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不宜作为加息依据(刘煜辉；2月26日)

    央行在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决定从2007年2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在此前发布《2006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等多份报告中，央行都强调了当前的通胀压力，称未来价格上行风险有所加大、整体通货膨胀压力有所加大。同时，从需求拉动方面看，投资和信贷需求旺盛，出现反弹的压力较大。自从去年11月CPI增速开始抬头，12月更是达到了2.9％的三年新高，今年1月份CPI增速为2.2％，如果考虑春节因素，这也是个近年来较高的水平，如此一来，加息便成了市场中挥之不去的“口头禅”。
    在我看来，当下的中国，央行对通胀的过分谨慎，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依据，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是中国的禀赋条件。在一个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经济体中，工资水平的螺旋式上升而引发的通胀似乎很难发生。生产利润分配给高工资和劳动力受益只有在充分就业的环境中才可能实现。中国的就业竞争压力比国际市场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激烈。在世界经济当中，中国人为了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快的得到工作机会，他们必须廉价地出售劳动力。换句话说，中国人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收益中的大部分以很低的价格转让给了西方国家的消费者，以至于西方国家的消费者能够买更多的中国产品，也就是消费更多的中国劳动力，使得中国可以尽可能多地将大量的富裕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由农村向城市、由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向高效率的非国有部门的大规模迁移。如此，只要保持着劳动力市场的这个充分自由的特征没有改变，中国的工资水平就不可能有显著的和过快的增长。也就是说，中国企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并持续超过工资水平的增长率的状态中长期内难以改变。
    其二是中国的转型改革。像中国这样的典型转型经济体，由于政府对很多要素资源的控制以及某些行业准入制度所形成的垄断，导致整个经济的相对价格体系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各种商品及服务的相对价格体系很不一样，而市场化改革就是一个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向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过程，特别是随着过去被人为扭曲低估的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的修正，必然会伴随着全社会商品价格上涨的过程，这是一个经济结构实现良性调整所必须的，换句话说，只有当要素市场价格上涨能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之时，市场机制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
    其三是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改善。当下改善内部失衡的关键在于，要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手中的钱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如此，上下游企业顺畅的价格调整机制方能得以构建，也就是说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因素一定要能向下传导，否则只可能挤压下游企业利润，导致下游企业亏损面扩大，导致投资消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按一般经济学规律，一旦有了适度的通胀，由于通胀与升值的替代关系，一则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升值率必将相应减小，二则人民币名义利率跌至零的风险，即落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也会减小。可见，维持一个适当的由生产率快速增长导致的通胀率，可以降低人民币升值导致零利率的风险，或者直接减低升值的压力。故此，货币当局不宜对通胀过分谨慎，坚持一个相对中性的货币政策是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所必需的。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摆脱内外失衡困局的经济转型：由外需主导转向内需主导，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转向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汇率稳定是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基本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汇率稳定，一国产业之调整、演化、贸易格局、贸易收支等等，皆由市场力量决定。而一旦汇率变动不居，忽上忽下，价格信号只可能更加扭曲，产业结构、经济失衡会进一步加深。故此，当下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应锁定为尽一切可能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为经济转型赢取更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