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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增武:李鸿章家族财富传承策略及其启示(3月23日)

http://www.newdu.com 2018/3/17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据《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统计,截至2001年,李鸿章家族后代数百上千子孙中的博士和博士后已有10位,教授、高级工程师和高级研究员已有58位,获中级职称的有40人,获得硕士学位证书的有30人,具有大学学历的已有168人,其中还有老六房的李家昶和李家景等“航空母舰”级企业家以及为数众多的不同行业的企业家。从财富管理的增值、传承与家业治理角度而言,李鸿章家族财富积累不外乎家族人员从官的工资收入以及清政府时期的陋规收入亦或官商督办企业及房地产投资的经营收入等,推崇教育至上的家业治理经验,鉴于此,本文我们主要从李鸿章家族的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传承两方面陈述李鸿章家族的财富传承策略及其经验借鉴。
    一、有形资本五代传承
    李鸿章及其嗣子李经方均通过“遗嘱”进行有形资产的传承,受宗法制影响,李鸿章的遗嘱架构基本秉承“一代男性均分”的基本理念,而李经方的遗嘱则体现较多现代化的元素,其中五代传承架构和保证家族永续的私人银行业务最具代表性。接下来,我们以李经方遗嘱为例阐述李鸿章家族的有形资本传承策略。据《李经方遗嘱》(简称“遗嘱”)内容整理,李经方的有形资产以住宅、宅基地或商铺等为主的房地产,约有12处,公司股票证据7张,砖瓦厂等产业3处,银行存单6张,田产5处,应收账款5宗,现金2份7.3万元,价值明确的遗产价值总额为72.6万,租金明确的田产租金总额为2.35万石。
    下面,我们从组织架构、受益人结构和受益财产情况三方面详述“遗嘱”内容。总体而言,作为遗嘱的见证人,周孟文还作为受益人之一李国烋受益财产的监察人,原因在于李国烋素有心疾。李经方在制定“遗嘱”时,赋予监察人周孟文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当下的家族财富管理或企业传承也具有很大意义,原文为“国烋素有心疾,所分授各产或现款,今由予委托周孟文为监察人,督察其各产财政出入,国烋一切须听受周孟文支配,不得违抗。如不遵从孟文,可代表予随时以法律制裁之”。此外,李经方对大管家周孟文的汇报是利济轮船局的十万元股票,免费赠与,也是李经方遗产分配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李经方遗嘱的受益人结构上至家族长辈,下至重孙第三代,中间兼顾妻妾和管家周孟文,即“兼顾五代、人产确定”的家族财富传承权益重构思想,有意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事实上,从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遗嘱”旨在照顾到家族中每个人的权益。结合“遗嘱”内容和受益人结构,可以总结其家族财富传承特点如下:
    第一,直产外息。对儿女等直系血缘的一代,则直接分配房产或地产的所有权,而对上辈和同辈等“外人”则只赋予其财产的使用权,特别地,上辈或同辈名下的遗产也多以波动性较大的权益类资产如股票等为主,如刘四姑太太等长辈只是在有生之年之年拥有遗产利息的使用权,待其过世后,则对其名下的遗产进行二次分配。其中,作为李经方家族的管家,周孟文则是直接获得利济轮船局的10万元股票。
    第二,顺位继承。对某些资产,李经方遗嘱明确应“长房继承”的顺位继承思想,如“遗嘱”第18条中规定由其从父亲李鸿章手中继承而来的周太夫人祭产等,当时继承来源的原因则因李经方是长房,接下来,依然要传给长子国焘和长孙家骍,且以后永归子孙之长房者继承管理,他房不得干涉、争论。“遗嘱”的第1条和第11条是顺位继承的第二种表现形式,以第1条为例,将芜湖城内外的房地产租金收益分为三份,其中两份为李经方自身的养老费,其余一份为国焘家用,当李经方过世后,其原来享用的养老费归国焘继承,国焘原来的一份家用则由家骥、家骍均分。
    第三,二次分配。在一次分配中得息的受益人过世后,会将其名下的遗产分配给儿女和孙辈,基本原则是“人人有份,顺位分配”,也就是说儿女和孙辈中本人或本人的子女至少其中一个拥有二次分配的权利,如刘四姑太太名下的股票权的二次分配受益人是家骥的儿子,即李经方的重孙。再如妾王氏和妾陈氏名字遗产的受益人分别是其女儿国芸和其女儿国华的儿子,即妾陈氏的孙子等。妾王氏和妾陈氏的受益额基本相当,分别为5.3万元和5万元,这也体现了遗产均分的基本思想。最后,对于没有生儿育女的妾吴氏,李经方分配2.3万元的现金作为她的养老金和丧葬费用,不存在二次分配问题。
    第四,家族永续。前述的遗产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方案的结果是将遗产直接分配给了儿女或孙辈,即在“遗嘱”设立时已经出生在世的儿女或孙辈均有受益权和受益额度。事实上,为保证继续家族永续,作为“遗嘱”的指定人,李经方不仅考虑了已经出生在世的子孙,而且还兼顾了尚未出生的子女以及已出生和未出生中的“德者”,即“遗嘱”中的第31条,这是当下国内私人银行或家族信托等具有传承性质家族财富管理工具的先驱。主要内容是李经方从“少至老”在“一大银行”存入不计其数的存款,且没有存券,与银行之间的约定是“凡吾名下之款,吾子孙将来有德者,该银行当然付给,无德者亦无从妄取分文。”显见作为委托人的银行是否支付给其子孙的决定条件则是其子孙是否有德,此处的“德”则是双方议定的支付条件。
    二、无形资本有形转化
    从生命周期资产—负债角度而言,家族财富管理不仅涵盖前述的有形资产管理,还应包括社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形式资产的传承管理,我们知道,李鸿章因家族几代人的努力而官居直隶总督等要职,也并非现在大家常说的官二代或富二代等,一定程度上而言则是依靠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年”的教育经历。鉴于此,本节我们重点介绍教育经历和婚姻关系等李氏家族无形资产的传承情况。
    1.曾门一入官运亨通
    不惑之年考中进士的李文安与曾国藩“同年”,当时曾国藩仅仅是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即编写史书的闲官,而李文安当时就安排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拜师学习“经世之学”,兄弟二人此后成了“曾国藩”的得力助手。1855年,曾国藩在江西设立湘军后勤处,李瀚章任后勤总管,即曾国藩的“钱袋子”。1858年,当李鸿章的团练队伍在安徽丢盔弃甲时,举家前往江西投奔大哥李瀚章,然而择机入驻曾府,如同李鸿章考验其首席管家盛宣怀一样,虽然曾国藩比较欣赏李鸿章,但还是让他再江西做了一个多月的冷板凳,最后还是李鸿章托同年陈鼐前去说情才留了下来,后因援兵上海组建淮军而名声大噪,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2.婚姻资本无形有形
    纵观李氏家族的豪门婚姻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婚姻在强化家族关系以及无形资本的传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统计,李鸿章与学生兼战友刘秉章家族之间有七门婚姻关系,与太湖赵家即李鸿章的继室赵小莲家族的婚姻关系至少有六门,与安徽合肥张家即父亲李文安的亲家之间的婚姻关系不少于五门,与安徽寿州孙家即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咸丰状元、光绪帝师孙家鼎家族之间不下于七门姻亲关系,再者与安徽泾县朱氏家族即明洪武朱元璋的后代之间通过李凤章的儿孙至少促成了三门姻亲。除了与刘、赵、李、孙、朱五大家族的强大婚姻关系网外,李鸿章家族在淮军系统内的亲家还有很多,如刘铭传家、周胜波家等等。最后,李氏家族不仅在淮军系统内的婚姻关系网错落有致,豪门关系的阔亲家还有很多,如江苏巡抚薛焕、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段祺瑞等。接下来,我们仅以李鸿章家族和段祺瑞家族的婚姻关系网为例来说明婚姻资本的传承情况。
    据史料记载,李鸿章孙子李国杰一直留任官商督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在与国民政府有关轮船招商局所有权关系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后,1932年12月27日,上海地方法院以“以国家财产作抵押向美商公司借款、出卖国家利益等”为由判处李国杰有期徒刑三年,剥夺公民权利四年。之后,段祺瑞因工作关系遇到蒋介石,并和他说“国杰的事,就看在中堂大人的面子上,就算了吧!” 几天后,蒋介石就放了李国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营救”李国杰的过程中运用的“人际关系”:第一,家族关系,李国杰与李国源是堂兄弟,李国源是李昭庆的孙子,李国杰是李鸿章的孙子,熟知李鸿章和李昭庆是兄弟关系;第二,婚姻关系,段祺瑞的女儿段式萱是李国源的原配夫人;第三,工作关系,段祺瑞的祖父段韫山办过团练并隶属于李鸿章的淮军,算是李鸿章的下属,此外,段祺瑞17岁那年前往投靠的一个叔叔也在军中,同样也是李鸿章的下属;第四,教育关系,段祺瑞20岁时就读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陆军学校),24岁时当李鸿章向选取一批人去德国进修时,段祺瑞以第一名的身份入选,回国后备受重用。事实上,段祺瑞将女儿许配给李国源也算是报答李鸿章的知遇之恩。当然,段祺瑞“打声招呼”就能释放李国杰,同样也是因为段祺瑞是蒋介石在保定讲武堂就读时的校长。简言之,促成段祺瑞施救李国杰的关系有多种,但李国源与段式萱之间的婚姻关系则是中枢。
    三、结束语及经验借鉴
    目下,由改革开放孕育的家族企业已进入或正在进入传承阶段,事实上,在研究家族企业的传承之路时,不外乎两种方式三条路径,即传亲的实际管理和虚拟管理以及传贤的职业经理人方式等。从家族企业的传承角度而言,李氏家族给我们的经验启示就是传贤传亲表里如下,即在子孙有能力的条件下传亲,如李鸿章在组建幕府时,只有大儿子李经方和女婿张佩纶有幸位列其中,因李经方有译才,通五国文字,性格沉稳,勇于人事,而张佩纶有辩才,粗中有细,口无遮拦,耿直可爱。而当子孙没有能力时,则选择传贤,如在经营官商督办企业时选择有能力的人做担当,同时与对方“约定”当子孙有能力时再交给子孙,如盛宣怀过世后的轮船招商局董事由李鸿章孙子李国杰顶缺。
    此外,李经方遗嘱分家析产机制的直产外息、顺位继承、二次分配以及家族永续等特点对当下的财富传承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鉴于李经方是盛宣怀家族分家析产机制的监督人和领导者,因“一代、均分、传男”特点中的宗法制下的“传男不传女”思想导致其后期因女子继承权而引发了一系列财产继承风波,估计受此影响,李经方在制定遗嘱不仅考虑了在世的五代中的所有人,同时还兼顾未来要出生的儿孙后代,在二次分配中,则将前辈和妻妾名下的权益类资产直接分配给前辈和妻妾的子孙,而对没有子嗣的妻妾,则直接分配给现金,供其基本生活和死后安葬,以上这些特点对多姻家族的财富传承策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精神和物质同传承。如引言所述,李氏家族数百上千的后人中人才辈出,到了第四代“家”字辈已基本完成家族“富不过三代”的传承,其中老六房在海外还有家昶、家景和家曙三艘“航空母舰”级企业家。众所周知,李氏家族的教育理念和家风精神以及尊师重教和屡败屡战的精神传承等是李氏家族得以基业长青的根基所在。事实上,除此之外,如果我们仔细梳理老六房的情况,可以发现,李氏家族的“才子”李经方以及“首富”李凤章的三儿子“李经翊”都是从老六房过继来的,结合李经方遗嘱中的遗产分配策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老六房及其子孙的成功是精神传承与财富传承的结合体。
    第四,无形资本的有形化。纵观李氏家族的成功经验,基本将工作经历、教育经历、兼职经历以及婚姻关系等无形资产进行有形化转换,如李文安因同年关系将儿子李翰章和李鸿章送入曾国藩幕府做学生,进而推开李氏家族这一扇豪门。再者,李鸿章家族的婚姻多在淮军及幕僚中结网,如李鸿章将同事加战友的女儿赵小莲娶为继室,成就赵小莲赵氏家族的“帮夫运”。最后,在救国杰案例中,充分运用蒋介石与段祺瑞之间的师生关系以及段祺瑞与李鸿章的师生关系等教育资本,以及段祺瑞女儿段式萱与李鸿章侄孙李国源之间的婚姻关系等无形资本。(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载《银行家》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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