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奇：中国经济步入“铁锈时代”(5月30日)

    上个世纪70年代前后，美国的俄亥俄州和苏联的乌拉尔山地区由于重工业的过度繁荣产生大量过剩产能，在随之而来的重工业产品需求萎缩背景下，出现大量工厂停工、停产、闲置、倒闭现象，很多机械设备由于长期闲置而生锈故经济学家们称为“铁锈时代”。
    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历史上的喜剧可能只会出现一次，但悲剧常常会出现两次以上，“铁锈时代”那不幸的一幕似乎正在中国上演。最近几年来，我们亲眼见到了私营造船修船行业的过度繁荣，目睹了煤炭业的红火兴盛，也从官方统计报告中看到了所谓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风力发电机及太阳能组件这六大过剩产能问题的严重性，这些情况，我们的决策层都了若指掌，那么有哪些情况领导可能不甚了了呢？我通过到一些地方调查研究感到最需要领导警惕的是现有官方统计数据的真实性问题。现在，中国地方和部门官员仍然受“数据出干部”规律支配，统计数据造假仍然十分普遍，各地报上的GDP增长数据造假率约占20％以上，财税收入由于经济下行面临极大压力，贷款缴税等五花八门做法都开始用上，许多银行也存在不良率低估瞒报，提前收息制造虚假业绩等花样百出招法。这种普遍造假的直接结果是使我们的领导人在形势判断上产生一定程度的错觉，说得明白些就是：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及金融形势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比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内外公开场合讲话或演讲中的判断要严重许多。以东三省情况为例，辽吉黑三省一季度GDP增速为1.9％、5.8％和4.8％，低于全国平均增速，从数据上看似乎相差也不算太多，但若剔除数据中的水分，考虑20％至30％左右的造假率，特别是我们到地方基层去走访调查一下就会发现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6.8％、3月份这个数据又下滑至6.4％，如果按照我们经济学界的经验判断方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乘以0.7的系数即为GDP的实际增速——那么，实际经济运行结果将十分不美妙，即实际GDP的增速只有5％左右。如果平均GDP增速5％成为所谓“新常态”，显然，十八大产生的新领导集体提出的10年收入倍增计划肯定也会泡汤，假若再回想一下2002～2012的胡温十年中国人均GDP从1100多美元涨至5400多美元，两相对比，实在令人难堪。
    天道至公，在唯唯人。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大国，任何时期都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像化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有反应就有逆反应。只要我们足够聪明，办法永远会比困难多。
    现在的问题是处方很多，关键是医生对疾病的看法很不一致。偏于乐观些看法是增速下滑是客观必然现象，即使增速低至7％甚至7％以下，但增量总额依然十分可观，所以要顺应新常态，要平心静气地坚持所谓宏观政策要稳定、微观政策要搞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这一套政策应对思路。偏于悲观些的意见则认为应当认识到当前经济局面的严重性，如果不采取积极有力的对策，中国就真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由于中国经济学界最近一些年缺少辩论气氛、马屁吹牛流行，因此这种非常有意义的形势公开争论根本就没有出现，由这种理论争议形势判断不同分析必然将引伸出的政策应对方案研究更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大家就都处于这样浑浑噩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状态之中，听凭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而束手无策。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不缺经济学家，但缺少有责任心、了解实际且敢讲真话的经济学家。在当前形势下，所谓讲真话就是要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真实情况特别是我们在宏观政策选择上的失当进行分析，提出有实践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现在，有三个紧迫问题需要思考：（1）中国经济的“铁锈时代”能否避免？（2）如果不可避免如何尽量减少损失？（3）“障百川而东之”保障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的关键举措是什么？
    首先，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已步入“铁锈时代”，因此，谈论能否避免的问题已无必要。上海钢贸危机反映出的钢铁存库过剩；近两年来每年超过50％左右的煤炭需求量下降；三四线城市囤积了今后5年都难以消化的房屋库存，所有这些都是“铁锈时代”来临的明白证明。
    其次，“铁锈时代”的损失如何才能减至最小？我认为这是每个经济理论工作者应当思考的一个真问题。通常的逻辑是：从需求方考虑可以一面提振内需，另一方面用一带一路战略以亚投行贷款平台创造外需；从供给方考虑就是进行供给总量和结构的调整，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关停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支持结构性过剩产能向国外转移。
    最后，我们仍需把着眼点放在重振实体经济上，实体经济如果运行状况很差，那么，即使股市行情再好、金融泡沫吹得再大最后也难免有问题显露的一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强调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国家，这也是总结美国衍生品市场过度膨胀、金融体系套利空转的教训之后提出的治国新思维。而且，学术界总结出的结论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应该体现在信贷供给要能够尽量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方面。如果我们都认可这样的理解，显然，我们可以检视一下中国金融体系的运行现状，特别是克强总理一直强调的要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中国的M2总量不可谓不多，M2与GDP之比重不可谓不高，但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始终存在着资金可得性难题，而大量的货币资金在影子银行和同业市场上往复旋转。现在对商业银行来说“逃表”、“出表”变成一种新常态，正门不走走斜门，商业银行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吃饱了撑的吗？不是！这都是中央银行所谓“合意贷款规模”管理方式给逼出来的。一个不恰当的货币政策执行方式就衍生出了千奇百怪的商业银行行为，这种行为的最终结果是在信贷导入实体经济时遇到中梗阻。我听说，央行的“合意贷款规模”也不是其分支机构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按照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公式”计算出来的各地存款货币机构每年贷款新增额度的合理控制标准。这个公式我只是听说过，它主要考虑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GDP、CPI及宏观热度等几个指标，而不考虑本地贷款需求和商业银行本身的资金充裕状况，因此导致很多贷款银行出现有钱放不出去的状况。特别是一些央行分支机构还在总的新增贷款规模控制的基础上常常规定什么“3、3、2、2”或“3、2、2、3、”等诸如此类的所谓放款节奏调节，谁破坏了节奏就难免受到惩罚，完完全全用指令性计划的一套在管理商业银行的实体经济服务行为。我个人认为，央行的“合意贷款规模”管理是中国金融体系乱象、金融微观主体行为扭曲的一个重要根源，也是信贷资金不能有效支撑实体经济的一个促生因素。在目前中国经济已步入“铁锈时代”的严峻时刻，我们可以献计献策为经济政策的改善积极建言。我的建议就是：中央银行不要动不动就搞出一串英文缩写的所谓“新定向调控”举措了，一是老百姓看不懂，二是也未见到什么实效，还不如务实操作把行之有年的“合意贷款规模管理”彻底取消，这个东西一取消，虽然央行的分支机构权力没有以前大了，但商业银行的绝大多数扭曲行为会逐渐消失，“地下的”会在相当程度上回到“地上”，表外的回到表内，影子银行变成真实银行，真正承担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中小型银行类机构的贷款供给行为的紧箍咒就去掉了，中国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状况肯定会改进多多，“铁锈时代”对中国经济的伤害也就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