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宗教和福利国家：此消彼长的竞争

    
    
    政府福利可以被理解为是对金融市场和教会保障的替代，也就是说，既然逆向选择等问题，使金融市场那么难发展，而宗教保障的范围又有限，并且也有逆向选择和搭便车问题，那好，就由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强制各个公民都参与社保等福利项目，由政府代替金融市场、代替教会给老百姓提供风险保障。
    既然政府福利听起来这么好，那为什么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搞完全的福利国家呢？有了政府福利之后，金融市场和教会是否会被挤掉呢？即使在今天的美国，老百姓的消费中，教会提供了40%左右的保险作用，如果政府福利增加，是不是宗教的保险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呢？今天我们就来谈这个话题。
    福利国家与教会保险的冲突
    针对这些问题，有两组数据可以对比一下。一方面，虽然基督教以前在欧洲，后来才到美国，但是，在今天，欧洲的许多教堂被废弃，或者转变为商店，或者转变为迪斯科舞厅，而在美国，教会的力量那么强大，到目前还没有哪个候选人说他不信基督教但还选上总统的。纽约大学Stasavage教授和耶鲁大学Scheve 教授在2006年发表的研究中，有一组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就是问不同国家的人“上帝在你的生活中多重要？”，并要求在1到10之间打分，1表示最不重要而10表示最重要：打分越高，说明宗教信仰越重要，信得越虔诚。结果，美国人宗教信仰最虔诚，平均分数为8.5，而传统的西欧社会要低很多，比如德国、挪威、法国、英国、荷兰，分数不到5，丹麦和瑞典最低，只有4分，说明欧洲人对待宗教远不如美国人认真。
    另一方面，我们都只知道欧洲，尤其北欧多是福利国家，包括政府社保、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等，应有尽有，但美国的政府福利没那么多。在1990-1998年间，美国每年的福利开支平均是GDP的6%，而瑞典平均每年花GDP的23%在福利上，法国、荷兰、比利时花大约20%，英国、德国、丹麦和挪威在15-16%之间。发达国家之间的政府福利差别真的很大！
    这些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两组数据之间有必然联系吗？在 Stasavage教授他们于2006年发表的研究(Religion and Preferences for Social Insurance)中，他们借助22个发达国家的数据做了详尽分析，发现各国的福利开支跟宗教信仰虔诚度是显著的负相关：信教虔诚度低的国家，福利开支占GDP之比就高；或者说，福利开支越高的国家里，人们信教的程度就越弱。
    他们的分析当然证实了信教和政府福利之间的替代关系，有了教会的支持就可以减少对政府的依赖，而如果政府福利支持很多，就不需要教会的帮助，信教虔诚度就降低了。这个很好理解，跟我们之前谈过的一致。
    可是，让孙挺纳闷的是，美国和英国、荷兰、德国虽然金融发达程度有差别，但是到今天，在这些发达国家，金融产品，尤其保险类产品都很丰富，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不是靠金融市场解决未来生活风险就可以了吗，怎么还要么需要政府，要么需要教会的支持呢？
    挑战在于，金融产品是很多，但是，在目前的金融发达程度下，你必须有足够高的收入，否则，你就没法用现有金融产品解决好各种未来生活与工作风险。正如我们之前说到的，在美国，高收入群体中信教的人数占比低，他们从宗教得到的保险效果也低，而政府福利对他们来说不足以感到痛痒，但是，越是收入低的群体，他们越需要教会带来的保障。也就是说，政府福利和宗教保障所服务的群体主要集中在低收入人群，因此，政府与教会之间的竞争也主要集中在这个群体上。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今天最反对大政府的不是市场派经济学家，而是宗教领袖。或许是美国的教会领袖们看到，之所以西欧的教会影响力每况愈下，就是因为那里的福利国家体制把穷人的需要都解决了，教会的保险价值被取代了，就不再有那么多人想去教堂了，因此，为了保住教会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宗教领袖们比任何其他群体都更反对“大政府”、反对政府福利，让大量美国人继续依赖教会。于是，尽管当初是基督教排斥“用钱赚钱”的金融市场，但如今，反而是教会人士呼吁让市场而不是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3年美国三位神学理论家（Fernandes, Purcell 和 Wiesinger）出版了一本关于上帝与政府之关系的著作《上帝、政府和通往暴政之路：关于政府与道德的基督教立场》，其中说到，“《圣经》反对大政府。人类政府的角色是有限的——它不是我们面对的所有问题的万能解。当政府尝试解决人类面对的每个问题时，政府就是在想法取代上帝。指望政府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贫困、医疗、教育等等），那只能是偶像崇拜（拜错了神），不会有好结果！” 从他们的论述中，你看到，基督教思想领袖们的确把教会跟政府看成是一种竞争关系，他们当然是希望在解救人类苦难、面对生存风险挑战方面，教会和政府各有各的分工，井水不犯河水，而不是像西欧、北欧那样搞全能福利国家，结果是连穷人也不去教会了。
    政府福利在美国如何出现
    当然，纽约大学Stasavage教授他们基于22个发达国家的研究，毕竟还是停留在相关性分析的层面。可是，政府福利和信教虔诚度的负相关性反映的是因果关系吗？到底是像印尼在亚洲经济危机后的经历一样，政府福利多之后导致人们信教的激励下降，还是信教虔诚度高的社会更会阻挡政府福利的推出呢？
    针对这个问题，Stasavage教授他们在第二项研究中进行了细致探讨（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n and Social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在这项研究里，他们考察美国48个州政府推出工伤保险福利的时间以及补偿金额，在1910年之前，美国基本没有政府福利，但是，从1910年开始，先是纽约州政府推出工伤保险，不仅负责受工伤工人的医疗费用，也补偿他因伤损失的工资收入，这是美国最早的社保计划之一；加州、新泽西、伊利诺伊、威斯康星、俄亥俄等州，在1911年推出工伤保险，而最晚推出工伤保险的是密西西比州，到1948年才立法推出，比较晚的州还有阿肯色，1939年才推出，以及佛罗里达州和南卡，1935年推出。
    有意思的是，各州推动工伤保险，不仅先后差距大，推出之后，提供的保障支出数目也是千差万别。在1910-1930年间，纽约州提供的工伤保障费平均是该州人均收入的2.18倍，也就是说，受伤后的收入比正常工人要高一倍多！道德风险应该不低。在美国各州中，纽约州的工伤福利最高。而最低的是差不多最晚才推出工伤保险的阿肯色州，就是克林顿总统出生的那个州，工伤保障费是当地人均收入的0.13倍，密西西比州的保障费是人均收入的0.23倍，受伤后的收入损失极大。其他各州的福利水平都介于阿肯色和纽约州之间。
    当然，如果你关心美国政治，从推出工伤福利的时间和保障水平上，你基本能判断各州的投票倾向：很早推出并且保障福利高的州，肯定是民主党的基本盘，比如纽约州、加州，都偏向“大政府”；而很晚推出并且保障福利少的州，肯定是共和党的，都主张“小政府”。工伤保险显著提高工人应对工作风险的能力，避免工伤导致赤贫。在工伤保险立法之前，工人只有在法庭上证明上级失职才能获得雇主的赔偿，否则就只能自己承受后果。然而，庭审中上级往往把责任推到其他工人，或指责员工没有遵守工作流程。有了工伤保险后，雇主和员工分摊保费，并事先支付；发生事故后，工人不必证明上级失职，而是直接得到规定数额的赔偿。
    那么，为什么各州推出工伤保险的时间和保障额差别这么大呢？Stasavage教授他们的分析发现，最为关键的决定因素之一是每个州信教人口的占比：教徒占比越高的州，推出工伤保险的时间就越晚、工伤赔偿金额越低。很显然，宗教信仰强的州更会排挤政府福利，不希望大政府挤掉教会的保险作用，要保住教会的阵地。
    今天我们谈到的第一个要点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城市化和工业革命带来的人口大流动，到20世纪初的美国，绝大多数家族的成员都分散在不同地方，使家族有形无实。所以，家族内部的风险保障功能基本消失，美国人只能在金融市场、宗教和政府福利之间找答案。跟中国今天的情况类似。其次，虽然金融产品已经丰富、可以帮助解决多数风险挑战，但前提是个人要有足够高收入。对于低收入群体，还是只能依靠教会保险和政府福利。在中高收入群体不需要教会、也不需要政府福利的情况下，教会和政府的竞争就集中在低收入群体上。第三，不管是基于美国的微观数据，还是基于22个发达国家的经历，教会势力强的社会倾向于阻挡福利国家的出现，至少会努力限制政府福利规模；而北欧、西欧的经历说明，政府福利强了之后，会减少公民信教的激励，导致教会势衰。
    看到教会跟福利国家之间的竞争之后，你了解到，“小政府、大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强硬推动者不是学者，而是教会领袖们。从长远看，谁会在这场竞争中胜出，是教会还是福利国家？儒家家庭或金融市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