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八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

    2014年7月9—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和安徽大学政治经济学省级重点学科共同举办，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与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的“全国第八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在安徽大学隆重召开。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李光龙教授主持开幕式，安徽大学校长程桦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代表会议主办方分别致辞。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树成研究员等在大会上作了主题报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研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吉林财经大学等80余所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政府部门的近20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届论坛。各位专家学者围绕“劳动价值论前沿理论”、“深化国有经济改革，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和“深化财税改革，切实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支柱作用”等五个专题展开分组讨论。本届论坛规模空前，研讨气氛热烈，不仅主题发言精彩纷呈，而且小组研讨交流充分，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发展和创新劳动价值论
    1.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
    卫兴华认为，要正确认识中央关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提法，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价格的形成和决定；二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三是消费什么。只靠市场经济不能培育社会主义，在宏观领域市场不能起到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必须有党和政府的引导。同时，社会主义国家讲宏观经济也应该有所发展，需要加入经济关系的内容。靠市场经济不能形成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刘树成认为，我们需要改革宏观调控方式，一方面改革宏观调控思维方式，由守住下限变为把握中限，使宏观调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另一方面，改革宏观调控的工作方式，从应急式的项目应对变为中长期的主动应对。
    裴长洪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是提出了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的观点；第二是当前应该更加关注经济质量，要实现“没有水分”的增长；第三是提出经济工作要遵循两个规律，既要遵循经济规律也要遵循可持续发展规律；第四是发展是硬道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仍然处于可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第五就是号召全党要学习用好政治经济学。
    中共中央党校张燕喜教授重温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我国存在危机现象的理论成因进行分析。她认为我国存在经济危机可能的原因，一是仍然存在商品、竞争、信用关系等危机实现条件；二是从基本矛盾成因看，我国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特点不容忽视；三是从系统结构来看，我国现行分配制度需要完善。复旦大学史正富教授认为，现有的市场是一个两分的世界，一类是一般商品市场，另一类是投资品市场，两个市场的定价机制是不同的。在投资品市场，买进是为了卖出，追涨杀跌，需求曲线不再向右下方倾斜；投资者通过创造价格波动来“创造利润”。中国30年来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奇迹，关键就是在搞要素市场改革的时候不去破坏一般商品市场的创新能力和自由竞争。清华大学孟捷教授认为金融化和数理化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核心特点。金融化又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世界经济中垄断资本积累的庞大利润和剩余，没有用于固定资本的形成，却越来越多地用于金融资产的积累；二是银行从事的传统中介业务越来越少，转而开拓新业务；三是加紧再生产，越来越多地依赖私人经济。在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里，利润率的变化是核心，如果考虑到金融化，那么利润率的动态变化将出现新情况。今天我们可以断定没有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了，如何把金融化纳入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前沿问题。
    2.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应当响应中央号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中共中央党校张燕喜教授认为，深化认识的目的在于解决我国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例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要素参与分配问题和劳资关系问题等。陕西理工学院冯明放教授认为，在科技进步条件下，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划分已不能概括和说明当今时代的社会劳动形式。可以根据知识创新的多少和程度将具体劳动划分为基础性劳动、程序性劳动和创造性劳动。不同形式劳动涉及的再生产周期、风险性和效益各不相同。
    3.劳动价值论和数理方法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王朝科教授认为，价值函数是劳动价值论的数学表达式，更是数理政治经济学基础的基础。价值函数应该包含价值创造函数和价值形成函数两种表达式，这是价值函数研究共同的逻辑起点。价值转形问题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平均利润率问题是理论界始终关注的课题。安徽大学陈旸博士提出，根据转形模型中的“平均利润率不变模型”，可以在转形问题的基础上研究平均利润率、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之间的关系。我国20年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但平均利润率并未出现明显下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剩余价值率存在上升趋势，部分抵消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带来的利润率下降趋势。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教授提出，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的证明都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根据所有部门都有正的平均利润而错误地断言所有部门都必有正的净产出。这一前提的经济含义是社会经济处于扩大再生产的状况，这不具备一般性。他利用两部门和多部门模型在一般情况下重新证明了，正的平均利润率存在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是存在正的剩余价值率。
    4.劳动价值论的多元化发展
    西南财经大学李萍教授提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正在不断拓宽，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认为生态环境不能创造价值，但在自然生态越来越成为“人化自然”的情况下，不但自然生态中凝结着人类劳动，而且自然生态的价值还与商品的价值发生着联系。从这个角度说，生态马克思主义有着坚实的劳动价值论理论基础。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认为，可以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主流经济学的索洛模型、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综合在统一的新劳动价值论模型里面。在这一新模型中，除了土地、劳动和资本参与到价值生产过程中，还应当加上科技进步这一“第四要素”，这能很好地解释人类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现实。中南民族大学郭广迪教授认为，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角看，马克思对经济学创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被认为已经蕴含着现代投入产出理论的主要内容，而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两大部类再生产图示则被西方学者视为均衡增长模型的先驱。
    二、 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1.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下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认为，在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中，价值是唯一地由活劳动创造的，这成为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理论障碍。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则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教授认为，目前围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争议，是长期以来的两种改革观在新形势下的又一次碰撞，不能搬用新自由主义和“趋同论”来解读混合所有制经济；采取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来推进国企改革，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理解国有企业。要用实物形态的混合和价值形态的清晰以及劳动二重性的观点来看混合所有制，做到财产混合、产权清晰。安徽大学华德亚副教授认为，南斯拉夫通过工人自治式企业治理来实现劳动民主的做法，对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要通过企业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实现社会主义的劳动民主。
    2.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效率
    安徽大学魏峰副教授以2003—2011年工业细分行业为样本，在区分垄断和竞争性行业后认为，国有经济的技术效率在垄断行业与非国有经济不分伯仲，在竞争性行业与非国有经济仍有差距，但差距有缩小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小洪研究员认为，国有企业被指效率低，与其不够透明化和专业化有关。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将国企当做政策工具，也限制了国有企业更好地整合资源。安徽大学江三良教授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应该从区域对比、行业对比等角度去分析，找出国有与非国有最有效率的比例混合。
    3.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国企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吉林大学徐传谌教授强调现在中国经济改革的两个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趋同道路。道路选择聚焦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国外资本势力想通过经济政治转基因战略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直接的手段就是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这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服从中国总体改革的方向，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点在企业层面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当前“大国资委”体制仍然是管企业为主的体制，实践证明它不能胜任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是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个体制必须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主体，它应当是国有股权机构与资本市场运营主体的统一。
    三、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
    1.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现状
    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尽管中国的两极分化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绝对两极分化，而是相对两极分化，但有悖社会主义本质，不符合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安徽大学龙莹副教授认为，目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下降，出现极化现象，收入分布呈现M型，而合理的收入分布应该是橄榄型的。在极化过程中，向上极化指数远远小于向下极化指数，即中等收入群体跨入高收入群体的比重小于落入低收入群体的比重，并且后者呈上升趋势。安徽大学徐晓红副教授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不仅表现在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还表现在不同代人之间，出现了收入差距代际传递趋势。对收入差距代际传递路径考察的结果表明，家庭财产对代际收入的影响最大，且在财产最高的1%家庭尤为显著。而占人口1%的千万富翁群体的财富增长、收入代际传递问题，为收入分配研究所忽视。南京财经大学刘志国教授认为，中国居民代际流动性低于瑞典、挪威、德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与美国、英国相当。代际流动性降低，整个社会结构趋于一种不流动的固化状态，这会影响到社会活力的充分发挥，损耗社会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教育则可以有效地促进代际流动。武汉大学曾国安教授认为，中国虚拟经济行业与实体经济行业平均工资比值呈扩大趋势，且虚拟经济行业就业占比和工资占比均不断上升，实体经济行业就业占比和工资占比均不断下降，这一变化在东部地区幅度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实体经济行业中的垄断行业缩小了地区内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的收入差距。
    2.收入差距成因与收入分配理论
    福州大学周小亮教授认为，从市场经济的分析框架看，1995年后，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三要素即产权、价格、激励，都与权力高度结合，加速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差距扩大的载体有两个：一是企业转制，包括国有企业转制和民营企业转制；二是土地、资本要素市场，两大要素市场并非供求定价，而是信息、权力定价。南京审计学院唐国华副教授认为，中国特有的分权体制和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强资本、弱劳动的态势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西南财经大学盖凯程副教授认为，财产分布不均常态化、收入分配畸形化和社会结构断裂化仍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特质。金融危机灾难性的后果证明：所谓的“现代最完美的资本主义制度”既未提高效率，也未实现公平，仍然没有改变其以多数人的贫困为条件去实现少数人发财致富的本质。南开大学宁光杰教授认为，信息技术应用和企业组织变革提高了企业的高技能劳动力比例，降低了低技能劳动者比例，并且信息技术应用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存在，说明中国以引进外来的技术为主，而不是采用适应自己要素特征的技术。
    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国家发改委杨宜勇研究员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存在以下意见分歧：第一，要不要顶层设计？唯顶层设计论的思想是错误的。第二，当前收入差距到底大不大？不同意见的存在，导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没有明确目标。第三，缩小谁的收入差距？是缩小增量还是存量，是只动增量不动存量，还是增量存量一起动？以至于在如何开征房产税、遗产税以及工资制度改革方面意见不一致。牡丹江师范学院蔡丽华教授认为，矫治收入分配不公，实现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应当明确职责。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认为，市场平等与劳动平等是对立统一体，处理好这对矛盾，逐步提高劳动平等在市场经济下的实现程度，是社会主义必须面对的长期任务。云南师范大学周文教授认为，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既不能完全用西方理论，也不能僵化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而是应当掌握马克思理论精髓和实质，进行创新和发展。收入分配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四、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农村土地制度
    1.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浙江大学黄祖辉教授指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分离早成为事实，但权益交易的市场体系发育滞后，这影响了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进城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财产权益的有效实现。应建立与农地三权分离相适应的三权交易市场，建立包含土地经营权在内的土地承包权的有偿退出与交易通道。华南农业大学罗必良教授认为，推进农地流转及其规模化经营，需要针对产权主体与产权客体不可分的交易约束，进行相应交易装置的选择与匹配。对四川省崇州市的“农业共营制”案例的剖析表明，以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为主线的制度内核，将成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架构。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常伟副教授认为强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对农地流转相关风险化解和农村社会稳定有着极重要的现实意义，并运用Heckman两步法对农地大规模流转中强关系经济价值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安徽大学杨阳依靠田野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流转意愿，认为要有序推进农地流转工作，必须重视农地对中老年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农地流转中政府应和农民平等协商，不宜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推动农地流转。
    2.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研究
    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张德元教授指出，构建新型农业体系需要解决现代农业何处去这一问题，出路是发展现代农业规模经营。需要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发展，解决新型农业主体培育问题，需要通过农地产权制度设计和农地流转解决农地制度的效率问题，通过养老社保、农业直补等制度的完善进一步构建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持体系。合肥工业大学崔宝玉副教授认为合作社组织运作需要追求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同时实现，大农通过政治性与商业性社会资本汲取外部资源、信息获取效率机制，通过合作社内部社会资本整合获取合法性机制。大农领办的合作社需要在更高层次上构建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安徽大学江永红教授结合田野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研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能力与影响路径，认为农民自身特征、农业技术及知识普及对农民的农业生产能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村组织作用对农业生产能力内生潜变量影响不显著，但与农业技术及知识普及之间有一定相关性。
    3.技术进步与农村改革
    安徽师范大学周端明教授研究了资本逻辑、技术创新与农业微观经营方式变迁的关系，指出资本试图把农业变成其剩余价值的源泉。农业机械化和标准化提高了大型公司化农场的竞争力，导致农业经营方式由家庭农场为主向资本控制的公司化农场为主转变。但小规模家庭农场可通过农业合作组织制度创新，在摆脱资本控制的同时，也能享受农业技术创新带来的增长效应。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张宗毅副研究员考察了我国农业劳动力过剩与机械化之间的问题，发现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发展速度与农业劳动力下降人数基本吻合，这表明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并没有超前，其发展没有导致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安徽农业大学肖双喜副教授运用农本调查数据检验了转基因抗虫棉的经济效益，指出目前我国转基因棉花的农药成本已经达到并超过未推广转基因抗虫棉之前的水平，转基因抗虫所带来的农药节约、劳动节约以及环境保护效益已消失。可以利用生态学原理解决病虫害，并鼓励发展棉花生产家庭农场。
    五、 推进财税改革，发挥财政支柱作用
    1.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与会者一致认为预算制度改革是我国财税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根本。厦门大学陈工教授认为完善的政府预算制度可以有效地约束政府行为，提高行政效率和管理效率；有利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利于构建公正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政府预算制度改革的目标必须做到政府预算的计划性、公开性、法治性、完整性四个基本要求。安徽省财政厅万卫国认为目前我国多种法律对预算法都作了规定，但是预算法修订尚未及时跟进。我国预算体制有别于西方国家，首先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和预算管理体制尚未完全契合，其次是预算管理机制与当前经济发展和群众期待有较大差距。安徽大学韩东林教授认为必须进行重大机构改革，强化人大财政预算监督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变政府主导预算为人大主导预算。修改《预算法》，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财政预算制度。安徽大学钱海燕副教授认为预算公开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我国预算要从向人大公开后，转而进一步向社会公开；不仅要公开年度政府收支计划等静态信息；还应该公开动态信息，如从预算编制到预算执行再到预算审批执行。
    2.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
    中央财经大学安秀梅教授、安徽省财政厅财科所叶翠青研究员等认为财税体制涉及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较为复杂。1994年分税制改革，明确了中央和省一级的财政关系，但是省级以下尚未明确，还有待进一步改革。要改革我国政府间现行财政关系，一是要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必须以更高层次明确各级政府的职权范围；三是重新进行财政精简。安徽大学江庆副教授认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一要构建基层政府为平台的支出体制；二是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事权列出清单，理清政府间事权关系；三是取消现行税收返还机制，压缩合并现行专项转移支付，构建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体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独立于各部门和各地区的转移支付分配机构。
    当前的分税机制不仅影响到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多少，而且会进一步影响产业结构。厦门大学谢贞发副教授认为，利用类似于“双重差分”的方法，实证结果显示，1994年营业税与增值税的差别税收分成激励的确对相应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发展，税收分成激励的效应越来越大且变得更为显著。
    3.税收制度改革
    安徽财经大学经庭如教授认为未来税制改革一是要提高直接税比重，逐步过渡成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的体制；二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应该加大对富裕阶层各种收入的监控，加强所得税征缴；三是应该严格禁止各地隐性税收优惠，防止地方政府间恶性税收竞争。安徽财经大学崔志坤副教授认为当前税制改革存在两个误区，一是税制改革看似有规划，实际却没有；二是看似有目标，但是目标并未完全实现。改革的难点就是明确税改目标。南京财经大学唐祥来教授不认同目前要构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观点，他认为在目前我国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并没有税收立法权，所以无法建设地方主体税种；地方有无主体税种其实并不重要，只要地方政府拥有足够财力行使自己事权就可以。安徽大学田淑英教授就拟开征的环境税收入归属权划分指出，不同税目的环境税收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划分比例应有差异：排污费改税形成的环境税收入应作为以地方为主的共享税，碳税则应作为以中央为主的共享税。
    当前，中央提出了，要适应经济新常态，经济发展要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本届论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举办的，论坛围绕着理论创新与深化改革这一主题，研讨内容丰富，在发展和创新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涉及国企改革、收入分配、农村土地制度以及财税改革等热点和难点问题，与会专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且有前瞻性的建议，期待国家经济取得新的辉煌。
    江永红、徐晓红等，安徽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30601，电子信箱：jyh1217@sina.com，xxhah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