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第五年龙永图冰火两重天(刘煜辉；1月16日)

    2003年之前，“龙永图”三个字基本上和WTO划等号。中国入世谈判苦撑15年，龙氏亲历三分之二，并以第四任首席谈判代表的身份见证了2001年11月的中国入世。由于“龙”在中国文化里强烈的象征意义，龙永图一度成了中国的形象。那时候，中国人对WTO热情洋溢，似乎一入世，中国就为繁荣富强之路扫除了所有障碍。
    2005年之前，“龙永图”三个字基本上和“博鳌”划等号。这个偏远的海南小城，因为亚洲论坛的举办而闻名于世。龙永图放着高官不做，转而谋求一个非政府组织的秘书长，被外界解读为淡泊名利。
    总之，围绕着龙永图先生的总是溢美之词。直到2005年，有人将其与李鸿章相提并论，并直接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让人感觉“江山依旧，人事已非”。掐指一算，从火到冰，前后仅四年。
    “卖国贼”缘起
    对龙氏的怀疑缘起于经济开放所带来的利益冲撞。当一些失去保护的行业直接与外资对垒，物流、纺织等行业中的本土企业开始抗议开放过度。这一争论随着开放的深入蔓延到金融、保险等行业——很少有人真正研读过WTO条款，突然有一天，他们发现“祸水”怎么也泼到自己头上来了。
    让龙永图招惹是非的是两次发言。第一次，他在北大勉励中国人要有“再为外国人打二十年工”的“气度”；第二次，他在2005年花都汽车论坛上出语惊人：中国不必有自己的汽车自主品牌。“不管叫别克也好，叫大众也好，叫尼桑也好，叫丰田也好”，只要是中国本土生产的，“我认为就是中国汽车产业的胜利，不一定要独资搞出一个中国自己的品牌才是我们中国汽车工业的胜利”。此言一出，争论就此变得尖锐，“卖国”之说由此而起。
    虽然龙永图一再强调自己的意思遭人曲解，争论毫无价值，并在多个论坛上重温当初保护汽车行业谈判的艰辛，说：“我们的谈判班子在汽车的产业问题上问心无愧”。他甚至举出中国开放市场所换取的技术数据，来证明质疑者所言过枉。但这一切都没能挡住质疑的声浪，这股质疑来势凶猛，上到何光远(原机械工业部部长)等政府人士，下到普通民众，一股酝酿已久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宣泄口。
    争议“以市场换技术”
    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说，有不同的意见出现，实在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只不过，以一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词语去评价龙永图显得过于荒谬，也不太厚道。尽管龙永图当年是入世的首席谈判代表，但最终作出战略决策的是中国政府，是这个国家，而不是龙永图的个人行为。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因为龙永图是首席谈判代表，是一个性情率真富有个性的官员，他因此成为一个符号，成为种种非议的靶子。但在非议一个具体官员的背后，我们可以深深体味到人们开始对近30年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反思。
    可以肯定，在“开放”的方向上，已经不会再有不同的声音—没有人天真到会认为闭关锁国是中国应该选择的道路。“入世”锁定了改革路径，使之真正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这个意义不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但在开放的度上，意见却大有不同，尤其是具体的产业开放方面，分歧很多。分歧体现在不同的行业中，有具体情况，也有共性的问题。当下很热闹的关于“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争议，就是开放战略衍生出来的共性问题。而这些议题又的确非常重要，不仅关系到微观的个人利益、企业利益，也关系到宏观的国家利益。
    至2005年中央提出自主创新之后，否定“以市场换技术”几乎成了主流声音。与此同时，对自主创新的呼唤扑面而来。 有学者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流动没有转化为中国技术能力，外资带来的技术、设备并不能转化为中国内生的技术能力的一部分。结论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并不明显，相反，外国直接投资对本地企业的研发活动是挤出的、替代的。
    很多人喜欢以中国的轿车工业为例，认为中国轿车工业合资20年，所有的合资企业不但没有开发出自主品牌，而且自己的研发平台被一一废弃，研发队伍纷纷被解散，严重削弱了自主创新能力。20年间，合资企业的轿车占据了中国90%的市场，但我们却没有掌握汽车制造的核心技术。这种“自残式”的产业发展路线使我国处在了技术空心化的危险边缘。
    “中国企业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
    有人拿出韩国作对比。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韩国科技能力异军突起，在信息产业、纳米技术、汽车产业、半导体制造、干细胞克隆生物技术等多个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韩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力扶持和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在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人均GDP不到100美元。韩国制定了“出口立国”战略，对引进的外国技术进行模仿、消化和吸收，20年间，韩国外购技术开支高达240亿美元，建成东北亚的出口“加工厂”。从上世纪80年代末，韩国制定了“科技立国”战略，通过自主创新，在全球建立了独有的地位，诞生了不少世界级的有创新能力的大公司。
    其实此前，韩国经济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加工厂时期。问题并不在于“市场换技术”战略的选择，而是在于技术的提升无法对抗体制的掣肘。与其说是“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失败，还不如说是中国以国企为主的技术引进体制的失败。比较中国企业与日韩企业可以发现，日韩企业对于技术模仿和技术进步，有着极强的驱动力和兴趣，而中国的国企则处在另一个极端—极度缺乏这种动力。这是导致中国在消化吸收国外技术上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了将近30年的开放之后，中国企业除了被更加紧密地固定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之外，似乎并没有学到多少先进的管理和技术。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的体制不鼓励中国的国有企业“学”，试想在一个壁垒森严的行业准入体制的保护下，吃着垄断利润的国企会内生自主技术创新的动力？对此，一位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以不屑的口吻说：中国企业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
    还是那句古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当下中国对外开放之困局，实非龙永图先生之过，亦非“以市场换技术”策略之过，实则体制之弊也。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是，在强调自主创新的时候，不要忘了体制的革新。我们不能再在技术层面来考虑创新问题，没有适合创新、鼓励创新的体制保障，不管是引进技术还是自主创新技术，都不可能有效地变成内生的创新能力。就此而言，在“以市场换技术”的阶段结束之后，中国应该进入一个“制度革新＋自主技术创新”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