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结构型政策应对结构型问题(殷剑峰；5月12日)

    当前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并不支持任何一种简单的总量调控政策：一方面，长期的储蓄率大于投资率和银行业存差扩大的压力要求采取扩张的总量政策；另一方面，汹涌而来的过剩流动性和潜在的资产价格泡沫又要求实施紧缩的总量调控政策。在总量调控政策左右为难之际，自然应该采取“有保有压”、指向明确的结构型政策。然而，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人民银行与商业银行博弈的过程中，处于信息劣势的中央政府和人民银行又如何能够识别投资和信贷项目的好坏，如何能够保证不会“一刀切”呢？
    对于当前的形势，很多人会自然地联想到“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以及随后的泡沫经济危机，并认为，如果日本中央银行早点提高利率、收紧流动性，是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情况恐怕并非如此简单。日本乃至97年陷入类似危机的东南亚国家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借款人和贷款人的资本金严重不足，并过度依赖土地和房产的抵押。这不仅导致几乎所有的经济当事人都是在“玩”别人的钱，从而形成弥漫全社会的道德风险，而且还直接促成了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
    勿庸置疑，经济当事人的资本金不足同样也是我国的普遍现象。为此，必须强化全社会的资本充足率制度。这包括三点：第一，以严格的资本金比率来甄别合格借款人；第二，严格执行项目资本金制度；第三，加强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制度。就这三点而言，应该说，国内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制度业已基本健全。1季度部分银行之所以大幅度增加贷款，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经达标，甚至达到了国际先进银行的标准。
    然而，在借款人的资本金比率和项目资本金制度方面，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实际上，早在2004年国务院就针对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行业的过热现象，提高了相应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率要求，但是，此政策的执行效果恐怕差强人意。1季度，由于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打捆贷款”的增加，使得问题更趋于复杂。一方面，地方政府如果以当地财政收入为担保，这在目前的行政体制和法律环境下是不允许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如果以开发土地作为担保，则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土地抵押获得贷款、开发土地吸引投资、地价上升进一步获得贷款……除了“打捆贷款”之外，也应该注意部分银行“软贷款”的功能和范围。
    在强化全社会资本充足率的同时，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也是极其重要的。对此，当前最迫切的恐怕是利率的市场化。可以看到，加息政策之所以左右为难，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加息会导致存、贷款利差扩大，从而不仅可能恶化信贷结构，还可能会刺激银行业的贷款发放冲动。当前，在流动性过剩明显的格局下，可以考虑尽快放松对存、贷款利率管制的程度。由于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已经有了显著提高，这将有助于改善银行业的资产和负债结构。
    市场化改革的另一个迫切方面在于增加供给。除了强化资本充足率制度之外，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供给。在商品住宅过快上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投资和资金循环：地方政府部门利用银行贷款搞市政建设，市政建设上马后房价上升，房价上升后导致地价上升，地价上升后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后新的土地开发项目再次上马……这个投资循环是否能够进行下去、以及合理与否都在于居民是否有能力购买住宅，而其中的主要风险也就在于地方政府通过垄断土地出让抬高地价、进而房价，从而过快、过狠地消耗了循环得以维系的居民购买力。鉴于此，应该尽快改革当前的用地制度，并在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过程中强化政府帐内外财政收支和开发计划的信息披露制度。另外，可以借鉴国务院在2004年实施的“差别项目资本金制度”，对价格超过当地平均房价一定水平的商品住宅，大幅度提高按揭贷款的首付比。至于目前显得有些亢奋的股票市场，显然应该尽快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并及早展开新股的发行。
    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个方面、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就是政府体制改革。现在的地方政府官员同企业的CEO并无二致。当然，即使是在发达国家，这种现象也很普遍。但是，如同企业的CEO有可能实施短视的经营策略一样，地方政府官员也会只关注在任期间的短期业绩，而不顾对未来的影响。为此，可以参考国内银行业曾实施的“贷款终生负责制”，对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实行“投资项目终生负责制”。
    最后，鉴于短期外部资金的高速流入对国内经济、金融平稳运行的压力日渐增大，应该继续强化资本项目管制，严格控制外资介入房地产市场。与此同时，应该探讨、实施可以彻底隔绝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投放关系的有效措施。对此，显然既不能依靠作为央行负债的央行票据，也不能依靠作为央行负债的法定准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