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联社改革路径应是什么(谢瀚鹏；3月20日)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3月12日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后接受《农村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民银行、银监会都在参与省联社改革方案的制定。而在2018年2月初，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明确提出“推动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
    毋庸讳言，从行业发展现状和依法监督管理的角度出发，省联社的改革均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首先，省联社改革是行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虽然在出资性质（股权、债权、社员权）的界定方面可能存在偏差，但省联社系由辖区内的农信社共同发起组建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这样就存在着一个悖论：发起方（各个农信社）必须接受所设单位（省联社）的管理，因为正常的逻辑恰恰是反向的。在行业发展至现阶段，这种模式已然没有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其次，农商行依法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地位。农信社改制是以农村商业银行为主流方向，农商行的组织形式是股份公司。第三，这是统一的银行业监管体制要求。我国从2004年即建立了新的银行业监管体制，农商行（或改制前的农信社）在性质上属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由银监会及其下辖银监局、银监分局对其依法实施监督管理。省联社的“管理”“指导”职能与银监部门的监管存在重叠。
    关于省联社的改革路径，业界大约有五种观点：一是行业协会，二是服务公司，三是持股主体，四是联合银行，五是省级农商行。我们认为，上述方案均存在一些问题，不宜成为最终选项，简述理由如下。其一，行业协会显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必赘述。其二，省联社在平台运维、结算系统、底层技术研发、股权登记托管设施以及服务理念方面的不足，也不具备转制成为商业化运作的金融服务公司的基础。其三，类似于宁夏黄河农商行的金融持股主体方案，将受制于巨额资金筹措和地域特殊性等因素，不能成为普遍效仿的模式。其四，联合银行的双层法人主体架构设计，来自于国外实践，与中国国情和公司立法不相符合。其五，省级农商行方案虽然已在直辖市取得了成功，但只能当作特例，不应在其他省、自治区简单复制，因为如此一来，广大农村区域的资金大量流向城市必将成为事实，与推动“三农”发展的初衷相背离，无法“保持农村信用社县域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做不到“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要服务好乡村振兴”。
    那么，省联社的改革路径应该是什么？在此，笔者提出这样的设想方案：可考虑省联社成建制并入当地的省级金融管理（服务）办公室，地市农信办同样并入所在地政府的金融办，按照机构分工继续履行相关的管理与服务职能。各地金融办经过多年的运行，已经成为省级政府实施地域性金融管理和服务活动的重要工作部门，与“一行三会”当地分支机构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协调和配合关系。农商行（农信社）的党务工作，则进行属地化管理。
    截至2018年1月底，包括四大直辖市本级农商行在内，全国已改制成立农商行超过1200家。农商行将按照市场规律规范运作，根据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等各项制度，接受银监、金融办等部门的监管与服务，稳健运营，良性发展。（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