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回归本源：中国发展使然(袁东；3月27日)

    市场及资本效率优势与社会公平同等重要，这是中国发展与进步的总体指导原则。借鉴西方金融发展中好的经验，充分吸取其教训，立足自身实践，构建相关经济与金融的理论体系，是当下我国经济理论界的重任。
    金融回归简单。这是应该也是必须的。
    这个“简单”，即指金融由经济决定，必须服务于经济，尤其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
    市场及资本效率优势与社会公平同等重要，这是中国发展与进步的总体指导原则。
    金融，无非是货币经营行业而已。而货币，几千年来就是一种有着国家主权和政府做后盾并赋予强制性因素的准公共产品，绝非一般私人商品与服务可比。经营如此产品的金融机构，绝非一般性生产经营企业，而是必须由政府实施严格监管的特许经营行业。这一行业中的金融机构，都是具有较大外部性的准公共机构，其外部性既包含健康发展时的正效用，更包含非法违规经营和肆意膨胀所带来的危害千家万户的货币金融危机。这意味着，对金融市场准入必须设置较高门槛。对金融机构开发经营的产品及其业务开展形式等，应有严格的法律规范，这包括注册、登记、许可、备案等涉及事前事中事后相应方式的监督管理。金融行业的整体利润应当适中，应与实体经济贸易保持一种恰当关系。如果金融行业利润过于膨胀，实体经济贸易行业融资成本及其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本就会越高，这是对实体经济贸易行业的挤占和损害。
    金融经营业是一种虚拟行业，属于虚拟经济，不仅是实体经济的派生物，而且最终是由实体经济决定的。这一性质要求，金融必须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作为其生存与发展的一切保障和要务，而不是相反。
    “脱实向虚”，无论对金融机构，还是对国家经济，都不是好现象。只要“脱实向虚”形成一种氛围一种趋势，那一定是“金融过度”，一定在不断积累着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的爆发概率就会比较大。前些年，无论是民营企业发起成立或控制的金融机构，还是央企国企的所谓“产融结合”，以及这种“结合”衍生出的“金融板块”或“金融控股公司”，有些合并报表后的利润中一半以上来自所属金融机构，这不仅是严重偏离主业并进一步挤占主业投入的现象，也掩盖了主业经营的低效、不良甚至亏损。好在，从政府到民间，中国的方方面面已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迅速形成必须坚决予以遏制的政策与舆论氛围，并正在采取果断有力的政策措施。
    同业尤其是银行同业交易，只能是一种必要的头寸调剂和基于风险分摊的风险管理需要。为此，必须防止货币资金过于在金融机构同业间往复循环交易。如果同业间交易像滚雪球那样，大规模资金在金融机构同业间“玩来玩去”，一方面减少流向实体经济的资金，另一方面推高市场利率，推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并不可避免地隐藏和积累着重大风险。
    “资本的无国界”本性，在金融业体现得最为突出。无论是当年的英国，还是当今的美国，当金融业成为利润率最高、最能吸引资本的行业时，各类优秀人才也都往里挤，而在金融业产值与盈利占一国经济过高份额时，也就到了越来越没有实体经济支撑基础的时候了，走向衰落也就成为无可挽回的宿命。因此，无论美欧西方金融机构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如何披着“创新”“效率”或“深化”的理论与业务实践工具外衣在全球横冲直撞，中国都应保持应有的定力，坚持走自己的路。
    金融回归简单，概而言之，就是实事求是地界定金融行业性质、地位与作用，将其放在应有本位上，防止夸大化；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政府监管与市场力量在金融行业中的作用，防止过分强调所谓的市场化因素；严格限定金融行业规模及金融机构数量；各类金融机构回归各自本位，银行的主旨功能就是支持实体经济贸易的信贷业务，防止不恰当地降低信贷在银行资产中的份额，保险公司应以各类可商业化风险的分散与承担为主旨；严格限定实体产业企业染指金融业，也同样严格限定金融机构控制实体产业；严格限定各类金融机构的股东资质条件；全国性国有重点金融机构，应切实起到全国性乃至国际性业务拓展的支撑作用；区域性或地方性金融机构，应回归区域或地方，以服务于区域经济为首任。
    由此，根据中国的历史、制度、道路、文化和国情，尤其是中国未来发展目标的要求，借鉴西方金融发展中好的经验，充分吸取其教训，立足自身实践，构建有关中国经济与金融的理论体系，是当下我国经济理论界的重任。对经济学高等教育而言，这还要求改进高校有关金融的学科建设，杜绝过于注重那些打着“金融工程学”名义过分强调市场性技术技巧的渲染投机性交易，更不该将金融行业作为一种高薪甚至能“一夜暴富”的意识灌输给学生，金融学只是一门应用性经济学学科。（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载《上海证券报》2018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