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药方”应对潜在危机(杨涛；8月31日)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我国经济可能陷入危机的讨论经常成为海外学者热议话题。然而，虽然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迄今为止，我国经济只是有过几次周期性低谷，并未深刻体会过一场真正的经济危机。
    所谓经济危机，最通俗的现象就是商品普遍供大于求，出现生产过剩与企业利润下降，经济萧条、失业、通货紧缩甚至货币信用链条崩溃。就此角度来看，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树立了一个现代市场经济大危机的模板。此后，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还是上世纪末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在影响范围、金融冲击实体的程度上，都远未演变成真正的全球经济危机。
    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越来越密切地与全球经济兴衰命运融合在一起。可以看到，在美国引领的新经济时代以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作为收尾之后，全球经济“马车”进入到畸形发展时期。拉动力的两大需求“野马”，一是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古巴比伦”式消费失控，二是新兴经济体低效的“饥饿式”投资扩张。还有作为“车轮”的金融过度创新和政府预算扩张，作为“马鞭”的货币泛滥。
    2008年危机使这架“马车”戛然而止，因为货币“马鞭”变成了勒马的“缰绳”，使得金融和地产“车轮”垮掉，进而消费“野马”也倒掉了，唯一剩下新兴市场的投资“老马”还在踽踽前行。为了应对危机，2001年美联储引领的全球货币泛滥再现江湖，各国预算扩张前景更加恶化，华尔街巨头在经历阵痛与抨击后，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又一切照旧，近期美国房市数据也似乎吻合了股神巴菲特的判断——美国房地产衰退结束。
    由此，虽然人人都在说危机远未结束，但也没人认为会重新陷入噩梦。看起来全球经济马车似乎正常，只是缺了发达经济的消费引擎。那么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呢？因为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前提因素又纷纷登场，而新兴经济体的投资“野马”终究会疲惫，到了那一天，全球经济还要靠什么前行？即便是德国制造业提振了欧债危机下的信心，但仍难以掩盖近期全球制造业的颓势。
    所以说，对全球来说，能逐渐度过2008年的经济低谷，中国因素起到很大作用。对我国来说，之所以还谈不上经历危机，外因是全球金融危机尚未演变为全面经济危机，内因是强有力的政府预算能力，以及城市化带来巨大的投资拉动。然而，如果从长周期理论的视角，2020年是一个重要节点，假设百病缠身的全球经济“马车”届时再次垮掉，我国经济则会真正面临内忧外患。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国经济开始面临两方面巨大挑战。从需求面来看，目前加速城市化时期已经到来，到2020年左右城市化带动的投资动力必然会弱化，甚至逐渐达到临界点。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缺乏技术进步支撑和劳动生产率下滑，也使制造业投资不容乐观。在缺乏公共服务与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居民消费还难以主导需求。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我国战略转型也使得出口拉动效应下降。因此，如果不进行经济模式改革，必须会出现GDP“三驾马车”难以为继的时刻。
    从供给面来看，取决于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技术的作用。长远来看，扭转全球经济失衡导致储蓄率下降是肯定的，而人口红利消失也会使劳动力因素弱化。没有了资本与劳动力要素支撑的高速增长，还能依靠什么？如果说靠人力资本因素，那要看到其影响是复杂的，即使在新增长理论中，也是具有严格约束条件的。具体到我国，似乎仅靠学历教育促进的人力资本提升，并未对增长起到多大作用，我国更需要的是熟练技术工人和专业型人才。就技术因素来看，政府推动的自主创新仍然进展缓慢，政策强调推动技术进步已经多年，我们却仍未摆脱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位置。
    学者往往会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药方，我们认为，要应对这个十年末可能面临的危机，需要三个药方。
    其一，从总需求和总供给入手，这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首先，将提升最终消费中的居民消费作为国家战略，这就需要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消费渠道和手段等方面全面改革。其次，从收入角度来看总需求，非政府部门的收入规模比重受到抑制，边际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更需要通过二次改革重现上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尤其是要约束国有资本的低效扩张，且在要素市场打破垄断。最后，从总供给来看，既应该以新的教育理念来优化人力资本，也应该大力促进“草根技术进步”能力，使自下而上的民间创业和创新成为企业精神主流。
    其二，在很大程度上，国内外各界对于我国经济的信心，来源于财政汲取能力。换句话说，政府的现金流量表虽然出现压力，但是资产负债表仍然不错，有庞大的土地资产、国有金融和非金融资本支撑资产方，能够应对隐形负债。然而，一旦经济下滑、信心丧失，失去流动性的资产同样可以成为“炸弹”。因此，未雨绸缪优化政府资产负债表，适当紧缩政府资产负债规模，也是重要的选择。
    其三，强化国际金融危机应对能力。在金融传染日益凸显的今天，如果应对和转嫁金融危机的能力不足，往往会为发达经济体的转型“买单”。所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游戏规则制定，稳步推动金融国际化进程是必要的。当然，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化改革是前提，否则超前的金融开放反而得不偿失。
    总之，只有进行第二次彻底的经济与体制改革，才能有效应对未来真正的危机挑战，化“经济危机”为“周期波动”，否则就只能如教科书中所言，靠危机来解决潜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