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释油价上涨风险的战略选项(张锐；5月23日)

    因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开始对伊朗实行原油出口限令，布伦特原油价格在刚刚过去的一周上涨2.07％，三年来首次突破每桶80美元；与此同时，WTI原油期货全周上涨1.10％，并登上了每桶72.30美元这一近四年来高位。我国是当今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原油价格上涨除了让下游产业承担巨大成本增升之压外，我国还会因油价每桶上涨1美元而产生多至30亿元人民币（按2017年国内原油进口量计）的溢价风险。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我国原油进口金额719亿美元，累计增长32.3％。
    在触及每桶29.54美元历史低点后，布伦特原油价格已连续大涨三年，涨幅分别为46.95％、17.72％和13.38％；同期WTI原油期价年度升幅分别为47.24％、11.77％和18.31％。而今年以来两大国际原油市场价格升幅已超过或逼近去年的涨幅，我国由此而产生的溢价损失不言而喻。据彭博社调研，今年国际油价可能每桶上涨2至10美元，而按美银美林不久前推出的预测报告，明年二季度布油期价将涨至每桶90美元甚至更高。OPEC 最新官方报告也指出，2019年国际油价可能重回每桶100美元。
    要减弱与冲淡油价上涨对我国形成的进口成本推升之压，首先必须在供给端加快石油战略储备的建设步伐，构建应对溢价风险的缓冲机制。目前我国已建成舟山、镇海、兰州、天津及黄岛国家石油储备洞库共9个石油储备基地，在前两年油价暴跌至低位后这些战略基地的“吸油”步伐肯定提速，我国石油战略储备量达到了3325万吨。尽管如此，这一储量规模也只能满足34天的需求，与美国139天及日本158天的石油储备应对量不可同日而语。照专家测算，每增加一个储备基地，原油储备量便可增加700万吨，因此加强石油战略储备关键措施就是增加储备平台，至少要保证在2020年以前国内再增加目前储量3倍以上的油储基地，也就是100天以上的进口应对量。须知，石油储备量越大，有效应对期越长，越有利于我国游刃有余地启动与运用针对石油价格上涨的逆周期调节机制，从而有效缓解油价徒升所产生的阶段性压力。
    作为供给侧稀释油价进口上升风险的另一个重要战略选项，是进一步分散石油进口集中度，充分利用出口国的博弈力量降低进口成本。与10年前相比，我国原油进口地已从沙特、伊朗与俄罗斯等六国分散到了十个国家，但依然有高达55％的石油进口量来自中东及非洲等地区，而恰恰这些地区是地缘局势风险聚集和频发的地带，市场油价因此也表现得格外敏感。
    去年我国从美国进口原油0.12亿吨，仅为进口量的3.02％，显然还存在巨大的进口伸展余地。美国已成今日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且只有美国具备牵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议价实力。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页岩油产量国，页岩油不仅对原油产品形成直接替代，而且一旦国际油价超过页岩油的成本价，页岩油产量就会随之上升，从而构成对油价的反压。因此，我国能否与美国形成持续稳定与规模可观的原油进出口关系，已成一个关键选项。
    寻找与推进清洁能源替代，无疑是对冲与稀释国际原油溢价风险的又一重大战略之举。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多年保持60％以上，最高达80％，但美国硬是通过页岩气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最终转身成石油出口国。我国天然气藏量多达40万亿立方米，可采量为31万亿立方米，可形成高达347亿吨的原油替代量，一旦技术成熟开发前景十分可观。而在石化能源清洁技术领域，我们还可推动煤层气与稠重油资源的高效开发，新能源电力系统技术领域可建造出更大功率的陆/海上风电机组，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并网和分布式供能。在战略性能源技术领域，我国还可加快建设煤制油、生物航空燃油等示范工程步伐，推动煤炼制油、煤衍生气等清洁燃料的实际制造进程。当然，无论页岩油、可燃冰的开发，还是生物燃料能源的研制，抑或是相关技术的突破，都需要连贯的财税政策支持与策应方可最终见效。（载《上海证券报》2018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