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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19世纪末期，中国的货币金融制度演进来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历经千余年苦苦挣扎与坚守，贱金属本位刚刚走到尽头，而倏忽间，新货币本位的选择就已迫在眉睫；作为中国金融发展史中长期萎靡乃至缺失的环节，现代银行制度的肇建也刻不容缓。如何判断和应对这种“千年变局”，无数问题如乱麻般一下子摆到了人们的面前。国家和老百姓期盼着救世良策，理论史则等待着重要发现。可是，让人颇感失望的是，当时的大部分文献除了不厌其烦地重复那些亘古难变的“古训”，就是纠缠于货币本位与银行作用表象的无谓争执，几乎没有什么理论价值。有关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货币金融问题文献的综述与评论可参见彭信威[1]p911-921和张家骧[2]的著作。20世纪以来，此前的无谓争执仍在持续，除此之外，绝大部分学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引进“西学”上面。他们的努力自然必要，但不少人则从此长期沉湎于“舶来”理论的简单传授与启蒙，针对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特殊性”的研究则几近一张白纸。特别是，面对上述中国货币金融变革，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们大都出人意料地变得沉默不语和无所作为。他们对于中国问题，是一时理不出头绪，还是提不起兴趣，或者另有隐情？理论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相比之下，王亚南和彭信威则给20世纪以来的中国货币金融理论史增添了两个显著的例外。
一、货币本位的“二元结构”及其利益博弈
20世纪中期，就在绝大多数学者忙着向国人介绍国外主流经济理论基本概念与命题的时候，王亚南则已然将学术之犁伸向中国经济这片原本肥沃但却荒芜了许久的“土壤”。1946年，随着那部旨在开创经济学“中国范式”著作(这部著作在1946年初次出版时冠名为《中国经济原论》[3]，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版时则更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的面世，他多年的理论耕耘终于结出了硕果。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其学术贡献褒贬不一。这部著作自始至终采用的是迥异于主流经济学的所谓“正统范式”(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体系及其方法论。不少研究文献将王亚南的相关著作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成功范例)，虽然无处不在讨论制度层面的问题，可当时在西方已经成型、同样抵牾新古典理念的旧制度学派的基本文献、工具与方法却在其中难觅踪迹。客观地说，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该范式向更具一般性分析框架的发展。当然，新制度学派在此刻尚处于奠基期，我们自然不能苛求它也会对同样处在初创时期的“中国范式”产生什么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王亚南“中国范式”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仍然不失其深刻性，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水平。具体到货币金融层面，在这部开风气之先的著名文献中，王亚南不惜留出大量篇幅，饥渴般地搜寻和梳理着那些曾经支撑中国货币金融制度演进的特殊元素，试图据此构建合理解释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的独特理论框架。
王亚南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国货币本位的“二元结构”特征。虽然自1931年“废两改元”，中国货币本位正式跨过银本位的门槛，但是，银元主要用于城市，而广大农村则普遍流通铜币。实际上，在乡村市场，人们“无异于把辅币作为本位币在使用”[3]p49。这分明是一种变异或者残缺的银本位制度，不用强调，其形成逻辑与存在理由一定深藏于社会经济的内层结构。王亚南显然深谙此道，他认为，铜币在乡村民间的普遍使用是大众“低微购买力的表现”，可谓一语中的。由此不难推断，银币与铜币在流通空间上的“分割”以及所服务阶层的巨大差异真切地体现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幽深“裂痕”。美国经济史学家伯恩斯坦(Bernstein)曾用收入结构的“高离差”现象(即巨大的收入差距)来解释中国对白银的高需求，[4]p206其实，收入“离差”所要丈量的恰好是社会经济结构“裂痕”的深度。不过，伯恩斯坦未曾想到的是，这个收入离差还会与银本位制度的变异扯上关系。
货币制度的信任内涵也在其经济学“中国范式”的间架结构中有所窥探。王亚南发现，“外国的货币，无论是铸币抑是纸币，都在中国有效地推行”，[3]p46由此表明，当时中国明显存在着“世界货币悖论”。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作为主权符号，一国的铸币和纸币都不能在他国畅行无阻。不仅如此，若给定某一时期的货币持有量，则外国货币与本国货币注定会此消彼长，很显然，一种“货币替代”现象将与上述悖论相伴随。何以至此？我们固然可以感性地将其归咎于“货币侵略”，但实际情形恐怕要复杂许多。尽管不是着眼于正面，但王亚南还是指出了问题的要害，那就是货币间的信任竞争。他认为，由于其信用优势，“外国的纸币，较之本国较有信用的银行券还更为一般人所乐于接受”，正因如此，这些外国主权符号“不但行使于中国流通界，甚且被国人当作绝对财富本身，而予以贮藏”；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还毫不犹豫地将大量货币存入外国银行，不惜为此额外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3]p46-47；p52透过王亚南极富感性和针砭意味的朴素表述，我们依然可以剥离出包裹其中的理性逻辑，仅就货币金融制度而言，借助信任，它可以洞穿任何政治的和民族的人为之墙。因此，构筑更为坚固的有形制度屏障固然重要，但重建货币制度的信任基础则更为根本与关键。
货币金融制度及其变迁往往交织着各种力量的利益博弈，因此，中国货币金融演进历史中许多看似异常乃至充满屈辱的货币金融现象，其实都是多种利益取向之间经过长期冲突所达成的一组组“博弈均衡”。王亚南[3]p49揭示了其中的两组，一组为货币形制混杂所体现的利益诉求，另一组是货币价值(银价)频变所凸显的利益格局。先看前一组，货币制度的长期不统一对整体社会经济运行无疑会造成净损失，但在这种净损失的另一面，则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巨额收益溢出。具体地说，基于货币制度的混杂，“特殊地方或特殊势力的货币权的控制者，很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有利打算，随时把货币的价值标准予以变更。”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既得利益者就会成为货币制度统一的巨大障碍。再看后一组，王亚南对于当时银价变动的国际政治操纵及其利益博弈内涵的判断可谓洞若观火，他认为，“世界银价的变动，并不尽由于银矿开采的难易，影响供需状态，同时还更掺杂着各帝国主义国家间货币斗争的内情。”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货币价值之间时有影响实属平常。可是，别国的货币利益冲突竟然决定着中国的货币价值，这就非同寻常了。王亚南正确地推断，这种状况之所以形成，其基本原因在于经济主权不独立；无经济之主权便无所谓货币之主权。
二、“低货币化”现象的另类成因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有一种货币现象颇有些耐人寻味，那就是货币量长期偏少。按常理，经济增长会要求货币量以相应的比例增加，甚至可以说，由于当时中国货币形制极其混杂，人们更担忧的应当是货币量过多。但实际情形则是，偌大市场的商品流通只以少量的货币在周转。是货币的供给不足，还是货币的交易效率很高？我们固然可以将其归咎于长期以来中国“内生”货币制度的残缺，但在王亚南看来，这种所谓的“低货币化”现象则另有更为实际的成因。他似乎发现，中国货币量之偏少，其根源首先不在“内生”机制发育不良方面的“高级缺陷”，而在于外生货币制度本身的“低级扭曲”。结果，“原本可能而且需要加入流通过程的生产物，和原本可能而且实际加入流通界的货币，常被货币本身条件的不健全所阻滞。”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十分耐人寻味的景象就随之出现了：中国经济“一方面正苦于货币的供给不够，同时又排斥货币，或大大减少买卖转手所需的货币额，这一来，原来可以促成生产物商品化，或商品加速周转的货币，却反过来，使许多商品化成分，逆转为自然经济成分。”[3]p50这种由货币供求双方同时选择“后撤”而引致的“逆货币化”现象显然悖于常理，因为在货币史上，往往只有货币的过量供给在先，人们抛弃货币的行为才会紧随其后。更何况，基于简单的历史逻辑，当时的各类“货币当局”也不会主动约束自己的“货币创造”行为。
其实，王亚南已经发现了深藏其中的秘密，尽管他本人未必将彼此加以联系。人们通常会直观地推断，货币种类越是混杂，挤出的货币数量就会越多。不过，中国的货币历史却为此提供了反证。依据王亚南的观察，“货币种类的多，并不能表示流通货币数量之多。恰恰相反，惟其种类多，惟其相互对立的限制和抵消，其总的额数，是无法增多的。”而“货币种类的减少，就似乎大可引起货币数量的扩增。”[3]p47此便是货币种类与货币数量的“负相关”命题，它完全抽象于中国的货币实践，属纯粹的“土生土长”，因此弥足珍贵。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讲，这恐怕是中国货币理论史上前无古人的重大理论发现了。这一命题实际上揭示了，从局部看，前述极富经济理性的各类“货币当局”并非不愿更多地供给货币，只不过从全局看，它们的“个体理性”却被“莫名其妙”地加总为“集体非理性”，即提供的货币不但没有增多，反而有所减少。这种情形同时也在提醒我们，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过程，有时看似平常，其实暗藏凹凸。因此，在试图得出任何判断抑或结论时，切不可草率行事。
从总体上讲，王亚南的货币分析特别看重货币制度的性质与制度含义。他认为，“不同社会的货币，并不是在冶铸样式、花纹或它所含的成色或重量表示出来”，因此，中国货币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货币本位表层技术的改变，而在于“一个统一政权，在治安、交通、度量衡及国内自由市场诸方面的相应设施”的建立与增进。既然如此，中国货币制度的变革就“不能单在货币本身去用手术”，他特别强调，“在中国现代化经济基础，尚不曾坚实地建立起来的限内，我们的货币，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不能有十分正常的健全的表现。”[3]p43；p50；p58上述表述明显有别于当时货币理论的主流传统，而与制度金融学的理念暗通。
三、“铜币跨期等重”现象之谜
相较于王亚南充满感性色彩且饱含价值判断意味的分析，彭信威对中国货币金融制度变迁的刻画与评判则显得宁静并富于理性，毫无疑问，后者对自己所关注的对象投注了更多的实证精神与制度关怀。彭信威的基本理论倾向和核心观点，几乎全部浓缩在他那本中国货币金融史研究领域迄今无人攀越的传世之作(即《中国货币史》)的序言当中。在这篇堪称经济史学经典专文的序言中，彭信威开宗明义地点出了中国货币制度演进的原发性与独特性，由于世界上“真正独立发展出来而长期保持其独立性的货币文化极其少见”，因此研究中国货币制度演进的理论价值就非同寻常。那么，中国的货币制度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呢？这一问题看似寻常，因为在漫漫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总能找到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但是，若要由此进一步窥探到货币经济的深层制度结构并梳理出相应的机理与逻辑，则绝非易事。彭信威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让人们透过看似纷乱、有时还显得有些刻板的中国货币金融演进过程，真切地领略到包含其中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微妙牵系。
中国古代的货币职能存在形制上的“分散性”，这种情形最先引起彭信威的注意。上述所谓“分散性”是指充当交易手段基本行用铜钱，而履行贮藏功能主要使用金银。货币职能由不同材质的货币形制来担当，这在西欧十分罕见。货币的贮藏功能之所以弃铜钱而就金银，直观地看，显然是因为铜钱的价值低廉且时有变动，不过，其背后所遮掩的东西却比铜钱本身的色泽还要凝重许多。金银的贮藏功能所眷顾的自然是富贵显赫阶层，而铜币的交易功能想必总是与生存经济长期相伴。因此，货币功能在金属载体上的“分割”凸显的是由财富分配制度扭曲而导致的社会裂痕，导致中国历代王朝周期性兴衰更迭的“机关”就隐藏其中。此种景象恰好与前述伯恩斯坦所刻画的中国人均收入的“高离差”现象以及王亚南所描述的中国货币本位的“二元结构”相互印证，而晚明以来白银流入中国所产生的迥异于西欧的“价格效应”也与此不无关系。
谁都不曾料想，铜币竟然与中国老百姓的寻常生活结下如此长时期的不解之缘。不仅如此，在这种低值货币身上还蕴藏着不少未解的谜团。彭信威就发现了一种延亘两千余年的“铜币跨期等重”现象：自西汉“五铢”直至光绪通宝，铜钱大致保持每文(枚)一钱的重量；更有甚者，西汉的五铢在清末还有流通！为什么会如此呢？彭信威的解释是，“这样大小轻重的钱币，从实践中证明是比较适当的。”[1]p12何为“适当”？依照前述有关铜币主要履行交易功能的判断，一枚两千年前的铜币还能媒介两千年后的经济交易，除了“崇古”、“守旧”等精神因素外，是否意味着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能够参与其中的货币经济长期未获实质性进展？中国古代的货币经济也有过像盛唐两宋这样的迅速发展时期，经济交易一旦变得发达，就内在地需要货币体系“挣脱”低廉的铜币本位。可问题就在于，帮助“挣脱”的理应是金银，实际上却是纸币。最终，纸币神差鬼使般地成为不断“挽留”铜币的尴尬角色。其实，彭信威对此已有暗示，他认为，“中国的铜钱的性质，从它的购买力的变动一点上来看，是介乎金银币和不兑现的纸币之间的。”[1]p7言下之意是，纸币一旦膨胀，人们则会退而求诸铜币。彭信威在论及南宋纸币与铜(铁)钱的关系时认为，“铜铁钱都是作为纸币的辅助货币，有时用来支持纸币的购买力。”[1]p407-408因为后者本身毕竟具有实际价值。经济交易稍获发展机会，铜币则重陷“供不应求”困局，纸币又会粉墨登场。两种货币之间这种循环往复的“货币替代”总是不断地创造着铜币继续行用的理由与条件。
要深刻理解中国货币制度，梳理其形制演变自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洞察其内涵。既有的多数文献对前者多有留意甚至有些“沉迷”，对后者则敬而远之。个中缘由或许是，对于前者，只要花费些搜集功夫甚至记些“流水账”便可略有小成，而对于后者，则需要付诸更多的理性思考和实证分析。彭信威对货币制度的理解深邃而独到，他认为，货币形制只是货币制度的“躯壳”，流通情形尤其是购买力才是其“生命或灵魂”。[1]p13-14正是基于此，他将货币制度研究的重心移向对货币购买力的考察，由此开辟了中国货币制度研究的崭新境界。既然“货币制度的善恶成败，既不在于钱形的美观与否，也不在于单位的大小轻重，而要看货币的购买力能否维持，使其不致搅扰人民的经济生活，”那么，清末以来单纯围绕货币单位以及形制而勉强推行的所谓货币制度改革，就只能是舍本求末，注定难见成效。这种看法显然与前述王亚南的观点殊途同归。
四、货币理论长期停滞与财富贮藏偏好之谜
循着由货币购买力牵系出来的逻辑，彭信威收获了两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发现，并据此尝试破解中国货币制度演进中的两大谜团：货币理论长期停滞与国民财富贮藏偏好。他首先察觉到，货币购买力变化敏感系数与中国早期货币理论的长期停滞不无瓜葛[1]p18。两三千年间，若按对货币购买力变化的敏感程度，中国的社会阶层可大致划分为三个层次：士大夫、商人和老百姓。由于“士大夫阶级基本生活的保障是土地，不是货币”，其对货币购买力的变化最不敏感，因此对货币制度的成败难有切肤之痛。更何况士大夫们往往自命清高，“更须要表现出不关心货币的样子。”不幸的是，评判货币运行绩效的“话语权”又恰好长期掌握在他们手中。既无不平，何以鸣之？一言以蔽之，士大夫们之所以漠视货币，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货币问题“还不是一个中心问题。”[1]p908-909商人阶层倒是“敢于公开地、没有顾虑地关心货币”，可问题是他们“不会著书立说”，抑或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当下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货币利益，根本无意于为那些布满条框规矩又绝少实际回报的货币理论劳神。相比之下，处在社会经济最底层的广大老百姓对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应属最为敏感，可他们倾全力于维持生计而唯恐不济，何谈对货币现象的理性思考？！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贮藏财富的传统，这恐怕是国内外涉及中国经济金融表现的文献所达成的最具代表性的共识之一。而且，这一共识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使得上述传统已然超越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史学家的理性思维而成为一种被人们司空见惯从而无须深究的平常景象。殊不知，在这种看似寻常的景象背后，却隐藏着深刻而凝重的经济制度逻辑。对此，彭信威的理论触角依然敏锐而精准，他认为，中国人的财富贮藏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民众长期积淀的通货紧缩心理。这种心理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中国人“所受通货贬值和通货膨胀的祸害多而且深”。通货紧缩心理一旦形成，人们就会在有意无意间尽力减少消费和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1]p19其实，从理论上讲，过分增加储蓄对经济有害无益，在中国历史上，就时常出现因物价过低而伤及农商的情形。历代史家之所以将物价低平作为衡量太平盛世的重要标志，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中国这种自给性很强的农业社会里，通货紧缩在表面上为害很小，生产方面虽难免要受影响，但人民至少可以享受低廉的物价。”当然，客观地说，引致中国财富贮藏或者高储蓄偏好的因素还有许多，通货紧缩心理只是其中之一。不过，在理论史上，针对上述偏好形成机理的历史理论探究，彭信威无疑是拓荒者。
令人不解的是，在中国货币金融演进史中，贮藏之兴盛竟然与存款之衰微长期相伴。两三千年间，面对手中暂时闲置的钱财，人们为什么总是倾向于选择窖藏而舍弃存款呢？不用强调，这一问题直接牵涉中国货币制度的内生缺陷。前述的一些文献对此已有不同程度的阐释，彭信威则将相关讨论推进到一个新的深度。他发现，纵观中国古代金融史，“最不发达的是存款”，当时的“官僚富豪，对于自己的财产，不愿信托别人，而喜欢埋藏在墙壁间或地下，有时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不令知道。”[1]p23据彭信威引述，在五代两宋时期，如购买未发掘过的房宅，除房价外，还要另出所谓“掘钱”。当时窖藏风气之盛，由此可见一斑。[1]p536财富为什么不能轻易示人？彭信威特别提示，“古时工商业不发达，由经营的途径发财的较少，发财多是由贪污贿赂而来。”[1]p749以上讨论其实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财富获取方式决定人们的金融选择。
窖藏与存款具有不同的信息显示水平，或者说它们的信用含量存在不小差异。窖藏的信息显示水平较低，由于只涉及货币所有者(委托人)或者极少数相关“知情人”，因此，通常情况下，上述当事人对信用几乎处于“零需求”状态。
与窖藏不同，存款因牵涉另一种当事人(即代理人)而拥有较高的信息显示水平，相应的，它对信用的需求程度也必然较高。较高的信用需求同时意味着其成长所需的制度条件(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也较为苛刻，因为只有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方能提供稳定的“信用供给”，进而确保与存款有关各方当事人的实际利益和预期回报。彭信威恰好由此角度切入寻找存款不发达的另外原因。
五、银行制度“胎死腹中”之谜
钱币兑换或者汇兑业曾被绝大多数权威文献(如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5])确认为内生货币制度成长路径中的一个必经阶梯。可未曾料想的是，在中国，那场以发明纸币而享誉世界的“外生货币革命”却过早地羁绊了钱币汇兑业进一步前行的步履。一场“货币革命”的短期成功竟然以另一场意义更为深远的金融革命的延滞为长期代价，这的确令人有些匪夷所思。彭信威显然对这一重要货币演进迹象的历史理论价值有充分估计，并倾向于确认：在这种迹象的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中国银行制度之所以“胎死腹中”的部分内情。出于谨慎，他选择了比较金融视角，并看到了这样一番景象：欧洲的兑换业不论在古代希腊、古代罗马还是中世纪，“一直是很兴盛的”；中国的汇兑，直到唐代才产生。晚唐宋初以来，基于钱荒与交易发展双重原因，货币汇兑(时称“飞钱”或者“便换”)渐兴，大致由“国有”性质或者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经办。[1]p538-539
不料，好景不长，这种曾被伯恩斯坦赞叹不已(当然也不无误解)的(唐宪宗)“无意发明”[4]p200，在11世纪到来伊始便怅然而衰，取代它的是另一种兼具汇票与交易中介功能、被称为“交子”(南宋称“会子”)的纸质“凭据”。对于当时的经济交易，这种纸质“凭据”间的“替代”算是平常，可殊不知，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演进路径却从此“分岔”，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同样是“一纸凭据”，“交子”只是一种单纯的外生货币，而“便换”则包含着孕育银行体系进而形成内生货币制度的宝贵“基因”。
六、结语
中国的货币金融演进历史悠长而独特，其中不乏耐人寻味的谜团。从总体上看，迄今国内记述中国货币金融发展历史的文献不可谓不多，相关描述与考证也不可谓不细致与深入，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文献中，着眼于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相一致进而探寻中国货币金融演进制度结构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正是基于此种情形，王亚南和彭信威旨在探究中国货币金融制度谜团的早期努力及其相关理论洞见才显得弥足珍贵。
透过本文不无粗疏的文献梳理与评述，不难看出，王亚南与彭信威之治中国货币金融历史，显然是先有框架在胸而后力图主动驾驭历史材料，并以构建货币金融历史分析之“中国范式”为己任，这与国内风行日久的“记流水账式”以及沉湎于考据的货币金融历史研究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当然，既能着眼于分析框架的搭建，坚守既定的逻辑路径，而又不以“挤出”货币金融历史之真实为代价，这是每一个致力于货币金融制度变迁研究的人们所追求的至善境界。只有朝着通往这一境界的方向前行，中国货币金融演进过程的诸多谜团方有希望被逐一破解。我们不敢说王亚南特别是彭信威已然达到了这种境界，但他们所迈出的每一步至少都朝着正确的方向，他们的真知灼见更是构成通往这种境界的必要阶梯。
尤须提及的是，近年来，不管适用性如何，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中国的货币金融问题一度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学术时尚；不少经过严密论证且看似合乎逻辑的分析结论却难以经受得住实际货币金融运行过程的检验。我们并非盲目排斥或者贬低主流经济分析方法在考察中国货币金融演进问题上的功用，而是提醒，在打算具体运用主流工具与方法分析中国本土货币金融问题之前，是否认真斟酌一下：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会对主流工具的使用效果产生何等影响。而基于本文的考察，在对待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方面，王亚南和彭信威的相关研究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十分经典的方法论标尺。
【参考文献】
[1]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2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2]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想史(下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3]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M].福州：福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
[4]Peter L. Bernstein. The Power of Gold: The History of an Obsession[M].John Wiley & Sons, Inc., 2004.
[5]Charles P. Kindleberger. 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作者简介：张杰（ 1965-），男，甘肃通渭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北京100872 ）
（来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京）2010年10期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