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导向的绿色低碳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

    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暖化，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的共识。各国都在积极为碳减排的责任和目标寻求途径和方法。中国在自身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并且成为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绿色化、低碳化，不仅契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且也是中国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内在动力。在这一背景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湖北经济学院、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由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培育）、湖北经济学院环境资源与国际贸易学院等单位承办的“市场导向的绿色低碳发展国际研讨会”于2014年9月13日在湖北经济学院召开。
    来自日本名古屋大学、日本东北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对外经贸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3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研究员、湖北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培育）首席科学家暨日本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院薛进军教授、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齐绍洲教授、日本东北大学环境科学院马乃木俊介副教授、德国明斯特大学能源与资源经济方向首席经济学家Andreas L�塻chel教授、湖北经济学院环境资源与国际贸易学院院长王丹副教授等先后作主题发言。专题讨论环节由“碳资本、碳交易与碳金融”、“环境规制与区域发展”、“绿色经济与产业转型”三个分论坛组成，分别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李小平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凃正革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范红忠教授进行主持和评论。与会专家学者紧紧围绕绿色低碳经济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交流。
    一、 绿色低碳发展的观念与视角
    传统经济学强调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最大利用，以获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在环境规制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树立新的经济观念。
    放松传统经济学中人的“完全理性”假设后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王国成提出了低碳发展需要人与自然交互的经济学新观念，认为经济理论研究要实现由物到人的重心转移与归位，既要研究竞争环境中理性人单纯的资源优化配置行为模式，更需要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交互影响的策略行为，凸显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人文特色，有利于处理好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交互适应、互激共进关系，为防治大气污染和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西北大学的冯晨、康蓉等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框架，考虑人的“有限理性”，对于现实中人类过度碳排放行为机制与碳排放产权规则的演化进行经济学分析，具体分析了人类主体在行为经济中的“认知偏差”与“禀赋效应”这两种“状态依存”现象。运用双曲线贴现模型分析行为人“认知偏差”下的过度碳排放冲动机制，探讨了碳排放的具体碳排路径选择及规制安排，指出基于环境产权的明晰与规则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对人类主体的锁定效应可以有效控制过度的碳排放冲动。
    低碳经济发展须从政府主导向市场导向转型。裴长洪阐述了城市经济转型思路时首先强调了这一观点。薛进军也认为，中国三十几年的高速增长是政府主导性和投入驱动型为主的，这种模式产生了如过度投资、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全球价值链上低端的资源消耗性、低竞争力的重复生产、环境污染与政治腐败、技术创新缺乏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不能持续，低碳经济发展须从政府主导向市场导向转型。重点要为市场型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法律和政策保障，可考虑征收环境税、碳税或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同时在碳市场定价给予企业自主权，最终由中国引领世界节能减排。
    加快低碳转型应加强新常态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合理的碳排放总量管理制度安排。党的十八大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对于如何具体实施这一战略，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王毅研究员选取中国32个省区58个部门，建立了“社会经济—能源—环境—碳排放—政策”综合情景和均衡模型，结果认为中国未来10—20年内面临主要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峰值；中国实现碳排放峰值取决于综合成本，如果提前达峰（如早于2030年），不仅影响国内经济和就业，还可能导致全球社会福利下降；而单一政策无法实现CO2峰值目标，需采用“目标+路径+技术+资金+政策+精细管理”的综合解决政策方案，调整能源结构和减低碳强度是实现碳排放峰值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争取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主动权。西北大学—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气候变化与碳封存研究中心康蓉通过对比各国际机构发布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发现，不仅各个国际机构间的相同的指标数据存在差异，而且各国对于重点选取哪类碳排放数据有明显的自利目的。她认为发达国家的碳计量和碳排放数据虽然研究成果多引用率高，但其构成、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值得认真研究。同时，众多国际机构中缺乏中国的声音，中国科学家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等重大事件。在众多国际机构发布的信息不利于中国的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需要新的战略：一方面在国内抓减排，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上让各国了解中国的努力和成就，有利于争取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主动权。
    二、 碳资本、碳交易与碳金融
    碳资本是绿色低碳领域中非常重要的基础性话题。对此，日本名古屋大学薛进军和尤默从污染物防治的角度论述了碳资本的重要性，通过比较分析碳排放与传统污染物排放的异同，结合一些国家、地区的相关法律论证了将二氧化碳纳入污染物的必要性，并对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如何定义污染物给出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钢和廖建辉提出了测算物质资本内涵的碳资本量的新方法，根据测算结果指出发达国家承担本国历史排放也有其清晰的责任链条，并进一步提出全球碳减排方案应综合考虑历史责任的公正账户、基于人权的公平账户才能得到更普遍的认可与执行。
    在碳交易的效率方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廖显春、耿伟将命令控制方式、环境税方式与排污权交易方式这三种环境治理方式纳入社会福利模型的分析框架，比较研究发现这三种环境经济政策是相通与一致的，其协同创新与综合使用比单一使用更优，进而提出建立环境最小安全原则与依次协同创新环境经济工具的政策建议。华中师范大学凃正革、谌仁俊采用引入排污权交易试点的DEA模型和基于核函数的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使用1998—2012年中国30个省份工业二氧化硫的数据，考察了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经济效应，证实了在2002—2012年间Porter效应的存在。同时也指出，如果无法激发整体的技术革新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一效应不可持续。
    在碳金融的实践方面，对外经贸大学冯建芬、王春霞、潘慧锋探讨了碳债券这一碳金融产品的估值问题，论述了估值中的模型选择和碳债券的设计方案，为金融机构协助碳减排企业推出碳债券，降低碳减排成本提供了量化方法和产品设计思路。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的田永、张俊、宋泓杰则试图探索生态农业潜在的碳金融价值，认为农业企业可更多地成为碳金融的供给者。他以一个“养猪+沼气+芦笋+秸秆饲料+光伏发电”的经营体为例，论述了传统养殖企业如何转型为低碳现代农业企业，并提出了如何将农业企业创造的碳减排引入碳市场以及如何用碳金融引导低碳农业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的相关建议。
    三、 低碳发展与政策选择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要实现低碳发展目标，必须考虑国内外等多方面因素，在政策的选择上也应进行多方权衡。
    碳排放转移现象的存在是影响碳排放责任核算和低碳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齐绍洲通过确定碳泄漏行业，建立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和贸易引力模型，引入衡量各国气候政策强弱的CCPI指数，利用2008—2012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气候政策对碳泄漏行业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发现在京都协议第一承诺期，国际投资渠道并不存在碳泄漏，投资流向具有寻求市场和资源的特征，国际贸易渠道也并没有发现碳泄漏，相反，严格的气候政策反而促进了一些行业的出口，因此，发达国家不应该夸大碳泄漏的影响，甚至将其高度政治化，也不应以碳泄漏为理由推卸减排责任，借口推行碳关税、碳标识等单边贸易措施。对外经贸大学赵忠秀、闫云凤、裴建锁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基于改进的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生产分割下地区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认为京津区域、东部沿海区域等经济发达区域的消费碳排放大于生产碳排放，它们是隐含碳净流入地区，而东北区域、西南区域等地区是隐含碳净流出地区，表明地区间碳排放转移巨大。
    温室气体收敛性的存在是实现减排的前提条件。孙永平、王丹利用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计划”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CO2排放的收敛性，认为节能目标责任考核对CO2排放收敛的贡献较为有限，往往受制于GDP增长指标的变化，并建议中国需逐步把CO2的绝对值指标也纳入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郝宇利用2002—2011年我国113个城市的人均SO2排放量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样本期内重点城市人均SO2排放量的绝对收敛和相对收敛都存在，其中东部地区的收敛速度最高，而西部速度最低。由于存在收敛性和差异性，各城市或地区应该实施不同的SO2管控政策。在影响收敛速度的各因素中，更高的人均收入会提高收敛速度，而更高的人口密度倾向于减慢人均SO2排放的收敛速度，所以促进经济发展以提高人均收入和控制重点城市人口增长速度都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方式。
    针对产业转型过程中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孙永平、王丹认为向上负责的政治体制、高储蓄率和CO2的全球性公共物品特性，对中国CO2排放收敛具有重要影响，GDP增长、投资冲动、内含技术进步的、以人均有效劳动表示的资本浅化、能源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CO2的排放收敛，在能源价格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能源类价格指数没有显著性影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彭俊杰以河南省为例，研究经济转型背景下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且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湖北师范学院的易艳春应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研究了FDI与中国碳排放之间的长短期相互关系，发现在长短期内，FDI的流入减少了碳排放，改善了环境质量，而FDI改善环境的效果有滞后效应，主要体现在长期。研究还发现经济增长在长短期内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因此，减排的重点在于实现技术减排、制度减排、结构减排和能源减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叶提芳、王军礼研究了中国发展转型的驱动力及摩擦力，认为除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因素之外，国有部门规模的减小对经济的市场转型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同时，劳动力流动摩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结构变迁的步伐。
    环境规制目标和政策的制定需要体现国别和地域的差异性。与会学者针对这一问题，探讨了西方国家和中国一些地区的低碳政策。日本东北大学环境科学院马乃木俊介副教授认为，虽然不同学者对碳成本的估值各不相同，但都表现出增长态势；在气候变化方面各国都加大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立法力度，并针对绿色发展进行了财政扶持。一些常规方法和举措能够有效保护环境，当高能源效率带来更低的能源价格和更高能源消耗，将会出现“反弹”效应；征收碳税的减排效果能增加其他补贴政策（非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管制与交易政策）的有效性，最终采用何种政策需要在政治可行性和环境效益之间进行权衡。德国明斯特大学Andreas L�塻chel研究了欧洲的能源政策、成本与竞争力。他对德国的能源转型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能源消费等指标的历史变化和期望目标进行了对比，认为成本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影响竞争力；不过，要更深入地进行能源价格比较还需更多更好的行业和企业层面数据，从而更能体现各部门和企业的异质性。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王栋、康蓉等以Tapio脱钩模型分析了陕西省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强度的变动趋势高度近似。同时，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因果链分解为节能脱钩和减排脱钩指标，发现由能源利用技术和产业结构决定的节能脱钩指标是导致总脱钩的主要原因，指出以陕西省为代表的西部省份还处于工业化发展上升期，囿于资源禀赋以及技术水平的限制，未来碳排放总量仍然将上升，所以，节能相对于减排更符合西部省份的实际发展需要。
        四、 绿色经济与低碳生活
    绿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低碳转型。华中农业大学的吴贤荣使用DEA�睲almquist模型考察了我国30个省级区域1994年至2012年的低碳农业生产率，并对其时空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利用Kernel密度函数和经济增长收敛理论探讨了其动态演进与收敛性，指出1994年以来我国低碳农业生产率增长偏慢，其地区差距在样本考察期内缩小趋势较为明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乔长涛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和广义引力模型，检验了二元层面资源禀赋差异与体系层面结构因素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二元层面资源禀赋差异和体系层面结构因素对中国农产品贸易产生了显著影响，来自体系层面的结构对等性因素对资源禀赋差异产生了显著的“替代效应”，来自体系层面的角色对等性因素对资源禀赋差异产生了显著的“分层效应”。湖北经济学院的吴文劲在对2001年到2013年间中国新能源汽车政策文件和1978年到2012年间美国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文件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形式单一且作用并不显著，进而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提出了建议。
    环境的规制与人们的低碳生活密不可分。裴长洪以杭州智能化建设的构想为例，阐述了城市经济转型的思路。他认为城市智能化经济是两个结合，即产业智能化和智能产业化结合，城市智能化和智能城市经济结合。其发展的战略方针要凸显两个“三位一体”，一是网络建设、产业发展、应用服务“三位一体”；二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家庭“三位一体”，其中要突出网络建设和居民家庭；主要的建设任务应以新一代城域网为基础，以智能家庭为载体，以系统供应商为平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廖显春采用2002—2012年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实施阶梯水价的城市在居民家庭用水方面比单一水价更趋向于节约水资源，但阶梯水价的实施对相对低收入城市居民家庭的节水行为产生显著节约机制。同时，通过分线段预算约束的家庭经济模型并结合福利分析，提出四级阶梯水价制度更适合我国实际，既节约水资源，改善NDRC的三级阶梯定价的效率，又提高低收入者福利，有利于社会公平。湖北经济学院法学院的袁妙彧认为，在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压力下，低碳型居家养老是将低碳社区的理念从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向社区服务、低碳生活等领域引伸；通过对低碳示范社区的实地调研，考察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低碳化转型，试从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整合社区资源，实现人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勾勒出低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特质，并从养老设施低碳化、社区养老服务低碳化、社区老人行为低碳化三个维度进行低碳社区居家养老体系的构建。
        五、 结语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各种与绿色经济和低碳转型相关的新议题不断涌现。发达国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和数据体系，并为其在气候谈判中提供了有力的平台。中国目前处在能耗需求上升和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下，要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必须树立新的经济观念，逐步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导向，注意在区域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平衡，同时也要争取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