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制度应防止精英闭门造车(易宪容；2月27日)

    这个春节假期，购书不少，阅读也不少。重点思考的是法治社会何以可能？钱颖一把法治分为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前者是政府用制度规则来管制民众与企业；后者是用制度来限制政府的权力及保护个人的权利被他人侵害。由此，也就有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之分。
    但是“依法治国”何以可能？这里也许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制度规则的实体性问题，二是制度规则的程序性问题。前者说的是我们的制度规则是一种好的制度还是一种不好的制度，即制度质量问题；后者是制度规则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获得。
    制度转轨是十分复杂的过程，它既与制度转轨的初始条件有关，也存在着制度路径依赖，同时与制度转轨的外部因素密切相连。更重要的是，市场如果在一整套非市场化的制度中存在，当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或集中在社会精英层时，社会将出现并保持不公平制度。掌握权力的精英们会通过制度规则的设立千方百计地来保护他们的个人利益，而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可能处在制度设立的不确定的状态中。这时，在个别的精英面前法律是平等的，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法律则不公平。这时，政策就有可能会偏向这些精英，为他们提供了寻租和垄断机会，但绝大多数人将被排除在种种有利可图的行业之外。
    著名经济学家哈柏有研究表明，1789年美国宪法正式生效时，美国银行系统与稍后的墨西哥银行相差无几。但是，这个时期美国政治权力向想进入信贷市场的所有人开放，人们迫使地方政府同意银行系统自由准入。而墨西哥则不同，中央政府赋予了银行绝对垄断权利，而银行垄断的合法化给中央政府提高财政收入，但也成为政治支持者重新分配利益的一条有效途径，结果是让墨西哥的银行制度演进走向一条逆向发展之途。可见，初始条件一样，但内在制度不同，银行体系演进的结果迥然不同。在这里，也有银行制度的实体及制度程序两方面的问题。前者为制度质量，即在现有的条件下确立好的制度安排，后者为一种好的制度通过什么方式获得。
    以上述理论观照目前中国经济改革，我们会发现一些经济改革由一个庞大的精英集团来主导和支配，复杂交互的人事链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在其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反而可能成为好制度的障碍。这些既得集团作为一个特定的利益集团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它们共同的利益取向消融了现代市场化演进中核心的权力分散和制衡机制。正是这样的一种改革机制与改革利益结构，使得中国经济改革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无法推进。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制度规则设立的程序性问题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重点，即好的制度规则如何来确立。
    制度的设立由相关利益群体反复博弈，才能达到一定意义上的利益平衡。目前中国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还是医疗教育问题，利益冲突如此之大的最大原因，就在于这些制度规则缺乏博弈过程，而是少数精英在闭门造车。
    建立制度规则设立的程序就是要确立制度规则的获得方式，以维护依法治国的基本法则。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最大的经验就是解决了制度规则设立的程序性问题，改革是全国利益相关者集思广益、反复博弈的结果，最终达成各方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