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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近现代浙商与当代浙商是分属两种不同的类型。前者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商业文明，和金融业密不可分，依赖资本运作和经理人制度，并且与买办经济关系紧密。而当代的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则源于另一种民间商业传统，由手艺人行营天下而逐渐做大，家庭特征明显。但是近现代浙商的文化精神当中，小商品艺工传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当代浙商的发展轨迹又逐渐向大商业传统靠拢。正是两种模式的共同作用构成了浙商的发展历史与现有形态。
【关 键 词】浙商/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民间商业传统/交互作用
浙商的繁荣在浙江近代以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从鸦片战争以后到民国时期，浙商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改革开放以后，浙商再一次兴起，组成举世瞩目的民营企业群体，当代浙商及其创造的民营经济模式正在被中国各省作为大面积发展民营经济的样本，充满活力的浙商成为了中国民营经济活的教科书。浙商独特的发展轨迹被称为“浙江现象”，不但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也为全世界所瞩目。
当代的研究者们震惊于历史的活力，不由自主地将当代浙商的繁荣溯源至晚清民国时期的浙商，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传承关系。地域上的相同为浙商传统的一脉相承提供了天然的佐证，两者之间的确也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比如浙商研究中心在第二期研究论坛中专门讨论浙商的人文特性，与会者大多把这两个时期的浙商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①
但是，在大量阅读浙商资料以及深入思考以后，我们发现近现代浙商和当代浙商其实分属两种不同的种类，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纠结异常，细胞深处顽强存活着对方的基因。近现代浙商以宁波帮和浔商为代表。采用大资本运作，和金融业关系密切，许多大商人都由买办出身，经营思想与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之间关系密切，其事业呈现集团化的态势。而当代浙商则多在温台婺一带，大多带有“农民企业家”的烙印，发展行业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小商品生产与贸易上，其企业运作带有浓厚的家庭特征。很显然，这两者虽然同是浙江商人，但是无论在行业领域、运作模式、思想观念上差异之大，几乎可说是两种商业模式。
文化基础既然如此复杂，对浙商发展过程的剖析也不能简单化。以往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历代浙商共同的文化资源，而对于不同时代浙商所继承发扬的不同文化来源缺少细化的分析。仔细分析起来，事实上分属不同的种类。一个是大商业传统，另一个是小商品传统。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尽管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
浙商的资本主义商业传统
近现代浙商以宁波帮为代表。它在资本主义扩张的经济格局下，结合世界大势和中国的经济状况、地方特性等聚集起大量的资本，进行工商业投资，掌控金融事业，并将工商业与金融业交融起来，共同发展。由这一传统所承袭的浙商文化是把握政治大局，顺应时代潮流，上规模、上档次，搞集团化、产业化。这些是近现代浙商的主要存在形态，也构成了当代浙商的理想。
近现代浙商秉承的是资本主义大商业传统，这与当时的中国经济形势有关。鸦片战争以后，迫使中国门户开放，买办商人出现，现代商业理念输入。当时，“资本”还没有成为帝国全球化的主要扩张手段，连锁产业尚未发展。影响民族资本运作方式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商业理念。可以说，从商业思想的来源看，近现代浙商主要得益于资本主义商业文明。
买办商人后来成为近现代浙商的主要构成。南浔商的重要人物陈竹坪就是旗昌轮船公司的大买办商。宁波买办也非常吃香，宁波籍买办一旦到某地落户生根，就会引荐各自的亲朋乡里入行学徒或充任雇员，而这些人又可进一步升为买办。宝顺洋行的徐润就是这样由学徒升任买办，并进而成为大资本家的。买办和买办商人是民族资产阶段最主要的来源之一。买办商人大多白手起家从外商中分得一点利润，取得资本的原始积累，然后发展起来。起初，买办资本是从对外商企业的附股开始积累的，接下来又在清政府洋务派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近代企业投入大量资本。在投资外商在华企业和洋务派企业同时，买办商人还创办了一些自己的企业。如徐润创办上海同文书局。上海几家民族资本缫丝厂和工厂，创办人大都是买办商人。上海第一家民族资本公和永丝厂，即由曾任公和洋行买办的湖州人黄佐卿所创办。源昌碾米厂和燮昌火柴公司由曾任怡和洋行买办的宁波人祝大椿和大买办商人叶澄衷所创办。
买办商人不仅向民族工商业投入了大量资本，更重要的是，他们精通新式企业的运作方式，对金融资本市场有充分的了解，对市场经济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能够负担起运营现代企业的任务。他们是最早一批接触、了解、学习并实践西方经济思想的商人群体。
近现代浙商的经营领域也体现了资本主义商业特色。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起，浙江开始出现私人资本经营的近代新式企业，即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到19世纪末，全省私营企业已达约40家。浙江私营企业相对集中在棉纺织业和缫丝工业以及航运业。新式企业开办的同时，产生了浙江的早期近代资本家和早期近代工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不少浙籍资本家已经在省外，主要在上海，以及汉口、天津等地展开了经营新式企业的活动，成效卓著，影响不小，行业则大多由商业延伸到金融、工业和其他部门。他们往往被称为“浙江帮”，在上海等埠的经济领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在政治或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运作模式上，近现代浙商已经表现出充分的资本运作和集团化企业构建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以后的一段时间，浙江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以丝织业、棉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20世纪20年代，商资投入建路，获利丰富。外海和内河航运业也进入发展壮大期。各类商业也形成了自己的字号、品牌，开始出现企业文化。金融业更一步发展，商办银行出现。
辛亥革命以后，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财团。它由江浙籍资本家掌握实力，组成财团核心层。江浙财团在上海有着极大的经济实力，它控制了上海的钱庄业、主要的商办银行、多数纺织工业企业、大多数报关行、各大商号、主要航运公司、设在上海的多数煤矿公司及主要工商业团体，垄断了上海经济。而江浙财团中以浙江系资本最为雄厚，浙籍资本家在江浙财团中居于支配地位。出现了一些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群体，表现出很大的团聚力，并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影响。
近现代浙商具备相当的社会影响力，其中“宁波帮”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也是最富有典型意义的浙江商帮。
“宁波帮”的经营活动，无论从产业结构、资本运作方式、经营方式，以及对当地政治经济的作用力，都可以说是非常能体现大商业特征的。
就产业结构而言，除了金融业外，到上海开设各类店铺、从事商品零售的宁波人更不在少数。值得一提的是至今仍驰名上海的著名商家中，有许多是宁波商人创办和经营的。如童善长的“童涵春堂国药号”、黄楚九的“中法药房”、史致富的“万国药房”、叶澄衷的“老顺记五金洋什货号”、孙梅堂从德国人手中接盘的“亨达利钟表店”、应启霖等的“亨得利钟表店”、江良通的“和昌号西服店”、许达昌的“培罗蒙西服公司”、柴宝怀的“宝大祥绸布店”、丁大富的“信大祥绸布店”、叶启宇的“叶大昌食品店”、邵六百的“邵万生南货店”、祝正本的“老正兴菜馆”等等。宁波人在沪几乎涉足各行各业，特别是在创办近代民族工业方面，宁波商帮开创了许多中国近代工业上的“第一”和“最大”。据1936年出版的《上海工商人名录》统计，上海工商界名人1836人中，宁波籍人士就有453人。从涉及行业看，他们善于把握机遇，洞察市场，敢为天下先，纷纷涉足新兴行业，特别是从事当时颇有风险又无人问津的对外经济活动，从而迅速壮大自己。他们或充当买办代理洋商经营而起家，或经销洋货、附股洋商企业而获利，或从事对外贸易而发迹。这不仅使大批宁波商人掘得第一桶金，迅速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由此接触与熟悉了西方近代企业的管理经验和知识。
通过资本运作，宁波人在近代上海的商业活动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尤其在金融、商业、航运、工业等领域，是近代上海工商业中重要的领军力量之一。如被誉为“上海钱业领袖”的秦润卿，执掌上海钱业公会达15年之久；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等创办了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此外，朱葆三、刘鸿生等又创办了中国第一批保险公司；虞洽卿、盛丕华等创办了第一家由华人开设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等。
从经营方式看，宁波人有了一定资本后，不是买田置地或存放到银行以求保险，而是把商业利润投资于产业，把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起来。敢冒风险，锐意进取，也就把握了高收益的机会。宁波商帮在各类经营活动中头脑灵活、长于思考、善于经营、富于机变，因而在近代上海残酷激烈的商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生意场上，宁波商帮机敏善变，从不墨守成规，他们总是能够不失时机地调整经营业务和经营策略，其灵活善变的能力叫人拍案。譬如，1890年，永昌机器厂老板董秋根、何金泉听说意式直缥车比普通丝车效率高，就立即日夜制造意大利式缥丝车及小马力引擎。1898年，商务印书馆鲍咸昌见日本钢模印字清晰，就立即引进，使印刷质量为之一新。1894年，严信厚把通久源轧花厂从单一轧花向纺纱、织布拓展，形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纺织企业。在航运业领域，早在1852年宁波商人就集资向英商购买了中国第一艘民营轮船“宝顺号”，这比后来洋务派自造新式轮船至少早了10余年。②宁波商帮还非常重视企业管理，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把他们的创新精神应用到了新型管理制度的创立上。“过账制度”就是宁波商人创立的一种金融信用制度，即钱庄对客户的经济往来不支现款，采取划账的办法，类似于以后新式银行的票据交换制度。
从社会影响力来看，五口通商后，大批宁波人麇集上海，致力于创业活动，逐渐结成了上海最大的商帮，对上海的金融、商业、航运、工业等各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成了海外“宁波帮”的摇篮和跳板。时至今日，上海多一半的市民家庭与宁波有着扯不断的血缘关系。香港同样流溢着“宁波帮”熠熠光彩。从安子介提出经济发展理论，到包玉刚建立“海上王国”，从邵逸夫成为“影业巨子”到陈延骅成为“棉纱大王”，宁波与香港腾飞紧密相连。
综合这些方面，宁波帮的商业成就到了今天仍然很有影响力，当代浙商发展壮大到今天不可避免地带有近现代浙商的痕迹和影响。
浙商的民间商业传统
浙商另一条更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就是浙江的民间商业传统。形式是由手工艺人成为行商，演变为坐商。由于本乡本土的生意不能饱和，于是走街串乡，挑着手艺担走四方。等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名气、资金和客户群之后，坐地开铺，展开需要更多资本和生产资料的加工或小商品买卖，成为坐商，然后积少成多，聚沙成塔，逐步做大。民间商业传统无孔不入。这一商业传统使得浙商能够适应各种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的变更，具有强韧的跨时代和跨文化能力。
浙商传统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特色，即兼营手工业和商业，集手艺人和商人角色于一身。工与商的结合能够发现不同地区不同物产和相同物产之间的价格差异及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这种能力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得到有益的发挥。
在近现代，以民间商业传统为思想源头的商业活动也许不是最有成就的，但是到了当代，这一传统哺育出了新一代浙商。由这一传统产生的当代浙企在行业领域上密集于加工类企业，企业运作家庭化特征明显。
其实在近现代，小商品传统并非完全没有得到体现，只是涓涓细流，未成气候。到了当代，这一传统就起到了非常积极和明显的作用，终于蔚成大观。手工和商业兼业的传统，其实就是大多数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的市场活动的传统，这在传统经济中很常见。这种方式能够与改革开放前后的制度变迁相契合，能够使工商传统得到延续，而且也能够在政策放宽之后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组织方式。首先，由手工业者而起的个体经营需要资金不多，主要投入的是人力成本。其次，因为从业门槛低，竞争充分，是天然的市场经济，能够生存下来的，最后必然走向规模化。再次，经营的品种和提供的服务，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都有存在的理由。因此，这种经营方式在计划经济年代得以保留，在改革开放之后能迅速实现转变。
小商品传统在婺商和温州商帮中体现得比较充分。婺商以地而名，指的是金华地区的商人群体。婺商的起源大多为手工艺人走四方进而坐地成商。经营风格为“小处着眼、见缝插针、灵活多变、敢闯敢拼”。其手艺人闯世界的经济发展特色使得金华商人在改革开放以后大多靠制造业起家，行业经济非常发达。义乌从货郎担演变为以小商品为龙头的商贸经济。东阳以“百工之乡”诞生了建筑经济。永康由“钉秤补铜壶”形成了五金经济。
婺商的经营大多源于区域性地方化，带有浓厚的地方性标志。金华火腿、东阳木雕、义乌小商品、永康小五金、浦江水晶等，都与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关。众所周知的义乌“鸡毛换糖”，就在于义乌盛产甘庶而衍生土法制红糖，义乌红糖远近闻名。红糖丰富而生产姜糖，走街串巷的换糖人用糖和针头线脑换取鸡毛掸等小商品的原材料，物物交换的生意往来形成了小商品买卖传统，续而产生出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生产与交易市场。这与永康人的趟天下打铁铺生意、东阳人的金木水火土十八般建筑武艺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浙商的描述中常常出现“草根”二字，婺商的传统具备真正的草根特性。
温州商帮的遗传因子来自历史上的宗族制度。温州古称“瓯越”“东瓯”，属于百越的分支。流散性是越人的特征。温州宗族的兴盛本质上是国家力量的弱化。“山高皇帝远”。与流散性相关的，是越人的宗族组织的发达。通过宗族组织把流散、松散的越人撮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归属感、认同感，产生类似家族的统一体。浙东的宗族早已实现了雄踞乡里的经济实力和来自朝廷奥援的政治实力，对本宗族内部秩序进行有效的管理。这使温州商帮具备明显的家族化特色。
温州商人的重要特性是，其商业活动是以血缘、地缘关系出现的，他们习惯于群体聚集分工合作。因而温州文化带有商帮文化的特性。温州文化是海洋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混合，它携带着强大的家族文化的基因。温州文化是在变革中发展的，具有极强的变革力与适应性，对温州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解决了温州企业制度变迁中的诸多难题。温州商帮的家族化特色，起先只是受宗族文化的影响，但是在经营过程中，这种特色显示了它的独特优势，比如民间借贷的顺畅有助于资金流动，族群间的互相帮带使得规模市场迅速形成并做大，家族管理使得管理环节减少，更加富有效率。这些在企业发展初期是非常有帮助的，温州商帮因此更加强化了家族化特色。但是在企业继续发展之后，家族化也显示出它的弱点，特别是与现代管理制度的冲突，导致企业遭遇瓶颈。
虽然在近现代时期，婺商没有取得像宁波帮那么大的成就，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的传统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成长为当代浙商团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温州商帮则不但继承了民间商业传统，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在向大商业传统靠拢。费孝通早就认识到温州地区的传统是“八仙过海”，手艺人和商贩同居家耕地的农家女相结合，是艺商与农业的结合。在这两种不同的老根基上，浙南冒出来的是家族工业和加工专业市场。
通过对浙商和徽商之间的比较，可以较好地说清民间商业传统对浙商的作用力。徽商和浙商有一个相当大的差异，就是浙商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当代仍然取得极其重要的成就，其传统的延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着眼于对其共同点的提炼，对两者在当代的不同表现缺乏解释力。事实上，它们的差异性正是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在明清中叶兴盛一时，本着诚信的经营品格，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创造了一个商业奇迹，曾称雄中国商界数百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商帮之一。
和浙江的自然条件相似，徽州“八山一水一分田”，地狭人稠，寸土寸金。徽州的地理环境非常不利于拓展农耕，人口剧增导致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危机四伏，迫使一部分徽州人向非农行业分流。徽商崛起于危机。口粮紧张是生存危机，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商机。一些徽州先民正是在生存压力和利益驱动下被迫操“四民之末”，从最初的“米生意”做起，到后来“其货无所不居”，逐渐做大做强，为摆脱生存危机而在商界迅速崛起。论自然资源，浙江几乎与徽州一样，“七山二水一分田”，资源贫乏；论经济结构，浙江是个农业大省，工业基础薄弱。好男儿志在四方，惟有跋山涉水，方能闯出一片天地。正如费孝通所说：“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③正是这种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吃过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透射出一种深深的创业文化底蕴，代代传承。
两者固然有共同点，其实有许多根本性的不同。从现在来看，浙商的传统通过另一条脉络得到了彰显，徽商的传统却无法在其后人中得到发扬，发展因此而中断。观察徽商的商业活动，主要在纯商业流通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流通贩运环节控制了传统小农社会中若干重要商品。主要从事茶叶、盐、棉布、木材等大宗贸易，是大商人资本。而浙商则有相当深厚的普通百姓经商务工习俗。在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渐被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大生产替代后，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以其绝对性的优势主宰了社会经济后，相比较于大资本商业运作，个体化的民间经商传统能够再次与农村经济相结合。即便是农村集体经济，也没有完全将个体化的商业活动排除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徽商的商业活动和近现代浙商的经商方式有着许多相似和同源之处，最主要特征是运用较大规模的资本进行投资和实业经营，这种方式在当代的计划经济模式下无以为继。当代浙商另辟路径，依靠着小商品传统以另一种形态重新崛起。这就解释了两地商人为何在当代有不同的表现。
两种传统对浙商的交互作用
要讨论浙商为何能够跨过时代，将自身的辉煌从清晚期、民国时代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只用一条脉络作为线索是无法解释的。许多人把浙商与晋商、徽商放在一起比较，讲到他们的共同点，即大资本运作方式。④这可以解释浙商在民间时期的经济地位，但是却无法解释为何只有浙商能够在改革开放以后再次发力，而晋商与徽商甚至在民国时代就已经衰微。也无法解释当代浙商相较于商业观念的开放，在行为模式上表现出来的保守。
但是如果只讲当代浙商所具备的“以小做大”的传统，又对近现代时期浙商的兴起没有解释力。更何况，不是只有浙江一个地方具备小商小贩小手工艺的传统，何以只有浙江能够在改革开放以后利用这一传统造就浙商现象，更无法解释浙商在利用民间小商品商业传统重新兴起以后，靠何种文化传统的支撑能够做大做强，他们对于企业的宏大理想从何而来。
显然，浙商的两种模式同时发生着作用，并且还相互作用，互相影响。只是在近现代浙商身上，资本化的商业传统占据了比较明显的地位。而当代浙商则更多体现出了民间商品经济的传统。但是这两种模式的精神都交叉渗透进了浙商的行为模式当中，塑就了独特的浙江商人群。
当年的宁波帮虽然后来出了无数大亨，但是当年也大多出身寒微。在外创业的近代宁波人多从零开始，白手起家。所谓宁波人出门时是“铺盖(包袱)、雨伞、我”，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就是凭着自己的手，历经艰辛，苦干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成就自己的事业。上海开埠后，大批涌入的宁波人，多是从最卑微的苦力活做起，学徒、伙计、木工、水手、裁缝、车夫等，无所不干。所谓“吾甬人以冒险之天性，斩荆披棘，经营所业，期间筚路蓝缕，艰苦卓绝……”⑤就是当年宁波人在上海滩创业的真实写照。即使后来名声显赫的宁波帮巨子朱葆三、叶澄衷、虞洽卿等，也都是由于家境贫寒，早年由同乡人或亲戚带往上海谋生，从零开始创业的。这种“草根”精神在改革开放以后继续得到体现。因此以宁波帮为代表的近现代浙商虽然充分吸收了当时的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在经营上敢于善于进行大资本运作，但是经商为人的作风仍然谨慎保守，直到当代仍然如此。多方面的迹象显示，浙江的隐形富豪数量远大于上榜富豪。⑥隐形富豪舍得进行奢侈品消费，杭州大厦的奢侈品销售居全国，甚至全球前列，就是靠他们支撑。他们不时冒出头来以巨资收购国企⑦，或者组建航空公司⑧，表示出浙江隐形富豪的实力。组建航空公司的四位浙商，均以自然人身份出资，并且拒绝记者采访，充分显示出浙商资本充足、高调行事、低调做人的特点。
由民间商业传统演化而来的商业习惯，使得浙商倾向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金现货交易，甚至非常大额的交易都采用这种方式。浙商喜欢携带巨款，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陋习。但是和现金交易相关的诚信、快捷、量财经营，都使得浙商能够规避风险，迅速扩张。然而，近现代的大浙商经历过的由弱而强，由小而大，由民间而政界的辉煌，已经给当代浙商做出了榜样。资本的特性就是能够再生产，从资本主义商业文明带来的资本扩张、市场扩张、产品扩张是流淌在浙商血液中的本能之一。尽管从一针一线做起，尽管由小手工艺人的小铺小厂出身，浙商具有全球扩张的理想和冲动。浙江省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和《浙商》杂志社公布的投资分布图显示，到2006年，浙商投资的区域已覆盖除台湾以外的全国所有省区市。具体分布如下：上海、北京、广东的投资额分别达到或超过2000亿元，其中汇集上海的浙商群体已达30万人，企业规模和投资总额高居各地浙商之首；在我国矿产资源富集地甘肃，浙商投资达到1000亿元；与浙江相邻的省份也是浙商投资的重点区域，其中安徽890亿元，江苏650亿元，江西632亿元。此外，重点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边贸发达地区等，也是浙商投资的重点，其中天津620亿元，湖北600亿元，黑龙江570亿元，云南500亿元，四川、广西均为300亿元。⑨既能安于，甚至利用草根的基础，又具备扩大再生产的胆略，能够天下为家，到处开发市场。浙商只有在这两者的结合之下，才能够有今天的作为。浙商的务实和理想，都有其出处。
上文讲到，温州商人的家族意识较强。事实上，浙商的家族意识都比较强，只是温州商人特别具有典型意义。当代浙商家族企业的比例非常大，发展到现在，二世祖之多在比例上也可说是全球之最。如果一定要在家族意识和经营方式上区分因果，应该说浙商选择家族化经营是浙江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在经营中，尤其是企业发展早期，浙商又发现家族化经营的诸多的优点，使得企业家族化现象非常普遍。近现代浙商在发展中存在着大量的同乡同族帮带现象，这些浙商的先驱者本人向西方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学习，许多人还是买办出身，按现在的话说是职业经理人，因此他们在经营方式上也较多倚重专业人才。而当代浙商，尽管绝大多数没有经过专业的系统学习和培训，他们的经验都是来自于实战。但在二世祖接手后，不少人已经接受过商业方面的高等教育，其中不乏国外商学院毕业生。他们重新接继上“专业”的路子，把企业往现代化、规范化的方向推动。在没有子女可以接手的企业，不少浙商也选择了完全职业化经营的方式。还有不少中小企业，比如温州的锁业、家具、阀门企业为了更具备竞争力，放弃了“宁为鸡头”的做法，组成了行业联合体，抱团竞争，将原本单个的家族企业完全市场化、职业化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浙商利用两种传统的不同优势为自己所用。
在企业发展的方向上，两种传统的互相作用也非常明显。从事小商品贸易，在发展初期的浙商固然热爱现金交易，但是成熟以后的浙商，则接继上前辈的传统，对金融业、地产业，对开发自有品牌非常有兴趣。他们不再大量存储现金，而是热衷于资本运作，开发新的产业。浙商的目标也从抢市场到占资源，前几年浙商大举涌入各地的主要目的在争夺市场，销售价廉物美的“浙货”，而近年来由于能源和原材料持续紧缺，浙商纷纷挺进中西部以及东北等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战略投资。浙商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这几年成倍增加，如青海浙江企业联合会会长胡丁升投资6亿元，去年开始与新疆地矿局合作勘探和开发煤矿资源。更有一些实力雄厚的浙商将目光投向了海外，上海浙江商会副会长、中融集团董事长倪召兴，最近与加拿大公司合作开采石油，成为国内首家到北美开采石油的民营企业。
民间商业传统，给了当代浙商最初冒头的动力和方式方法，而先辈曾经实践成功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模式，又给了当代浙商发展的底气。浙商最终成功汇入经济全球化后的富豪行列。他们的经营模式不仅被现代商业文明所影响，也对当下的商业运作产生深远的影响。被哈佛商学院列入教学案例的义乌小商品商场，以用牛仔包装现金进行交易的传统模式改写了零售批发的业态。只是，我们在反复歌颂浙商精神中的肯吃苦、从小做起等草根精神时，也不要忽略浙商所具备的以天下为市场的勇气，要做行业顶尖的理想，不断增加资本的冲动从何而来。正是从不同阶段吸收两种不同商业传统的本事，成就了今日的浙商。
注释：
① 与会者大多追溯浙商的地理文化源流，对当代浙商和现代浙商不作区分。
② 编篡委员会：《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③ 费孝通：《小商品大市场》，《瞭望》1984年2月。
④ 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杜正贞：《浙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2月版。2008年举办的国际徽商研讨会上，与会者也多有此说。
⑤ 童承初：《甬光初集》，宁波旅沪同乡会编。
⑥ 每年的上海奢侈品交易展和顶级私人物品展中，来自浙江的买家都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几乎所有浙江买家都不在胡润的阳光富豪榜上。浙江有多家世界顶级制造企业，因不生产大众产品而不被人所知，其业主资产都以几十亿计。众所周知的宁波慈溪周巷，拥有上亿资产的隐形富豪数量不少。胡润本人亦承认，对于浙江的隐形富豪，他因无法精确计算其资产而不能列入榜内，实际上他们比所谓阳光富豪更富有。
⑦ 《第一财经日报》
⑧ 《今日早报》
⑨《从“赚快钱”到“赚长远的大钱”——2006-2007年度浙商省外(国内)投资分析》，《浙商》，2007年第6期。
【原文出处】《浙江社会科学》(杭州)2009年10期第38～44页
【作者简介】郑绩，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所副研究员，杭州310025；卢敦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杭州31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