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将通胀作为加息的依据(刘煜辉；2月13日)

    央行上周五发布《2006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强调了当前的通胀压力，称未来价格上行风险有所加大、整体通货膨胀压力有所加大。同时，从需求拉动方面看，投资和信贷需求旺盛，出现反弹的压力较大（2月10日《新京报》）。自从去年11月CPI增速开始抬头，12月更是达到了2.9％的三年新高，加息便成为了市场中挥散不掉的“口头禅”。此报告虽然并未宣布加息，但却被市场看作一个“加息预报”。
    在我看来，对通胀的过分谨慎，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依据，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是中国的禀赋条件。
    在一个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经济体中，工资水平的螺旋式上升而引发的通胀似乎很难发生。只要劳动力市场这个充分自由的特征没有改变，中国的工资水平就难以有显著的和过快的增长。也就是说，中国企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并持续超过工资水平的增长率的状态中长期内难以改变。
    其二是中国的转型改革。
    像中国这样的典型转型经济体，由于政府对很多要素资源的控制以及某些行业准入制度所形成的垄断，导致整个经济的相对价格体系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各种商品及服务的相对价格体系很不一样。
    而市场化改革，就是一个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向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过程，特别是随着过去被人为扭曲低估的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的修正，必然会伴随着全社会商品价格上涨的过程，这是一个经济结构实现良性调整所必须的。
    其三是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改善。当下改善内部失衡的关键在于，要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手中的钱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
    如此，上下游企业顺畅的价格调整机制方能得以构建，也就是说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因素一定要能向下传导，否则只可能挤压下游企业利润，导致下游企业亏损面扩大，导致投资消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按一般经济学规律，一旦有了适度的通胀，由于通胀与升值的替代关系，一则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升值率必将相应减小，二则人民币名义利率跌至零的风险，即落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也会减小。可见，维持一个适当的由生产率快速增长导致的通胀率，可以降低人民币升值导致零利率的风险，或者直接减低升值的压力。因此，不宜对通胀过分谨慎，坚持一个相对中性的货币政策，是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所必须的。
    当下的中国正在进行摆脱内外失衡困局的经济转型：由外需主导转向内需主导，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转向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汇率稳定是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基本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汇率稳定（一国之内的不同区域使用不同货币，可看作是永久的固定汇率，正如当今的欧盟），一国产业之调整、演化、贸易格局、贸易收支等等，皆由市场力量决定（消费者的需求转变和生产者的技术进步）。
    而一旦汇率变动不居，忽上忽下，价格信号只可能更加扭曲，产业结构、经济失衡会进一步加深（事实上在中国，真正生产效率高的部门对汇率敏感，如贸易部门，而低效率的垄断部门对汇率毫不敏感，如此，汇率调整又如何能引导资源配置优化、经济模式转型呢？）。故此，当下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应锁定为尽一切可能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为经济转型赢取更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