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楠：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看西方主流国际收支理论的局限(11月18日)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作为协调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并且提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国际收支，作为国家对外经济交往系统的货币纪录，之所以重要，因为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在西方学界，国际收支是有关国际经济学的宏观方面（也称作“国际金融”）较成熟的内容，也是IMF等国际机构所关注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国际收支虽然并没有直接出现，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有分析，而马克思关于世界货币理论，又是《资本论》中有关国际金融论述的基础。如何把《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国际收支和人民币国际化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分析中国大国开放型经济又有何新的启示？本文尝试进行初步回答。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生产关系）出发，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及《资本论》寻找答案。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计划”的基本思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强调“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用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并指出“第二级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
    具体来看，结合“六册结构计划”中《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两分册的主要论题，按照马克思的构思，“六册结构计划”中《对外贸易》分册的议题主要包括：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交通工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历史变迁；影响国际贸易的主要因素；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价值和价格、平等和不平等交换；国际贸易中的金融和信用关系；国际贸易中保护关税、自由贸易的理论与政策等。《世界市场》分册主要论题是：世界市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经济体系发展中的地位与意义；世界货币和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过程；世界市场上的资本流动和转移；工资的国民差异；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世界市场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向新的历史形式过渡的内在必然性等。
    从《资本论》中与世界货币和国际收支相关的内容提炼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按照以下的标题层级顺序——“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3.货币”→“(c)世界货币”，在关于世界货币的分析中指出“世界货币的最主要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由此产生重商主义体系的口号——贸易差额！”，在脚注中马克思进一步说明“重商主义体系把通过金银来结算贸易顺差当作世界贸易的目的，而重商主义体系的反对者又完全误解了世界货币的职能。我在评论李嘉图时曾详细说明，对贵金属的国际运动的错误理解，不过是反映了对调节流通手段量的规律的错误理解。”
    此外，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五章“贵金属和汇兑率”，关于贵金属的流出和流入，马克思指出“金属的流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对外贸易状况变化的象征，而这种变化又是情况再次逐步接近危机的预兆”，以及“支付差额对亚洲来说可能是顺差，而对欧洲和美洲来说都是逆差。”
    正如陈岱孙、厉以宁（1991）在《国际金融学说史》所指出：马克思关于世界货币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世界货币必须是贵金属，（2）世界货币的职能，（3）世界货币的流动，（4）汇率的决定。《资本论》第一卷分析，表明在马克思看来，国际收支中的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的区别表现在：贸易差额是国与国之间进行商品贸易和互相抵偿后，必须用货币偿付的余额；而支付差额是国与国之间进行国际收支结算后，必须用货币偿付的余额。此外，马克思认为重商主义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初解释者，重商主义者重视的主要是对外贸易，而国际金融问题则是作为它的附属，是从贸易差额支付角度来考察的一个领域。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从一国的范围，分析了黄金外流和信用危机的关系，认为黄金外流并不是信用危机的原因，但如果贵金属外流是在产业周期的紧迫时间发生的，就可能促使信用危机的爆发，并且根据马克思的研究，不论在一国内，还是在国际间，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都只是生产过剩的表现，而不是它的原因。
    与西方对国际贸易与收支分析忽略商品的具体生产过程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强调生产和生产的国际关系，并且更为深刻的是直指国际信用危机的爆发。在西方学术界，《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1992）的“国际收支”词条指出，更确切地说是国际收支的分支科目的重要性，在于运用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商品贸易，劳务贸易，私人金融资产流动或官方储备流动的总值和净值变化，知道这些数据的大小可以为私人决策者提供帮助（作为表明商品或服务竞争力变化或者储蓄和投资模式变化的数据），或能显示出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显然，马克思关于国际收支与国际信用危机的论述是发人深省的。正如马克思指出，国际商业信用和资本信用，在国际范围内造成虚假的需求和虚假的繁荣，促使一切国家都有可能过度进口和出口，从而发生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的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从实践看，当代的货币危机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均是其现实写照。
    与西方对国际收支“交易汇总表”分析的工具论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强调国际收支的性质和变化原因的过程论。从国际收支定义看，《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1992）“国际收支”词条定义国际收支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一国居民与国外居民发生的交易的记录。多恩布什、费希尔和斯塔兹（2014）在《宏观经济学（第十二版）》第十三章“国际联系”指出任何经济通过两种渠道与世界进行联系：贸易（商品和服务）与金融，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与世界其他地方进行交易的记录。另一方面，凯夫斯、弗兰克尔和琼斯（2007）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收支（第十版）》第十五章“国际收支账户”中对国际收支的概念界定已转向国际收支账户（Balance of Payments Accounts）。克鲁格曼、奥博斯特弗尔德和梅里兹（2015）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十版）》下册国际金融部分“国民收入核算与国际收支平衡”更为关注国际收支核算（Balance of Payments Accounting）的概念。实际上，西方对国际收支账户与国民收入账户，关注于开放型经济与国内经济联系的恒等关系，即“国民储蓄－投资=经常账户余额”，而其中的因果关联分析差强人意。对于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制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进而形成一个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基于此，尽管国际收支并没有出现在“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之中，但也可遵循上述逻辑进行类似拓展分析，并可尝试借鉴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资本循环的分析，使国际收支分析成为开放型经济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具体应用。
    此外，与西方（特别是IMF）国际收支调节货币论和结构论的总需求分析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收支分析更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分析。如前所述，与西方对国际贸易与收支分析忽略商品的具体生产过程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强调生产和生产的国际关系。西方对国际贸易与收支分析，首先集中于交易的简化而忽略商品的具体生产过程，并通过简单的交易模型确定贸易所得后，进而关注利益分配及国家福利和世界福利的冲突与统一。但是，从现实来看，即使在美元本位、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横行天下的今天，经济现实依然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国际收支分析不能脱离生产和生产的国际关系。基于生产，马克思将生产分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并且深刻论述了由于扩大再生产而产生的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不协调，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之一。实际上，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就是投资和消费，马克思指出的矛盾也正是现代经济中存在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差额恶性循环地扩大的矛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什么？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是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收支分析可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分析框架中并作为供给侧结构性分析的具体运用。如何在“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结合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新背景，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收支分析框架，将成为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所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什么？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是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遵循马克思“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的理论逻辑，借鉴《资本论》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形态分析，可将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产能、市场与货币红利的大分析框架，作为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开放型经济分析的具体应用。进而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行使货币功能，逐步成为主要的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金融交易货币及国际储备货币，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完整定义。后SDR时代，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在“按功能推进方式”日渐清晰。与此同时，伴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在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市场运行过程中，人口红利不断释放，中国国际收支将不断趋于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也将趋向均衡，这将与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相伴而行，并且也是经济发展趋向新常态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