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化解之道(曹红辉；4月24日)

    一季度，中国的GDP达到4.3万亿，同比增长10.2%，固定资产投资13908亿，同比增长27.7%，新增贷款1.26万亿，超出央行本年度调控目标2.5万亿的一半，进出口同比增长25.8%，贸易顺差继续扩大，外汇储备突破8700亿美元，居民收入同比增幅超10%。这使得人们担心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再度过热。
    然而，反映企业活动活跃程度的发电量和能源消耗量增速并未大幅上升，CPI、PPI等指标依然疲软。只是信贷投放的结构中，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增量惊人，达到6321亿元，同比增加3209亿元。但这与2005年一季度基数小也有关系。因此，不能片面地根据几个月的数据，就形成经济过热的判断。其实，改革二十七年来的GDP平均增速为9.6%，近三年中，好几个季度都在10%以上，目前经济运行并未出现加速态势。
    当然，经济结构中的矛盾日益突出，问题累积得越来越多。及时分析其原因并寻求化解之道已十分迫切。
    究其原因，应分别从长短期来看，一是近五年来的新增产能大幅提高，超过改革前二十年之和，技术进步导致劳动生产率改进，消费需求随居民收入增长而扩大，出口也持续大幅增长，说明经济正处于消化产能的过程中。
    二是“十一五”规划的实施，形成新的政策性周期，加速进入上升周期。而且国有商业银行相应完成股份制改造，资本充足率陆续达标，前两年在宏观调控中受压抑的放贷冲动再次复苏。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分拆项目审批规模，放松固定资产投资管制。另一方面，银行将房产商作为主要放款对象，形成放款的依赖性，放松贷款条件既可部分减轻房产商资金压力，又可增加银行贷款利息来源。但各地近几个月暴涨的房价格说明以往的调控目标和手段都存在严重缺陷，如不及时调整，急速增长的房屋空置率将使得银行陷入困境。
    三是银行存在习惯性的贷款季节因素，往往在年初加大贷款，然后逐步减缓。
    但一季度新增短期贷款、票据融资及货币总量增长仍然远远超出预期水平，而且新增贷款将对经济的长期运行产生影响，商业银行对票据承兑也缺乏有效约束，构成潜在的泡沫诱因。此外，支付清算体系的电子化及相关的制度变迁也加速货币的流通速度，使得货币加快进入企业，降低存款准备金对商业银行的制约作用。
    四是中国在劳动力成本、高储蓄率等因素使其在全球经济分工中获得的优势使得外商投资及其相应的对外贸易持续增长趋势得以持续。在现有结售汇体制下，进出口和顺差快速增长造成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并导致货币供应量急增。
    针对经济运行内外部失衡的状况，很多人提出只要出口顺差继续增长，人民币升值预期依然存在，那么外汇占款造成的流动性过剩就不会改变，因此，似乎只要将人民币大幅升值，如同日本人1985年在广场饭店所做的那样，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显然，这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而未涉及问题的实质，即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并非人民币汇率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上述各种失衡现象并非人民币低估造成的，而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产物，中国只不过承担了亚洲地区大部分产能造成的顺差，人民币与其它亚洲货币也许都在短期内存在低估的可能，但这只是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运行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平衡国际收支并不能单一地通过提高某一货币汇率水平来降低顺差在其GDP中的比例，二者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更何况国际货币体系本身的诸多缺陷也使得汇率的调整机制极易损害弱势的一方。
    退一步讲，提高汇率水平是否就一定会消除顺差的问题呢？显然不会，日元从1974年开始浮动，持续上升至110兑1美元的水平。但这并未阻止日本顺差的持续上升，顺差由100亿美元左右提高到800多亿美元，日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也未从根本上消除。其主要影响体现在加剧日本的经济结构矛盾，深化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提高要素成本，削弱其国际竞争力，使其陷入通缩。因此，改变汇率水平短期内可能产生一点影响，但长期内关键还在于保持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和适当的储蓄率水平等。
    当然，长期内，如果仍不能解决中国经济中矛盾“面多加水，水多了加面”
    的恶性循环，外汇储备、货币供应、银行信贷等都会持续增加，硬着陆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按照传统思维，抑制经济过热，短期内，无非提高存款准备金、利率，收缩贷款条件，加强项目投资审批的管制，强化多元化的政绩考核方法，加强环境保护在项目审查中的比重等。目前采取上述行动，政策效果不一定太明显，也不具备持续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如同前两年所做的那样。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首先，对于增长过快的国际收支盈余，实行扩大石油、天然气等战略性资源、高技术产品和先进装备进口的政策，逐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进一步放松外汇管制，改革强制结售汇制，将资本流动的“宽进严出”动态地转为“宽出严进”管理政策，实现经济内外部的基本平衡。对于持续增长的庞大外汇储备，则应优化外汇资产结构，减少外汇储备中增量的美元成分；同时，鼓励以人民币作为周边地区贸易的计值货币、结算货币。从而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各种市场的、制度的诱因。
    其次，由于商业银行拥有过多的储蓄存款，单一地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只能在有限程度上抑制信贷快速反弹，无法真正约束银行的流动性。如辅以下调超储利率、开展短期融资券的质押贷款等措施，则可起到对冲的作用。这样的政策组合紧缩效果较为温和，又不至于对经济运行产生太大的影响。适度控制信贷条件，限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最后，基于房产业成为很多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银行贷款的抵押品中，房地产占到50%以上，它已成为决定经济增长持续性，决定经济是否硬着陆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过快上涨的房地产价格和大量流入大城市房产市场的境外资本以及境内的各种不合理需求，必须及时采取行政的、经济的综合性措施，遏制大城市房产市场失控态势，如提高房屋按揭贷款中房屋的价值比，降低按揭贷款比率，根除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房屋销售税收等收入，以及依靠房地产活跃地区经济的依赖性。
    对于日益错纵复杂的中国经济，关键是要分析产生各种矛盾的根本原因，改善经济运行的体制及政策的作用机制。否则，仅采用政策调控，只能取得短期内的有限效果，而且极易引起反弹。
    资源、环境的约束和社会稳定等因素使各方逐步认识到，应改变依赖资源、
    破坏环境消耗发展经济的模式，鼓励节能型、环保型产业发展；改变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增加农民收入，扩大财政转移支出，缓解地区差异，增加资源和高技术装备的进口，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改变依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经济的模式，逐步发展自主创新的新型产业。其中，关键是要改变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提高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政府对市场运行的不当干预，改进政府在推动改革中的角色和作用。进一步加大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等上游资源类产业的市场化定价机制，放宽国内资本在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和铁路的市场准入条件，提高竞争的有效性。
    当前，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尤其是涉及经济与社会管理的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采取行政和经济的手段，改革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制等，遏制政府的投资冲动和利益驱动；完善养老、劳动、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房产市场体制，平衡国民收入分配，改善消费环境，稳定消费者预期。
    总之，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观察中国经济运行的关键应从速度的快慢转变为增长结构和速度的合理性、经济效益的改进情况、环境的改善状况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整体改进情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