。现而今，国际经济往来与竞合发展已经步入网络数字经济的轨道，分享经济将促进我国更为积极有力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中去，并使居民家庭部门或个人更为积极地参与其中，从而推进国际经济往来，强化国际竞争力。
    新世纪的分享经济微观而具体
    记者：在互联网时代的分享经济与传统分享经济之间有什么区别？
    周子衡：一定要给出一个判定，那么，最简单的界分应当在于网络数字时代的分享经济是基于分享“平台”而运行的，如果说有所谓的传统分享经济的话，它是通过“柜台”来操作的。柜台分享所需完成的几乎都是面对面的交易，这就在效率上有极大的损失，使得许多可分享的，无法达成分享交易。
    正是基于此，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与现时分享经济相对应的“传统分享经济”。分享经济的思想观念或理论探讨早在政治经济学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有些类似的实践活动，如建立一个社区来共享或分享，乃至一种乌托邦式的尝试。众所周知，这些并没有成功。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或理论研讨，分享经济的的确确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作为经济形态，分享经济确确实实是新世纪下的产物，而方兴未艾。
    传统分享经济的思想理论有着非常明确的价值导向，要么是解决劳资矛盾或冲突，要么是力图解决经济滞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现时分享经济则非常微观而具体，即解决经济资源的闲置不用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且须绕过所有权来做安排。由此，即便在思想理论上也不能将所谓的传统分享经济与现时的分享经济等量齐观。
    记者：您刚刚提到了“闲置不用”，它和“根本不用”的区别在哪里？
    周子衡：什么才算“闲置不用”呢？事实上，它并不是指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如果是绝对不用，所有权人则可以用于长期或永久出租，甚或出售；如果是相对不用，则意味着“不饱和使用”。社会经济体系中，存量资源的不饱和使用，使闲置不用成为“备用”常态，不仅维护成本巨大，且恶性循环地要求更多的增量产出以满足“备用”，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浪费。
    从不饱和使用到接近饱和使用，事实上存在着巨大“空隙”。那么针对这一空隙，可以高频出让使用权，让更多的使用者“加入”，形成分享之状态。分享经济事实突破了“一物一用”的既有的形态，形成了“一物多用”，亦即在一个所有权上出现了多个“不相冲突”的使用权，实现“饱和使用”；进而极大地提高使用效率和价值。
    可见，闲置不用不等于根本不用，若等而视之，便是严重地矮化了分享经济功用，不自觉地压缩其空间。
    提高对分享经济的认识水平
    记者：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分享经济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革？
    周子衡：“饱和使用率”是分享经济的核心贡献。以往经济社会盖以生产力为号召，核心在于提高产出率。但是，产出而不能售出，便带来经济紧缩或周期性振荡。于是，需要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等来提高需求，避危机性调整。然而，即便是产销率有了保障，但是，大量的闲置不用的想象普遍存在，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产出的持续扩张，压低了社会经济运行效率，最终将引爆更大的危机。因此，必须着力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饱和使用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分享经济形态视为某种意义上补充，就不仅曲解矮化了分享行为，更是从根本上否认分享经济的深刻社会经济含义。
    分享从存量开始，必然会延伸到增量，而这就意味着分享从消费端向生产端延伸。这就表明，分享不仅意味着消费分享，还将根本性地作用于投资。以网约车为例，网约车将改变机动车使用结构、消费结构，这就意味着汽车市场结构要发生变化，那么生产或投资结构必然要发生相应地调整。
    从这个意义上说，分享经济不仅是经济形态的“改进”，也将是经济形态的“改变”。这就意味着，分享经济将不限于经济局部或量上的改进，还将拓展到结构乃至经济性质上的变革。
    记者：安全性是我们在发展分享经济时绕不开的话题。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分享经济还存在哪些不足？国外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是什么？
    周子衡：这个问题前述已经有所涉及，即分享经济有助于提高经济社会信用建设，提高社会经济治理水平与能力。对网络数字经济了解越多，对分享经济的体验越多，才会消除一系列莫名的担忧。
    当前来看，分享经济的不足主要还是认识不足，体验不足，这就需要时间，需要积极有效地引导与推进。国外分享经济发展极为迅速，许多分享经济的商业模式肇端于美国，一经产生往往迅速推及世界各地。究其原因，最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体系成熟发达，社会信用体系完备，社会心理以及政策法律环境均持支持与开放的态度。客观而言，我国在这些方面的落差较大，有认识及观念上的问题，更有利益结构的问题。在新旧转换的阶段，利益上的矛盾或冲突，往往被夸大或扭曲了，出现了一些人为的梗阻。这种情况也非中国所独有，只不过在有些地区或行业表现的更为明显而已。这是需要着力克服的。（载《金融时报》2017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