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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我国农业现代化，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而又辉煌的道路，我们不仅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24%的人口，实现了小康目标，而且经过近60年的探索，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一、解决农业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大国之一。在中国这片土地，已有七千多年的农耕历史，有众多的发明创造和丰富多彩的农业遗产。据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河南省新郑县斐李岗、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出土的石斧、石铲、骨耜和稻壳、稻秆等物品的考证，当时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已经栽培谷子和水稻。到明、清时期，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大力推广一岁几收的多熟制，提倡粪多力勤，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引进了甘薯、玉米等高产作物。明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所著的《农政全书》，对中国传统农业技术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和农业文明发达，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早就产生了。据唐朝人记载：“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 租佃制的发达就是人口相对于耕地过剩条件下的制度优化（利于精耕细作和兼业），到清代中期，承平日久、高产作物的推广以及“摊丁入地”，都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加。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与农业资源的矛盾，已经形成农业的过度开发。环境问题已经突出。到清末，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当时就有人形象地说：“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
可以说，在世界工业文明出现之前，我国有着达到世界颠峰的农业文明，同时也产生了“人多地少”的资源不足问题。但是，当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征服世界的时候，我国的农业却因国家的衰落而陷入危机。
据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研究，到1820年。中国靠农业的支撑，GDP总量仍然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GDP总量的33%。但是，自18世纪以来，欧美各国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传统的农业开始率先步入以现代科技和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化轨道，品种改良、机械、现代能源、化肥、农药等的使用使得农业充分吸收了工业文明的成果，也随之现代化了。而中国的农业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不仅没有乘上现代化的列车，反而因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统治阶级的保守腐败，陷入了严重危机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百余年间，中国农作物业生产的发展极为缓慢，落后于世界先进农业的水平。特别是由于连年的军阀混战、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国民党发动的内战的摧残破坏，广大农村田园荒废，许多农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遇到灾年，则更户鲜盖藏，途有冻死骨。1928年的大旱灾遍及全国，赤地千里，灾民达1.2亿人，饿殍载道，惨状目不忍睹。1931年长江、淮河发大水，淹没了广大的乡村和城镇，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大肆进行殖民主义掠夺，推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中国的农作物业生产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1936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前粮、棉产量最高的年份，粮食为15000万吨，棉花为84.9万吨。到1949年，粮食产量降为11318万吨，减产25%；棉花产量降为44.4万吨，减产48%；花生、油菜籽比战前最高年产量减少近三分之二；蚕丝和茶叶的产量均不及战前最高年产量的五分之一。
针对旧中国这种农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状况，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就提出要通过民主革命来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早在1922年，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就提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的思想，并指出：农民“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 在中国共产党为民主革命奋斗的28年间，始终高举着解放农民，从而也就是解放农业生产力的大旗，并为此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并最终通过土地改革，彻底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土地改革也确实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新中国成立后仅用三年的时间就使农业主要产品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基本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
二、农业必须为工业化服务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农业现代化，都是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来改造和装备农业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其工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而我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仅起步时人口多和底子薄，而且不能依靠对外掠夺，必须走自力更生、从国内寻找积累的道路，而落后的传统农业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项重任。这就造成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与工业化同时起步的。
因此，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段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工业化，是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的梦想，几代人前赴后继不惜为之献身的梦想，但是，近百年的近代史给中国人的工业化梦想留下了太多的屈辱。毛泽东在1944年就这样说：“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的欺侮我们，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
而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美国出兵台湾，1954年美国试图阻止我们解放沿海岛屿，并以动用核武器相威胁，又再一次证明了工业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因此，当中国人民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为工业化扫清了道路之后，尽快实现工业化就成为中国人民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最迫切的奋斗目标。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列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但是，建国初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却低的可怜：从人均产品看，按解放前最高年产量计算，主要工业品的人均占有量，钢1.7公斤，原煤114.1公斤，石油0.6公斤，电11度，粮食209公斤，棉花8.2公斤。毛泽东当时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时，中国大陆的人均GDP仅为119元人民币，人均储蓄存款仅为1•5元人民币，国家外汇储备仅为1•39亿美元。这样一种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人口多、剩余很少的经济水平，很难为工业化提供最基本的资金，从而使中国陷入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贫困的陷阱”，即近代中国那种发展非常缓慢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再次将筹集工业化资金的目光转向了农民，毛泽东指出：“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
因此，在我国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的第一年，当中国共产党加大了提取农业剩余的力度，就发生了那场影响甚大的毛泽东与著名乡村建设派代表梁漱溟的争论。毛泽东用工业化是“大仁政”，而改善眼前生活是“小仁政”的道理说服了人民。
因此，当1953年我国因工业化前进过快而出现农产品供应紧张时，就实行了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统购统销”一方面压缩了农民的消费；另一方面则通过保障城市居民的低价均等的农副产品供给，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第三又保证了物价的稳定。因此，“统购统销”这种方式从制度上保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金供给。
三、改革开放前党对农业现代化的探索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农业始终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要想加快工业化的步伐，首先就必须解决农业落后的问题，而在改造落后农业的物质条件不备情况下，毛泽东只能将希望放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希望通过改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来加快农业的发展。
（一）关于通过合作化来改变极度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探索。
贫穷、微小、脆弱尚未解决温饱的小农经济，显然不能支撑起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同样也很难避免两极分化，因此在当时全世界都在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时候，我们也走上了农业合作化道路。
中国农村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广大农民摆脱了封建剥削，但基本上仍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尤其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由于家底薄、资金少，或者因为天灾人祸，在生产和生活上仍有许多困难。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到1954年末也才分别增加到0•9头和0•6部，因此一家一户确实难以从事独立生产。
因此，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种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是很难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更不能满足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要。那什么是农业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呢？毛泽东认为只有合作化。
当时最著名的一个事例是“三条驴腿”的故事。河北省遵化县西四十里铺村有个王国藩合作社， 1952年秋由23户贫农办起来的合作社刚成立时，全社230亩地，只凑起了“三条驴腿”，既没有车辆，也缺少农具。村里的富农和坏分子讽刺他们是“穷棒子凑合到一块儿了”！但是经过合作社几年的努力，不仅年年提高生产，户户增加收入而且带动了全村的合作化。过去全村154户中有140户是缺粮户，政府每年都要发给这村5万斤以上的救济粮和一百几十件寒衣。1955年村里粮食作物平均产量比建社前增加83%以上，全村粮食不但可以自足，而且有余粮三万多斤。这个“穷棒子社”的故事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激励作用。以至毛泽东都提出：“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
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1953年开始，仅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将分散的5亿农民（一亿多户）组织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中，从而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二）农业科技进步是党的根本追求。
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只是改变了农业的生产关系，它并不能直接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如果要改变农业生产力的落后状态，则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物资投入。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有着清醒的认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农村土地改革还没有完成，但是中央人民政府从1950年就开始抓在全国普遍推广新式农具工作。政府在鼓励大量生产传统旧农具的同时，突出地抓了改良农具的生产和推广应用。1950年5月，政务院在北京中南海举办了新式农具展览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前往参观了展出的50多种新式农具。他们仔细询问了一些新式农具的性能、结构、功效和使用方法。这次展览对后来新式农具的示范推广工作起了良好作用。
为了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还必须从工业方面给予支持。旧中国化肥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只有大连和南京两个化肥厂，年产量仅6000吨新中国政府加快了化肥工业的发展，并将其列入优先发展的产业。到1965年则达到172.6万吨，1970年达到351.2万吨；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的报告，决定从国外引进13套现代化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48～52万吨尿素成套装置。这些引进项目，从1973年开始动工兴建，经过6年时间，到1979年全部建成投产。因此1979年我国化肥产量猛增到1086.3万吨。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而农业人口多则是中国的特点，毛泽东时代将这两点充分结合起来，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中国幅员广大，自然条件复杂，从北到南，跨越寒温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干旱、洪涝、盐碱灾害比较多，每年都有一部分地区的农作物受到不同程度危害。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1949年两千多年间，全国共发生较大的水灾1092次、旱灾1056次，几乎每年都有一次水旱灾害。80%以上的农作物耕地都是靠天等雨的旱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大量富裕的农业劳动力和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都使得上个世纪50～70年代的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成为最重要的内容。
从五十年代初期起，全国各地，按照“兴修水利，以中、小型为主”，“大量举办小型农田水利和挖掘已有灌溉设施的潜在力量，有条件的地区可择要举办大型灌溉工程”的方针 ，在中共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日夜奋战，挖河修堤，建造梯田，付出了艰苦劳动和巨大的代价，涌现出千千万万个新愚公，为中国农田水利建设事业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也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农业大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四、80年代的农村改革使农业发展摆脱困境
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解决了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制度保障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农业本身的发展问题，农民的自主权和利益受到了伤害，而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由于尊重农民的权利和利益而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经过建国以来三十年的发展，虽然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有了显著进步，特别是在先进技术的推广、电力、化肥、农药的使用和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但是受十年“文革”的影响和“左倾”思想的束缚，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增长满足不了人口增长的需求，城乡居民生活困顿，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 2.5 亿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为什么农业生产老是上不去？1976年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革”结束以后，全党都在思考这个问题。1977年11月，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外出视察，选择的地点是广东省。他在听取省委汇报时谈到农村政策时，他就提出：“同工业一样，过去许多行之有效、多年证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复。‘三清’ ，要加个清政策。清理一下，哪些好的要恢复，省里自己定的，现在就可以恢复。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他还强调：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
邓小平多次提出地方要发挥主动性去调整改革，实际上鼓励了1978年至1981年间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安徽、四川、贵州等地敢于在1981年中央明确表态之前再次试行过去行之有效的“包产到户”，是与邓小平的鼓励分不开的。
事实证明，凡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单位，生产面貌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少地方二、三年，甚至一、二年就翻了身。农业改革的成功不仅使改革充满了信心，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反过来又促进了了农业的发展。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连续登上了6000亿斤、7000亿斤、8000亿斤三个台阶，棉花产量增长近3倍，单产由30公斤提高到60公斤，成为建国以来农业发展最快的时期。1984年人均有粮食由319公斤增加到393公斤，长期困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创造了世界现代史的奇迹。
农业改革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推进了这个改革的进展，同时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资金和市场。反过来，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又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和物质基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不仅使得农业大幅度增产，解决了吃饭问题，也促进了农村专业户为先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局面的出现，而这两点为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反过来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不仅为农业转移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
五、90年代关于农业产业化的探索
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农业的迅速发展，但是一家一户的小生产由于规模小、信息不足和抗风险能力低，既不利于生产技术的进步，也无力与瞬息万变的现代市场经济对接，无法满足工业化、城市化对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的要求。因此，从90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在农业家庭经营和市场经济前提下如何解决农业的产业化问题。
1995年3月，江泽民先后在江西、湖南考察工作时指出：“把农村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引导到规模化、系列化、产业化的轨道上来，提高了农业的规模效益，我看这就是一种集约化、集体化的形式。”1996年6月，江泽民在河南考察工作时进一步指出：“立足农业优势，抓好种植业、养殖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村市场打开了，发展其它的行业也就有了广阔的空间。” 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江泽民又明确指出：“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
由于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各种“龙头”企业及中介组织为依托，通过各种利益机制，将农业生产全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因此它是农业发展的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组织指导和支持。江泽民为此指出：“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积极推动和引导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各有关方面都要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 为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积极探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具体途径，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农村出现的产业化经营，不受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的限制，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这样做，不动摇家庭经营的基础，不侵犯农民的财产权益，能够有效解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
到2000年，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6.67万个，平均每个组织的固定资产规模比1998年增长28％，销售收入增长26％，带动农户5900多万户，占总农户数的25%。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区域布局呈现新的可喜变化。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和特色农业的发展，西部地区的农业产业化有了长足的进步。2000年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组织数量占全国总量的比重，比1998年提高了近8个百分点；东部地区“龙头”企业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在全部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中，东部地区占57.8％。实践证明，农业产业化经营既符合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适应了市场经济对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它与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把农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来对待，以商品农产品的规模生产为基础，通过一体化经营的“统”与“联”，弥补了传统农业的“分”与“散”的弱点，使生产经营由“小”而“弱”转变为“大”而“强”，最终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六、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农业现代化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农业已经摆脱了“靠天吃饭”和几亿人搞饭吃的落后局面，但是农业的基础仍然很薄弱，可持继续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仍然很严峻。
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耕地面积持续减少：1996年我国耕地总面积为19•51亿亩，到2006年底，已降为18•27亿亩，10年间净减少1•24亿亩。而且减少的耕地一般都是城镇周边较好的耕地。2008年，针对不断加速的城镇化，国务院不得不提出不能突破18亿亩耕地底线的艰巨任务。二是淡水资源短缺。目前我国人均淡水总资源约为215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4左右，更严重的是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北方地区总体上严重缺水。三是农业劳动力素质仍然较低。许多地方因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留在家里从事农业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被戏称为“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四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兽药等投入品，制约了我国农业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导致农业面源污染日益严重。
在上述新的情况下，我国农业现代化下一步如何走，就成为新世纪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从2002年十六大到2011年的9年里，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要求以及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及时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政策。从而使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进入了一个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的新的历史时期。
2003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2004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著名论断，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通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着普遍性的趋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2007年10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再次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
随着“反哺”阶段的到来，从2004年到2011年，中共中央连续八年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来推行符合新的历史阶段的农业现代化方针政策。可以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入了加速阶段。
就像20世纪后半叶人类通过“绿色革命”大大提高了农业产出一样，21世纪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仍然必须以科技来支撑发展，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道路。对此，中国共产党有着明确的认识。
从2004年到2011年连续8个关于“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将农业科技作为实现现代农业的关键因素。其中2007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则提出“科技进步是突破资源和市场对我国农业双重制约的根本出路。必须着眼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促进农业集约生产、清洁生产、安全生产和可持续发展。”
事实也证明，科技创新为我国的农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提供了巨大的生产力。以棉花生产为例，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曾发生大面积棉铃虫灾害，一些棉区的棉花亩产降幅达80%，每年给国家造成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的经济损失。棉农每年防治棉铃虫20余次，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和劳动强度，也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并损害了棉农的身心健康。从1991年起，我国“863”计划将抗虫转基因棉花研究正式立项。从1999年起，国产抗虫棉种的市场份额以每年10％左右的速率递增，到2004年，抗虫棉种植面积达到5000万亩。如果把这5000万亩都种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三系抗虫杂交棉的话，每年可增产80～100万吨皮棉，增收100－120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长江流域的棉区。
中国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逐步推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随着世界农业科技不断进步而实行赶超的过程。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标准也在发生变化。一百多年来，现代农业的发展经历了从“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到以“信息化、生物化、设施化和管理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发展过程。
由于中国农业现代化在世界上属于后发型和赶超型，因此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体现出来上述两种特征的交错与叠加。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其内涵是“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则加上了“生物化、信息化”
经过长期探索，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用“六用三提高”来概括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该说更科学和更完整了，这就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关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还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将包括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共同富裕型、城乡互助型、社会和谐型的内容。
总之，新世纪的10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起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不断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力度，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上述建议为2011年3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接受。可以说，党的十六大以来有关“三农”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和工作部署，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新时期党关于农业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为新的历史阶段农业现代化不仅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制度和政策保障。
（作者简介：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100009）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