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争论下的全球博弈(曹洪辉；4月3日)

    三年多来，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议与斗争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我曾多次说过，即使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渐进式改革，只要没有达到某些人的预期目标，那也会树欲静而风不止。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下，这种情形的确再三出现了。
    试想一下，如果如某些人所幻想地那样，真地一次性将人民币汇率水平提升25%或40%，那么将出现什么样的景象呢？且不说对中国与东亚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冲击，只讨论其对欧美的正面作用，是否就能消除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扭转目前跨国公司调整产业结构的现状呢？显然不会。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仅只存在于中国之间，而且存在于与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乃至欧盟之间的贸易，是全局性，因此，逆差并非局部的。中美贸易的失衡其实是美国与整个亚洲之间的失衡，是双方经济结构互补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国家间、产业间的国际贸易关系已转化为跨国公司内部、产业内部的贸易关系。这从外资企业占中国对外贸易的80%左右也可得到证实。
    不容忽视的是，虽然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及欧元形成后有所削弱，但仍占外汇储备资产的60%、外汇交易的40%和贸易结算的50%，美国仍掌握世界第一大国际货币的发行权。而且美国的货币政策制定仍然依据传统的货币供求理论，仅仅考虑其国内经济矛盾，不再受制于黄金储备，无视储备货币与世界经济的平衡关系，无视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大量发行美元，也无视巨额国际短期资本对全球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冲击。从1998年起，美国M2的增速连续多年超过GDP的增速，导致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1970年代以来，累积的3万亿美元贸易赤字成为各国外汇储备。1990年代以来，美联储每次的利率政策转换都诱发了资产价格的破裂和局部金融危机的爆发。目前，美联储开始的新一轮加息周期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值得密切关注。金融工程和金融衍生工具虽然能够帮助美国的市场参与者利用个别发展中国家内部落后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的缺陷，在世界范围内分散风险，转嫁矛盾和危机，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维持国际金融的稳定。
    对于美国关切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市场准入，其实也是个典型的双重标准下的伪命题。因为中国同样可以要求其全面开放纺织品市场，取消纺织品配额，取消农产品补贴等。而且中国不可能在美国越来越严格的贸易保护、技术审查、政治限制等约束下，总是采购大型客机和大豆来平衡国际贸易，而无法开展正常的贸易活动，在美国进行投资。即使对于美国一再强调的金融业开放问题，实际情况是，迄今为止，中资银行没有一家拿到美国的牌照，而美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却已在中国的大城市到处可见。
    有人说，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关键在于将“中国多消费，美国多储蓄”作为战略调整的目标。那么，中国真地能否迅速通过扩大内部消费需求来实现增长呢？由于受消费能力、消费倾向、消费习惯、消费产品及消费环境等因素及其背后的就业机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改革成本的分担、传统的消费心理和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消费政策等的限制，显然相当长时期内这是不太现实的。虽然内需主导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之一，也可部分地减轻出口高速增长造成的投资增长过快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人民币汇率的迅速升值使得中国脆弱的产业竞争力遭受打击，失业的压力不仅不能促使中国增加消费，反而压缩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加工能力，收缩投资，减少对能源等自然资源的需求，导致全球消费品供给再次进行区域性调整和消费品价格上扬，反过来压迫美国消费者降低福利水平。
    另一方面，美国又能否在短期内实行结构紧缩政策，控制消费信贷，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国内储蓄呢？由于美国的消费需求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过快过猛的紧缩政策也将危及世界经济的稳定。美国只有增强稳定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义务和意识，坚决实行温和的、缓慢的结构调整，才能真正使美国和世界经济避免新的衰退，才能使国际货币体系避免大的危机。
    上述目标既然是长期性的，又怎么可能企望短短几个月几年内人民币汇率机制一步到位呢？喋喋不休的争论、威胁和恐吓根本无助于问题本身的解决。因此，较为现实的途径是建立双方的政策沟通和协调机制，避免政策失误，共同引导双方民众正确理解贸易现状和汇率的关系，寻求理性的解决方式和利益平衡点。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应加速外汇结售汇制度和外汇市场改革，推进外汇衍生品交易和利率市场化等配套改革，加强对跨境流动资本的监测和管理，推动人民币在周边地区的使用和流通，使之成为贸易的结算货币，大力发展人民币计值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建设，将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与扩大内部消费需求一样作为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和解决国际经济冲突的战略之一。同时，积极促进亚洲区域内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区域金融合作，敦促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敦促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测和监管，逐步推动国际多元竞争性货币体系的形成，减少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政策目标对全球货币发行目标的过度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