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等：经济长期低迷下的全球化萎缩须关注(10月24日)

    《经济参考报》消息，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21日在参加由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社会科学文献共同主办的《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5—2016）》发布会时，对当前及“十三五”时期的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增长情况做了认真分析。李扬认为，虽然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已经八年了，但是危机仍然没有过去，反而在不断深化，未来全球经济有五种现象将长期存在。张平表示，“十三五”时期中国的经济调整，不仅要重视周期波动的熨平，而且要重视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纾解。改变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的外生性增长模式，进行内生性增长模式的重建，是新经济时期的调整重心。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五种现象将在全球经济增长中长期存在
    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八年，危机并没有过去。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入，有五个现象必将长期化：
    一是全球增长速度持续下行，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危机虽然已经发生八年，但是全球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中，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行已成为普遍现象，这个过程，还会持续五到十年。作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也难独善其身。导致这种状况发生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劳动生产率不断下行。一些国际组织的研究显示，今年劳动生产率增长为零，明年将是负增长。劳动生产率不高，导致投资收益率不高。投资收益率不高，大家就不愿意投资；不愿意投资，经济增长速度就下来了。造成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创新不足。现在全世界都在等待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全球这么大经济体，局部的变化不可能把它带出低增长的泥沼。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二，人口结构恶化，也就是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最重要的就是抚养比。如果干活的人少，被养活的人多，经济是不可能增长的。
    有一个概念叫“人口红利”，指的就是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比重很高，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就像过去中国30余年的情况那样。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我们的抚养比迅速上升。干活的人越来越少，需要养的人越来越多，这哪里能有经济增长？现在机器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火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活的人少了，我们需要机器人服务了。
    第三，长期的产出缺口。所谓产出缺口，指的是经济增长总是达不到其潜在增长水平。比如，现在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8％左右，实际增长6.7％。如果经济增速长期达不到潜在增长水平，底线也会不断下落，最终形成恶性循环。造成长期产出缺口的原因是需求不足。投资、消费、出口，这几个需求不足将是一个长期现象。因此我们要接受一个长期低迷的经济增长速度。
    二是低利率乃至负利率长期化。上个世纪末，在美国开始实行低利率，很多人说实行低利率在美国引发了泡沫，然后才有了次贷危机，现在来看是错的。那个时候不是要实行低利率，而是资金供求状况使得利率就很低。危机以后，美国的中央银行迅速地把利率打到零。2014年6月欧洲中央银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负利率，下半年又进一步调到-0.2，于是各国纷纷效仿，在欧洲大陆有几个国家实行负利率，日本也是长期实行低利率，随后也实行负利率。中国利率很高，但是中国利率水平也是持续下降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如果说利率长期为负，金融部门干什么？金融运行怎么办？由于长期负利率或者低利率，现在配置金融资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就导致了一些我们并不太愿意看到的负面现象。比如说，大量资金涌入到房地产领域中。负利率或者低利率，这个现象也会长期化。
    三是通货紧缩长期化，物价长期低迷。中国PPI长期负值，CPI在二以下已经运行了很长时间，全球其他地方也是如此。面对低物价甚至不断下跌的物价，消费者是欢迎的；但对于生产者来说，物价下跌是灾难。物价持续下跌，意味着从购进到产出就已经有亏损。
    通货紧缩，对应的词叫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说的是货币供应多了，同时导致物价上涨。通货紧缩说的是什么？货币供应少了，导致物价下跌。但是让我们头疼的是，当下货币供应并不少。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不断在扩张，经济增长6.7％，M2增长12％多，但是物价没有上去，钱到哪儿去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现象，不叫通货紧缩，叫“货币供应过剩情况下的物价下跌”。原因就是我们的货币供应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这种情况下，物价上不去，货币供应又很多，导致了几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其中一个现象就是整个经济货币化、金融化。哪个领域都在说金融，大家都想搞金融。而金融出问题，根本原因还是实体经济领域出问题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四是债务长期化。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包括了“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中有一项是“去杠杆”，也就是说要降低杠杆率。杠杆率是指债务和GDP的比率，杠杆率高说明大家借钱多。
    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杠杆率高升的危机，此次危机的起点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美国居民部门的债务问题。一转眼到了欧洲，变成了主权债务危机。反危机的一个必要环节就是降杠杆，八年过去了，杠杆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有人说，危机第三轮到发展中国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企业债务危机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这几年，中国企业债和地方政府债增长非常之快。企业债中，70％左右是国企的债；地方政府的债增长很快，杠杆率也在不断提高。一些国外机构看空中国，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债务问题日趋突出。对于这些债务问题，我们有解决的办法，不过要损失掉一些已形成的财富，用一些优良资产去填债务的窟窿。
    虽然我们都认识到用债务来刺激经济是饮鸩止渴，但是全球都还在用这个手段，以至于杠杆率居高不下。在这个状态下债务是不是只会涨，而不会缩？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都必须进行深刻调整。
    五是去全球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但是现在全球化已经发生了趋势性的改变，这些改变有好几个现象值得注意。
    一个现象是全球的贸易增长已经连续四年低于全球GDP增长，中国的贸易增长已经连续五年低于GDP增长。二是发达国家过去是以自由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为旗帜的，现在这些国家普遍实行贸易保护，各种贸易壁垒、非贸易壁垒、贸易纠纷等，层出不穷。三是出现了像英国脱欧这样极端的逆全球化现象，现在脱欧不只是英国，整个欧洲都出现了大量的脱离原来的经济共同体的现象。四是广大新兴经济体全面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改变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和依赖出口的战略转而扩大内需。
    全球化逐渐萎缩的态势，对于我们有极大的影响，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经济调整要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受人口结构变化、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结束以及城市化推进等诸多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将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调整，不仅要重视周期波动的熨平，而且要重视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纾解。从原则上来说，改变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的外生性增长模式，进行内生性增长模式的重建，是新经济时期的调整重心。从现阶段经济表现来说，这样的经济转型才刚刚开始。为此，对重点领域应执行切实的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之前的经济腾飞，得益于动员型经济模式的运用，政府运用行政力量，通过市场动员了大量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资源，先是通过工业化以国际市场为增长平台，走出了一条有效的高增长路径，继而又通过动员式城市化，快速扩张城市建设，激活房地产需求，推动了中国城市化大发展。对于这种动员型经济增长模式，如果政府运用得当，会调动和激活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但稍有不慎会造成过度投资、内外失衡、价格体系扭曲及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正是寄希望于对上述问题的解决。但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所采取的很多应对措施也是行政化的，采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行政干预遗留下来的问题，留下的还是行政干预的结果。因此，需要我们重新定位和认真思考政府的角色和行为。就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水平而言，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全社会对市场经济已经逐步适应，如果让微观主体获得更大的活力，政府只需在宏观经济上保持稳定就可以，而无须事无巨细。当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政府来启动，但这并不是说由政府包办一切，更不是政府一家唱独角戏。这就需要政府审时度势，合理确定自己的位置，从规则入手，运用合理的激励手段，引导市场参与者朝政府希望达成的目标去努力。也就是说政府应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第二，明晰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首先，积极推进国企改革，打破行政垄断，推行政企分开；推动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打破各种资源流动尤其是高层次人力资本流动的制度障碍，解决资本市场、要素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割裂问题；打破行政干预所导致的横向、纵向经济分割，切实发挥经济网络的集聚、关联效应，提高城市化的空间配置效率，疏通知识部门的分工深化渠道和知识过程的创新外溢渠道。其次，推进科教文卫等各类事业单位的转型和改革，形成高端服务业市场，提高服务业质量。过去30多年，对工业部门增长的强调，导致对服务业发展的忽视，把服务业置于工业化的辅助部门发展，不注重质量和效率，使服务业处于低水平状态，不仅不能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而且拖累了工业部门的继续发展，给经济转型增加了困难。因为认识的偏差，中国现代服务业一部分存在于管制较大的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另一部分存在于电信、金融、铁路、航运以及水电气等垄断部门。这些部门缺少市场激励，竞争不充分，效率低下，劳动生产率水平很难得到提高。为此，需要把上述部门的改革与放松管制相结合，尽快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服务业体系，提升服务业的效率及其正外部性，推动中国的经济转型。
    第三，深化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税制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城市化阶段所需要的直接税制。中国目前的税制结构特征是以间接税为主，主要征税对象是工业部门，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痕迹，同时又带有明显的工业化阶段特征。然而，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调整，中国已步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随着城市化的日趋成熟，城市服务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如果再沿用以间接税为主的征税体制，不仅会加重工业部门的税收负担，增加该部门转型升级的难度，而且会造成地方政府税基弱化，增大地方财政收入的难度。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时，可以由原来的以间接税为主调整为以直接税为主的体制。所以，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十三五”期间，应通过税制改革逐步由以间接税制为主过渡至以直接税制为主，提高消费等直接税比例，降低间接税占比，为经济转型提供良好条件。（载《经济参考报》2016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