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刚：创新发展理念下的商业银行改革与发展(4月1日)

    2015年11月，《中国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建议》”）正式颁布，突出强调了“十三五”期间的全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并以此为基础，设定了“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在三期叠加、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十三五规划建议》勾勒出了我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也指明了我国经济、金融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一、创新发展的主要思路
    从目前来看，我国经济已经具备了从要素驱动模式转变为创新驱动模式的基础。虽然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规模出现下降，但每年新增的700多万高等教育毕业生为创新提供了充沛的人才红利，研发人员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虽然我国的土地价格、资源环境的成本优势有所下降，但我国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条件、营商环境等都要大大优于印度、东南亚国家等地区。虽然我国独立自主创新的能力还有待加强，但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有利于摊薄基础性创新的成本，有利于培养一批类似阿里、腾讯等的巨型创新企业。
    基于以上基础，我国确定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创新驱动战略规划，并在《十三五规划建议》将创新发展上升为重要的国家发展理念。在2015年，我国提出了以“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战略规划，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还从企业登记、创新孵化器、风险投资、融资、税收等多个方面出台了鼓励政策，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于推动中国产业由大变强，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政府在2015年5月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是创新驱动战略的基石性行动纲领。这是因为， “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出路也在制造业”。“中国制造2025”将制造业定位成“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提出了建设制造业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第一阶段是2015年-2025年，要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阶段是2025年-2035年，要达到制造强国的中等水平；第三阶段是2035年-2049年，要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在“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创新不仅指新兴产业，同样也包括了传统产业的升级和发展。新兴产业方面，“中国制造2025”要求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形成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技术研究基地），重点开展行业基础和关键技术研发、成果产业化、人才培养等工作。在传统产业方面，则支持重点行业、高端产品、关键环节进行技术改造，引导企业采用先进适用技术，优化产品结构，全面提升设计、制造、工艺、管理水平，促进钢铁、石化、工程机械、轻工、纺织等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除制造业的升级发展战略外，国务院于2015年7月颁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显示了我国在创新驱动战略中实现“弯道超车”的发展意图。在这一规划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国互联网的规模优势和应用优势，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加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各行业创新能力。加快推进“互联网+”发展，有利于重塑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育新兴业态和创新公共服务模式，有利于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对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二、创新发展下商业银行的机遇与挑战
    虽然我国服务业比重已超过了工业，但这一比重变化主要是工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分工深化出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果。观察主要国家的经济史可以发现，各国工业比重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倒U型的变化，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工业比重出现拐点的人均收入要远低于发达国家，呈现出“过早去工业化”的特征。因此，创新驱动战略要强调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既要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抢占新技术前沿，也重视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提升，形成经济转型升级的“双轮”驱动。总的来说，这些创新发展将带动对投融资的需求，为商业银行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首先，追赶型产业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投融资需求。在实施后发追赶战略的30多年来，“引进吸收再创新”是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业附加值的最主要方式，是我国经济增长函数中不可或缺的变量。我国的高铁、核电产业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力，集成创新模式功不可没。但相比于同样走过后发追赶之路的日本和韩国，我们在技术吸收后的“再创新”环节投入不足。根据郑刚的研究，日本和韩国在花费1单位成本引进技术后，会追加5-10单位的成本消化吸收，而我国在集成式创新中的后续投入则有较大差距，导致我国在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追赶型产业中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而低端产业的恶性竞争又导致了低水平的产能过剩。未来，追赶型产业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向中高端升级的投资需求，由于这些产业技术升级的技术路线相对成熟，技术引进的投资方向相对清晰，商业银行技术改造贷款等传统信贷工具仍然有很大的施展空间。
    第二，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大幕刚刚开启。随着以3D打印、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数字化生产与新商业模式的结合，“互联网+”的触角从消费端延伸到生产端，传统的生产流程、生产模式和管理方式将与信息技术深度集成，“大规模批量生产”正在向“大规模定制”转变，将产生规模不小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需求。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产业分工将进一步深化，大数据、工业物联网协同配置的生产组织方式将改变原有上下游产业链的分工关系，供应链中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运转方式也将进一步发生变化，银行收集、分析、分享供应链企业间信息的能力更加完善，衍生出更多的银行保理、应收账款融资等供应链金融需求。
    第三，前沿产业创新的投融资需求。我国已有一批产业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和技术创新前沿，继续领跑或实现弯道超车都需要金融的进一步支持。一是具有一定技术优势的领先型产业。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在白色家电、高铁等产业已经处于或接近国际最高水平。这些产业必须依靠自主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才能继续保持产品的领先地位，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二是可以实现弯道超车的产业。有这么一类产业，我国企业和国际领先企业处在或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一类产业，要么经过多年基础研究积累降低了关键性中间产品或技术的产品，已经或即将到达商业化的阶段，比如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基因技术、新材料技术等；要么是市场需求变化快、研发周期短、商业模式充满变化的产业，如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对于这些产业，基础性或原发式创新的资金投入大、风险高，如果没有合适的金融安排给予支撑（引资）和引导（引智），很难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无法保持或占领产业竞争制高点。
    第四，传统产业绿色改造的投融资需求。当前的金融体系对传统企业绿色改造的支持十分有限。以清洁能源投资为例，全球用于化石燃料开采的投资为6740亿美元，但用于清洁能源投资仅为2500亿美元（UNEP，2014）。面对改善环境的巨大压力，行政性关停只是临时性应急措施，长远来看，以清洁发展机制（CDM）项下融资、合同能源管理（EMC）融资、节能减排技改项目融资、节能减排设备供应商买方信贷融资等绿色金融工具，才能切实支持传统产业实现绿色发展。
    第五，产业并购重组的融资需求。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在长期内使得产品市场自然出清。作为市场筛选机制的表现形式之一，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是化解我国落后产能过剩、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创新驱动的重要手段。我国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要提高新增投资的配置效率，还要优化存量资产的使用效率，通过优势企业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企业并购重组的方式，调整和构筑新的资本组织，将资源从低效率的企业释放出来，重新配置到高效率的领域，提高整个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根据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股权投资市场2014年全年回顾》披露的数字，2014年已经完成并购案例1929起，比2013年增长56.6％；共涉及交易1184.9亿美元，同比增长27.1％。并购重组业务也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常态”。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方面，根据WIND的统计， 2014年上市公司相关并购交易4450起，披露交易规模1.56万亿元，涉及上市公司超过1783家，交易规模和涉及上市公司较2013年同期分别增长274％和210％。其中工业、消费、金融、信息技术行业在并购重组中的比例最大，传统行业与新兴行业齐头并进。企业间的并购重组需要金融提供并购顾问、并购贷款、并购银团、并购债券、并购基金以及和第三方机构合作的并购夹层融资等一系列金融服务。
    三、创新发展下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
    在创新驱动战略下，由于客户结构、业务需求和盈利模式等都将发生改变，商业银行在“十三五”期间的客户定位、业务流程和风险管理体系等也需要随之转型，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首先是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创新发展。商业银行应按照《十三五规划建议》所阐述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合理配置信贷资源，除积极满足重点在建续建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重点领域的合理信贷需求外，还应逐步加大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产业、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等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有重大影响和示范引导作用的行业、企业。在促进创新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同时，不断优化银行信贷的产业结构。
    此外，还应加强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以加大对创新性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推动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行程。此外，信贷结构的投放还应相化解过剩产能倾斜，进一步完善差别化信贷政策，推动完善配套支持政策，采取多种形式推动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实现。
    其次是优化客户结构，加大对中小微客户的支持力度。在我国后发追赶过程中，规模化生产催生了大型企业及其大规模融资需求的形成，基于客户规模的评级体系以及大企业较高的收益成本比，商业银行更愿意将各类资源向大客户倾斜。随着产业的分工细化，大型企业将更专注于研发和营销，投资生产设备的融资需求减弱了；随着生产组织方式的升级，模块化生产会成为主流生产方式,而大型企业原来承担的很多生产环节将分解给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将从零部件提供商升级为模块生产商，从而产生大量设备更新需求。另外，物联网和大数据在生产流程中的应用，极大丰富了中小微企业除财务数据之外的信息，缓解了银行对其进行信贷决策和贷后管理时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风险。银行应通过信息系统连接销售平台、企业ERP系统、企业网银和银行信贷系统等数据库，实现贷款资料电子化、信息传输系统化、信贷操作网络化，既能提升业务效率，更能保证数据来源准确性。
    第三，探索“投贷联动”，支持“双创”企业发展。在创新创业领域，我国在点上涌现出一批受金融资本支持的优秀企业，但在面上尚未形成完善的金融支撑。创新创业期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是世界性难题，商业银行需要与风险投资机构等相关各方，共同建设创新生态系统，才能形成可持续的融资模式。对此，在“十三五”期间，商业银行应探索“投贷联动”的机制，以“股权+债权”融资的模式对“双创”企业进行投资，积极支持培育经济发展中的新产业、新动能、新力量。在股权融资方式中，商业银行既可以与外部投资机构（包括PE和VC，以及银行集团关联子公司）合作，由后者先行进行股权投资；也可以通过向银行高资产净值客户募集资金，通过理财产品的方式进行股权投资。
    第四，发挥并购全产业链优势，推动产业优化重组。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中国产业资本的发展壮大，企业兼并收购行为对于商业银行的产品设计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银行要充分发挥客户资源丰富、撮合并购重组资源强以及融资速度快、资金实力强的优势，在提供并购贷款之外，还可以帮助企业直接发行并购债券融资，帮助企业引入PE基金提供股权融资，为企业设计并购结构化融资、信托及资产管理计划等夹层融资模式以融得资金，提升并购交易的成功率。“十三五”期间，随着国企改革的渐次深入，商业银行可作为国资公司内部股权/资产整合和集团内部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的并购顾问，促进国资整合和集团内部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实施。
    第五，推进组织架构改革，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随着规模不断扩张和业务日益复杂，银行过多层级的管理架构表现出了管理效率低下、市场响应较慢、风险控制僵硬等一系列弊端，难以很好地适应创新项目融资的特点。要更好地服务于创新发展，银行需要对业务流程和组织架构上进行优化和改革。
    具体而言，商业银行应立足“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根本理念，优化组织架构，根据业务条线进行事业部制改革，实现各个业务模块实现专业化运营，为客户提供优质、便捷的“一站式”服务。根据适应客户需要、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思路确立管理体制，而非简单的“产品驱动”。通过事业部改革，整合、简化各个业务条线的功能与管理层级，提升对市场的反应速度。理顺中后台与前台之间的关系，强化前台对市场的反应、服务能力。组织内部以事业部为主，形成较为独立的利润中心，前台是中后台部门的客户，中后台部门之间互为客户。采取内部转移价格形成内部结算关系，强调各部门之间的有偿服务，提高跨部门的服务质量和效率。
    第六，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加强互联网金融创新。银行需要加大对信息技术的投入，大力推进金融业务与互联网的融合。随着互联网使用率的不断提高，互联网企业拥有的大量有价值的客户资源和客户信息成为了互联网金融产品设计的源泉。此外，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互联网金融更能与客户的需求对接，具有便捷的交互功能。因此，加大信息技术投入，提升收集、运用数据的能力，可以为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于“互联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发展电子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互联网金融平台，在传统的物理网点之外，建立和完善新兴销售和服务渠道。此外，商业银行还应该根据各种互联网经济业态的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强金融对互联网+创新的支持力度。通过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商业银行在降低成本、有效扩大银行客户服务范围的同时，也能及时适应用户需求特征的变化，积极应对互联网企业的挑战。(载《农村金融研究》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