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金融发展学术论坛综述

    本次论坛和本文作者感谢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3JZD006）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272179）的支持。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常态阶段，高速增长暂告段落，经济结构亟需调整，金融风险不断加剧。如何发展中国金融，实现价格发现功能，有效配置资本资源，服务实体经济，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银行体系，成立了证券市场，发展着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但是，我国金融市场的法治化尚未到位，市场体系扭曲严重。当前，我国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影子银行规模庞大，同业市场波动剧烈，债券市场案件多发，股票市场大起大落，期货市场定价不利，外汇交易不再平稳，互联网金融监管引导乏力……，我国金融业对此有着迫切的改革诉求。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理论指导，而不能主观臆断或者随性而为。
    西方学者构建了当代金融学理论。虽然研究方法规范，但是研究内容和制度环境与我国国情契合不足。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纷繁复杂的金融问题，我国中青年学者亟需借鉴西方研究范式，结合我国体制特色，研讨中国金融现象，建设我国金融智库，发展当代中国的金融理论。
    基于此，2015年1月11日，在教育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金融风险研究”重大课题的支持下，《经济研究》编辑部和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了“第二届中国金融发展学术论坛”，旨在召集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总结中国金融实践，借鉴西方学术理论，研讨中国金融发展，为今后中国金融改革提供参考。
    本次论坛共收到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台湾大学、诺丁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等机构学者投稿151篇。这次会议本着“从简从小”的原则，宣读论文25篇，进行了一个主论坛和四个分论坛的报告。
    一、 自贸区试验和改革
        近来，我国迅速推动着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沪津闽粤四地纷纷致力于金融创新。故而，会议主论坛以“我国自贸区改革与金融防控”为主题，由《经济研究》编辑部王诚和南开大学田利辉主持。南开大学佟家栋作了“天津自贸区的金融改革设计”的专题报告，认为金融需要服务实体经济，自贸试验区应该基于既有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借助资本的力量打造创新型产业集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裴长洪作了“上海自贸区深化金融改革的探讨”的学术报告，对于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措施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认为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有了良好的开端。
    自然，金融发展与自由贸易密切相关。北京大学姚洋和谭之博在其投稿论文中，认为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结构导致了我国的经常账户的贸易顺差。清华大学何平和刘泽豪讨论了信号传递模型，认为经济刺激政策有助于提升企业家信心，有助于提高产出和贸易。台湾大学黄达业教授回顾了台湾近30年来的金融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指出大陆地区需要切实防范银行间的恶性竞争和利率自由化存在的潜在风险。
    随后，南开大学田利辉主持了“圆桌论道”，引领与会学者共同探讨了“自贸区能否并如何推动中国金融发展”、“中国新常态经济阶段应开展哪些金融改革”、“在市场化改革中如何防控金融风险”等话题。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汪立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韩立岩、东北财经大学史永东、上海财经大学马文杰等学者参与对话，思想碰撞激烈有序，智慧交锋精彩纷呈。
      二、 企业融资问题
        当前我国企业融资成本高企，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局面尤为严峻。2014年，前海微众、天津金城等民营银行试点出炉。中小银行的发展如何影响中小企业融资呢？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李广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熊德华和刘力认为，中小银行发展能够缓解紧缩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借款融资造成的负面冲击，能够缩小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在借款融资上的差异，能够通过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来改善中小企业借款融资状况。南开大学泰达学院马静和岳庆智等发现，影子银行的参与有助于缓解我国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问题。
    武汉大学彭红枫和张晓发现，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政治关联也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但是，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政治关联扭曲着我国的银企关系。西南财经大学马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潘珊和姚长辉发现，从银行角度出发，在国有担保公司所承保的样本中，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和担保公司形成合谋。政治关联显著影响国有融资性担保公司所收取的担保费率。
    我国企业融资在逐步多样化，融资租赁在我国近年来蓬勃兴起。融资租赁提供了财务灵活性，提高了投资效率。然而，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马文杰和丁剑平发现，融资租赁还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缓解我国企业融资约束的工具。
    在借贷渠道之外，我国企业需要大力拓展股权融资，特别是私募股权融资。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田利辉和张亚飞发现，在上市关键期和减持敏感期，风险投资机构持股的公司倾向于开展盈余管理。他们指出，在法制不完善背景下，风险投资机构存在道德风险。我国的风险投资机构不仅需要提高专业化能力，而且需要进行适度的金融监管。在上市企业并购的研究中，诺丁汉大学商学院毕晓刚和王丹妮发现，公募基金的参与有助于提高公司价值，促进并购交易。
    三、证券市场发展
        证券市场是股票和债券等有价证券发行和交换的场所，价值、权利和风险在此发生转移。证券市场有效性的提高是我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本论坛认为，制度建设是有效证券市场的基石。
    东北财经大学应用金融研究中心史永东和田渊博认为，我国投资者法律保护机制不够完善，债券市场尚且存在普遍的信息不对称。不过，债券契约条款能够保护债权人的未来利益，能够有效降低债券的信用价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冯乾发现，巴塞尔协议Ⅲ有助于我国上市银行资产风险水平的降低。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孟庆斌、李颖、伊志宏和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江轩宇分析了融券卖空问题，发现借助其市场影响力，我国明星分析师更多地参与市场内幕交易。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陈运森和宋顺林分析了我国“资本市场诚信数据库”建立的重要性。他们收集了证监会处罚保荐人和保代的数据，发现承销商声誉受损后，其IPO市场份额下降，承销的IPO过会项目率下降，承销的关联公司市场反应显著为负。
    制度建设也是我国有序开放，实现股票市场国际化的前提。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的罗进辉、谢达煕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李莉讨论了如何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问题。他们发现，实施国际趋同的新会计准则能够吸引更多的QFII投资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
    四、 经济增长与金融
        金融对于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愈发重要。在不同程度和层面上，金融深化影响着企业效率，进而影响着经济增长。金融创新也在不断改变着金融约束和错配，但公司治理和企业效率应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重心所在。
    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鞠晓生发现，在不同的改革阶段金融部门对企业增长的影响不同。在1994—2000年的银行市场化改革初期，金融部门的规模、效率和相对结构变化均对企业资产增长产生正向作用。在2001年之后，银行的规模扩张和效率提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成长，但是股市对企业资产增长的作用不明显，金融体系的结构变动对企业增长的影响不大。
    期限利差和信用利差影响着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熊海芳和王志强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受到期限利差的影响。期限利差对通胀有预测作用，在不同状态上存在不稳定性。利差在货币政策规则中有一定的信息作用，信用利差显著影响着短期利率，具有较强的信号作用。
    我国在努力推动着金融创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陶雄华、曹松威、刘贝贝和刘亚朵研究了我国14家上市银行发行的所有资产证券化产品。他们发现，资产证券化带来上市银行市场收益的下降。这是因为，银行资产证券化之后，可能存在道德风险。银行通过成功发行资产证券产品筹集了大量现金，可能进而降低信贷标准，把现金用于风险性较高的领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雄在其论文中发现，随着贸易顺差的减少，资产证券化容易引发泡沫问题。我国经济当前亟需的不是金融创新，而是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济南大学管理学院安强身和姜占英认为，金融资源错配现象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我国政府和国有银行的资金运用效率不高，严重影响着全要素生产率改进与经济增长。提高金融机构运营效率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
      五、金融风险研究
        市场与风险相伴而生。金融风险的生成和演化具有连续性、非线性和网络性的特点。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将会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政治危机，风险应该预先分析和防控。本次论坛着重讨论了国际经济影响、我国政府债务和我国利率风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韩立岩和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尹力博、张淑娟发现，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影响我国的资本市场；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政策，其影响是全面、显著且持续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许志伟和赵诗雨以及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樊海潮发现，美国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汇率传导效应，引发进口品价格变化，进而影响我国国内的生产成本和物价。美国有可能在2015年进行加息，改变其宽松的货币环境，我国有关当局应该提出应对预案。
    我国经济景气状况、金融市场波动和经济增长前景影响着我国的政府债务风险水平。吉林大学商学院庞晓波和李丹发现我国中央政府资金配置效率低，但是债务风险小；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增速在经历2009年高潮后开始放缓，地方债风险整体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