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等：社保制度面临重大转折(12月19日)

    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一项民生工程，它还是保增长、保就业的长效机制，是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制度保证。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工夫，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因此，2009年注定是社保制度面临重大转折的关键一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所以强调扩大内需是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就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内需对增长的贡献率逐渐缩小，从上世纪80年代占GDP的62％下降到2005年的52％，其中居民消费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远远低于同期世界79％的平均消费率。由于消费预期不强，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目前已接近50％，为世界最高，而美国仅为14％，英国15％、欧元区21％、中东欧19％、西半球和非洲国家21％、独联体国家30％、亚洲新兴国家32％、日本28％、中东国家35％。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和投资。这种增长方式已显示出极大的脆弱性，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一些地区的实体经济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就说明了这一点。
    长期看，拉动内需的一个重要制度保证是加快社保制度建设。没有完善的社保制度这个安全网，内需就难以启动，内需不足就永远是悬在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头上的一把利剑，社保“大概念”下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就永远是“横”在居民消费前面的“四座大山”。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社保制度建设应该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制度保证，甚至可看做是经济增长的“第四驱动力”。
    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无疑是百年不遇的挑战，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只要我们统一认识，凝聚全国力量，协调行动，形成合力，就能趁势建立起一个既“保和谐”又“保增长”的“双赢”社保制度。
    其实，许多经济体的社保制度就是在逆境中诞生、在危机中完善、在巨大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下完成其历史使命的。例如，美国1935年通过《社会保险法》并建立起来的至今运转良好的社保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就是1929-1933年大危机的结果。当时，经济危机严重削弱了美国居民消费的能力，1929年私人消费为5939亿美元（1992年价格，下同）。随后，1930年降至5621亿美元，1931年继续下降到5449亿美元，1932年跌破5000亿大关为4961亿美元，1933年下降至谷底4848亿美元。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第32届总统，开始大刀阔斧实施一系列旨在克服大萧条的“新政”。1935年通过《社会保险法案》，1936年社保制度正式运行，1937年美国私人消费水平就回升到6297亿，1940年攀升至6880亿，1945年8084亿。此后便每五年一个台阶：1950年骤升到1.03万亿，1955年1.24万亿，1960年1.43万亿，1965年1.8万亿，1970年2.19万亿，1975年2.57万亿，1980年3.01万亿，1985年3.57万亿，1990年4.13万亿，1995年4.61万亿，1998年5.15万亿美元。从1947年至今，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始终在60％以上，一直呈平稳上升趋势，到1998年逼近70％，成为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发动机。
    美国总统罗斯福1935年1月向议会呈交《社会保险法案》的同时，递交了拯救经济的《经济安全法案》，其本意就是为了保护国民的消费权益。从英文原意上看，前者《Social Security Act》是为了“社会安全”，后者《Economic Security Bill》是为了“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法案》是个一揽子“救市方案”，社会保障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例如，它包括老年人和孤儿的救助、减税；建立“失业信托基金”；建立生育和儿童福利等。可以说，正是1935年美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把美国从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的地狱之中，拉回到了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天堂；正是从1935年开始日益完善的社保体系，奠定了美国经济增长方式良性循环的基础，担当起了美国社会发展道路铺路机的重任。
    美国1935年建立社保体系的经验告诉我们，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中国而言，完善社保制度，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既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结果，也是内部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历史赋予的一个十分迫切的战略任务。从这个角度看，2009年是完善社保体系的一个绝好的机会。2009年我们将站在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新方位，我国社保制度建设将要并且应该面临重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