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货币流通速度考察(1887-1936)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交易方程式计算了中国1887-1936年M1的货币收入流通速度，并对这一时期的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影响这一时期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由于国内外白银比价变动导致的白银流入与流出。
    关键词：中国近代/货币流通速度/货币化/白银流动
    作者简介：崔文生(1972-)，男，陕西临潼人，经济学硕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讲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006
    货币流通速度，即是单位货币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的平均周转次数。研究货币流通速度最早的学者是配第，他第一个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函数，但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恐怕是开启了货币需求理论的古典货币数量论者欧文·费雪，他在其交易方程式中假设货币流通速度在短期内甚至是中期内保持不变。马克思也把货币流通速度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是货币流通速度决定货币流通量而不是相反，并且货币流通速度长期来看是具有自动稳定倾向的加快趋势。与古典货币数量理论不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新货币数量说”或“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不是常数，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函数，但是基本上是稳定的、可测的函数，甚至“比消费函数或其他主要函数更为稳定”。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指出[1]，在9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大致趋势是在长期内以平均每年略高于1％的速率下降，但是具体又呈现出“U”型走势，从1880年的4.97下降到1914年的1.91，1914-1929年无明显变动，1929-1946年稍有下降，1946年以后开始回升，但仍低于1920年和1914年的水平。
    米什金[2]计算了1915-1999年美国的M1和M2的流通速度，对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做了比对。
    由于缺少近代连续的货币量和国民生产总值数据，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在本文以前还不曾出现。货币流通速度数据的缺失，使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货币状况、总的经济运行状况、物价变动状况以及其他宏观经济问题的能力大打折扣。同时，货币流通速度数据的缺失，也使我们验证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理论、利率理论等相关经济理论的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刘巍[3]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近代的货币量和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了估算，将相应的连续数据上推到了1887年，我们根据他的研究成果，试着对中国近代(1887-1936)的货币流通速度做一考察，并对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补充这一空白，以求对以后的研究工作做相应的铺垫，并求教于方家。
    一、1887-1936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
    根据欧文·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T，我们尝试计算出中国近代的货币流通速度。交易方程式中，M表示货币存量，P表示价格，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T表示市场商品交易量。由于市场商品交易量包含大量的中间产品交易，且近代相关的统计数据几乎为零，所以用最终产品GDP的数据Y来代替，这样计算的货币流通速度又称货币收入流通速度。对于M的选取，我们在此选用M1而不选用M2，主要是考虑中国从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由传统的封闭式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货币化程度很低，且我们在后面要结合这一时期的价格变化趋势一起分析，而M2层次的货币不是全部、直接和市场上的商品对话的，对物价的影响是部分的、间接的。因此，我们选用M1计算出M1的货币收入流通速度，制成图如下。
    
    图11887-1936年中国货币流通速度
    资料来源：根据本文附表计算和制作。
    数据显示，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在此期间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最初的18左右下降到1936年的5左右；其中1930-1934年又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短暂的上升趋势，货币流通速度从5.41上升到6.43。同时我们观察到这一时期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与国外同期相比非常之高，尤其是1890年前后，达到了18左右，远远超出同期美国3-4左右的货币流通速度。难道是我们的交易制度、交易技术都大大地超过美国吗？显然不是，原因只能是我们的货币化程度远远低于美国，我们国民经济的货币化才刚刚开始。
    货币流通速度如此之高意味着什么呢？最直接的，它表明在这一时期，大部分居民手中的钱很少，即使有时得到一点钱，也会很快将其花出去，这一景象应该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但是，这个速度是否有些太快了，超出了实际可能的交易流通速度太多？可能是的，因为我们在计算货币流通速度时用Y代替了商品交易量，而实际上由于中国当时还处在一种以传统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仍然最大，农业产值中很大一部分是自给自足的或以物易物的非商品化的、非货币化的产值，因此使得Y的数值要远远的高于商品交易量的数值。国内市场商品量的数据非常匮乏，以我们所见，只有吴承明先生估计的几个离散数据，如下表：
    
    仅以这四对数据简单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在此期间有所提高，也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随商品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并且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与收入流通速度的偏离程度会越来越小。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总收入的结构比例的变化来考察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原因。收入可以分为消费和储蓄两项，当储蓄增加时，这一新增加的储蓄就退出了商品流通范畴，这一部分货币就停止流通，使得总的平均的货币流通速度减慢。那么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收入结构比例是如何变化的呢？根据罗斯基[4]的研究，在1914/1918-1931/1936年间，中国个人消费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从88.7％减少到83.3％。即在此期间，我国居民的消费比例降低，储蓄比例提高了。从民族习惯来讲，中国人的储蓄倾向较高，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如此，但是在刚进入市场经济的近代中国，原始资本积累很不充分，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最大且增长缓慢，人口众多且人均收入很低，所以主动性地增加储蓄显然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中国近代储蓄倾向增加，就不可能是主动性的储蓄增加，而只可能是被动储蓄的增加，在近代中国，就是被列强掠夺所导致的被动储蓄的增加。近代中国对外的赔款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其中主要是三个方面，即战争赔款、教案赔款和商务赔款，仅战争赔款一项，按史学界最低的统计数字计也达到了十亿两白银以上，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财政收入的11倍，相当于全国4亿多人口每人2.5两白银，而中国当时的农民可能三年挣不到1两白银。此仅为战争赔款，尚未计教案赔款和商务赔款，具体数字在此不一一列出。因此可以说，被迫向列强支付的各项赔款导致的被动储蓄增加，是中国近代货币流通速度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者，为何1930-1934年间货币流通速度表现出短期的上升趋势？据闻已故著名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认为金银比价问题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不应被忽视的重要领域，因为它是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许多特殊现象的钥匙。刘巍[5]通过对中国1910-1935年的货币供给决定机制的逻辑分析和实证分析表明，近代中国的货币量是银价变动导致的白银国际流动和国内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力度决定的，认为1910-1935年中国的货币供给属“不可控外生变量”，即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受制于国际银价与国内银价比价变动而引起的现银流入或流出。从此视角观察，20世纪30年代美国收购白银，白银国际价格提高，国内白银持续流出，国内货币供应量收缩，货币流通速度提高。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白银也出现了外流现象，货币流通速度也有所上升，只是不如1930-1934年这一波上升更为明显。现银流出流入数据见附表。
    二、中国近代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影响我国近代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主要因素为中国近代经济商品化程度即货币化程度的加深和国内外银价比价变动而引起的现银流入或流出。白银流量数据我们可以从孔敏的《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得到1888-1931年的中国白银的进出口量，这一组数据的单位为关平两，我们按1关平两=1.55元换算为国币元，1932-1935年的数据取自《海关报告册》，1935年的数值加入了走私出口的估计量。如何衡量中国近代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如前所述，由于国内市场商品量的数据非常匮乏只有吴承明先生估计的几个离散数据，要以此进行实证分析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考虑使用罗斯基的1903-1936年中国近代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估计值近似替代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罗斯基借鉴英格瓦斯文尼尔森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经济使用的方法，采用离散物量指数计算出国内近代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通过构建水泥、钢铁、机械等表观消费量的时间序列，得出国内近代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年度估计值。近代中国经济的显著增长主要是近代化部分的增长，传统经济部分中的主体——农业增长应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近代化经济肯定是商品化的经济。对于近代化固定资本投资总额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演进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供求两个角度分析，从供给角度讲，近代化固定资本投资增加，使得商品的长期生产能力增加，商品的供给增加，经济的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加深。从需求角度讲，厂商在面临需求的增加时，首先是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增加人手等变动成本来提高产量，当如此还不能满足需求时，厂商就会进行新增的固定资本投资，扩大厂房、增加设备等等。所以，从需求角度来讲，近代化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是近代经济商品化程度加深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讲，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加深，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白银流入增加，货币供应增加，货币流通速度减慢。据此逻辑分析，我们建立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的模型，并且根据以上的分析确定了变量的符号：
    
    式(1)中，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I表示近代固定资本投资总额，在这里代表中国近代经济的货币化程度，S表示白银的流入与流出量。由于白银的流入流出数据是1888-1935年的数据，近代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1903-1936年的数据，所以我们的实证分析统一取1903-1935年的数据，相关数据见附表。
    根据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实证分析之前要先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否则容易引起虚假回归。对V、I和S三个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
    
    上述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理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被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等于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两个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相同，可以进行协整检验。JJ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按照计量经济学基本理论，上述变量可以直接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经过对模型检验，正态性JB统计量检验表明残差是正态的，自相关的LM检验表明不存在一阶和二阶自相关，ARCHLM的自回归条件异方差和White异方差检验表明不存在异方差。以上检验表明，模型是可信的。
    在该模型中，要弄清楚各个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可以使用Beta系数来衡量。按Beta系数公式计算得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重要性的结果如下：
    Beta(I)=0.95Beta(S)=0.23
    如果将Beta(S)标准化为1，则Beta(I)为4.13。
    根据两个解释变量的Beta系数，可以说近代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度是白银流量对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度的4倍多，我国近代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主要是由中国近代经济货币化程度的加深带来的。
    三、简单结论
    综上，影响我国近代货币流通速度降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近代中国经济商品化程度即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这种经济的近代化的增长使得新增货币的很大一部分是满足原来并不需要货币的那一部分商品的需要。这种商品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是中国经济近代化增长的内在要求与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这种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又由于列强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的掠夺导致的很高程度的被动储蓄减缓了。二是由于国内外白银比价变动导致的白银流入。白银持续流入，国内货币供应增加，货币流通速度减缓。
    
    
    
    
    参考文献：
    [1]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施瓦茨著，巴曙松、王劲松等译.美国货币史1867-1960[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Mishkin, The Economics of Money，Banking，and Financial Markets[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巍.大萧条中的美国、中国、英国与日本——对不同供求态势国家的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4]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5]刘巍.一种有害的货币供给机制：不可控外生性——对近代中国1910-1935年的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