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业的金融创新

内容提要：山西票号是晋商的一个重要分支，曾经有过“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辉煌。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重要信用机构，票号第一次使银行业的存、放、汇三大业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得中国的金融进一步走向健全和完善。
    关键词：票号 金融 创新
    作者简介：雒春普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由山西商人创始的山西票号，以汇为主兼营存、放款，集银行业的三大业务——存、放、 汇于一身，并使之进一步完善，堪称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度因此而“执 中国金融之牛耳”。山西票号之于中国金融的创新在于开汇兑业务之先河，在于实施网络式 经营，在于使存、放、汇三大业务的有机结合，在于促进了高利贷资本向借贷资本的转化。
    （一）
    票号产生之前，中国没有完全意义上的近代金融机构，金融业的基本职能——信用与货币 兑换（以兑换为主）分别由典当和印局、钱庄（主要在南方地区）和银号（主要在北方地区）承担 。产生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的中国货币兑换业钱庄、银号，是适应其时白银与铜钱 共同执行货币职能的实际而出现的，前者主要收进银两兑出铜钱，后者侧重兑换块银和碎银 以及铸造银元宝。到了18世纪20～30年代，在京师、张家口以及山西的太原、汾州府一些城 镇出现了主要为工商业铺户服务的“账局”，通过办理存、放款业务，集中和分配资本，充 分借贷之间的中介。然而，无论是早年的钱庄、银号，还是后起的账局，都不经营银两的异 地汇兑业务。直至19世纪初年，埠际间的货币清算依旧沿袭着起镖运现的方式。
    在票号产生之前，商人异地贸易所进行的现银调度大多由镖局完成。镖局是一种以武力为 保障的为人运现的专门机构。镖局“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 镖，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红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镖 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重在旗标，故名标局（镖局）。”（注：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凡 是存在过的东西都有它的合理性，镖局是当时社会需求的产物，无疑有它的合理性。作为盛 极一时的晋商故里，山西为开设镖局之所在。“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张 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注：卫聚贤：《山西票号史》，说文社民国三十二年版.）明清之际，山西商人遍布全国各大商埠，随着交易次数的越来越多和用银数额的越来越大， 由商人 自带现银来往于各商埠之间的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商业贸易的需求。另一方面在 山西的商业繁盛之区祁县、太谷地区习武之风由来已久，祁县是戴氏心意拳的发祥地，太谷 号称形意拳之乡。在需求与供给相统一的前提下，山西人开设镖局者众，安晋元在张家口开 办的“三合镖局”、王福元在内蒙三岔口开办的“兴元镖局”以及“志一堂”、“长胜”、 “三义”、“无敌”等镖局，迄于清末仍然存在。
    然而，社会的需求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叶，我国的商品经济和国 际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鸦片战争前，全国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茶、食盐七 种商品的商品值达到38762.4万两；50年间中俄贸易由135万卢布猛增到1316万卢布；同期中 国对欧洲的进口贸易额由554.5万两猛增到2710万两。与国内外贸易相伴而生的是货币流通 量 的迅速增加，大量的货币在各城镇间频繁调拨，原有的现金运送方式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 要，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商品经济的发展呼唤金融的异地拨兑服务。
    中国的金融汇兑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有唐一代，称为“飞钱”，系在京师长安业商的 各 地商贾与官商之间的一种拨兑行为。历经宋、元、明三朝，逐渐演变成商人和民间异地银钱 往来的“会票”。与此同时，金银异地汇兑的一个必要条件——民用通信诞生了。大约在清 嘉（庆）道（光）年间，亦即19世纪初，由浙江宁波商人创办的民信局开设于南北城镇之间，从 而结束了历朝历代只有传递官方文书的官办驿站，没有民间通信的历史。一花引来万花开， 各地纷纷效法，民信局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迅速遍布全国各主要工商业城镇，形成初具 规模的邮递网络。
    由于民信局的开设和发展，使得金银的异地汇兑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独具慧眼、敢领风气之先的山西商人把经营的目光投向了金融汇兑业。大约在19世纪20年 代初，平遥颜料商、西裕成颜料庄的总经理雷履泰因“深感平遥与京师间货款靠起镖运现， 既费时费资，又担风险。一旦路途银两有失，就会给经营带来困难。于是，他学习京城商号 和商人兼营会票的经验，萌生了在京晋商人之间用拨兑法代替运现的主张。先是为自身的货 款和利润调拨找雇主拨兑，后来雇主为货款调拨也找雷拨兑，这样就渐渐地兼营起京晋的会 票来。”（注：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4页.）日积月累，拨兑的的好处日益显现，兼营会票已经不能适应商品经济的客观需 求 ，东（东家，亦即出资方）掌（掌柜，亦即负责经营的总经理）共同认定异地汇兑大有可为。于 是，西裕成颜料庄改称“日升昌”票号，专营汇票。雷履泰是商海老将，精于理财，日升昌 开业后，在雷的经营下很快发展起来。在巩固原有的往来客户的同时，雷履泰对晋商活动的 地域、经营项目、进销货地点作了深入调查，随即派精明干练的伙友到汉口、天津、济南、 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上海、扬州、镇江等地 设立分庄，开展汇兑业务。相对于起镖运现的方式，异地拨兑无疑具有方便、快捷、安全的 诸多优势，因而很容易地就得到社会的认同，与日升昌打交道者由山西商人而外省商人，由 商而官。日升昌的生意可谓日升月昌，一派兴隆。
    日升昌兴旺的业务，可观的利润，吸引了各行各业的商人转而投资票号，“此后，自道光 初年起十数年间，继续成立之票号为数更多，可分为平帮、祁帮、谷帮三帮。”（注：《中央银行月报》四卷一期，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上海），转引自乔志强主编：《山西通 史》，第574页.）总号设 于平遥者统称平帮，计有日升昌、蔚泰厚、蔚丰厚、蔚长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等七 家；总号设于祁县者统称祁帮，计有大德兴、大德恒、存义公、三晋源、合盛元、中兴和、 大盛川等七家；总号设于太谷者统称谷帮，计有志诚信、协成乾、大德玉三家，共17家。票 号成立初期三四年间，在南方各主要城市的经营活动就十分活跃。道光八年（1828年）时任两 江总督陶澍在提到苏州金融流通的情况时说，苏州“为百货聚集之区，银钱交易全借商贾流 通，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处每年来苏办货，约可到银数百万两。……自上年秋冬 至今，各省商贾具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银运到。”（注：清档：江苏巡抚陶澍道光八年四月初八日奏折，转引自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第 46页.）随着票号汇兑业务的发展，异地兑拨 逐渐代替了曾经盛行的起镖运现。
    在票号产生之前，国内虽然早已有了会票的流通，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兼营性质、网点 不足、制度不完善），还不能为社会所广泛利用。商品经济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就当 时的实际而言，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解决款项流通中的异地拨兑问题，亦即在于实施 货币清算制度的变革。票号产生之前，款项流通主要靠起镖运现，费时费力，代价高，风险 大；票号产生之后，广泛推行汇兑业，专为商业活动中的现钱调拨服务，一纸汇票甫到，百 万现银立取，有“汇通天下”之利，无失盗延误之虞，安全可靠、省时省费，因此也就很容 易地推而广之。自从票号把会票由兼营推向专营之后，中国的货币结算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即由以运送现银为主的结算方式逐渐过渡到以汇兑为主的结算方式。货币结算方式的变 革 既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促进着金融汇兑制度的创立和完善。不言而喻，这是山西票 号对于中国金融业以至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之一。
    （二）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为中国的金融创新作出重要贡献的票号的创办者，并不是早期的金融 资本钱庄、银号、账局，而是商业资本；不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而在相对闭塞的山 西。后者归之于明清之际称雄天下的晋商。“富者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山右或盐或丝，或转换，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天下首富推及晋商，因而晋商具 备了创办票号的资本条件。前者则取决于商业资本原有的网点建设。以首创票号的平遥颜料 商西裕成为例：
    明代以来，山西潞州（今长治市）、泽州（今晋城市）地区是全国三大丝织专业区之一，丝织 业和锦织业带动了染坊和颜料的发展。平遥，汉时称京陵县，后改称平陶县，故有“古陶郡 ”之称。平遥地处同蒲要冲，由于交通便利，逐渐发展成山西汾州府的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 地。在上述历史条件下，颜料业在具有交通之便和传统商业的平遥兴起，并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平遥人不仅在当地经营颜料业，而且把生意做到北京、天津等地，形成了一支较为庞大 的颜料商群体，几乎垄断了京、津的颜料市场。据不完全统计，1819年（清嘉庆二十四年）仅 在京城的平遥颜料商就有36家。西裕成颜料庄是为数众多的平遥颜料商中规模最大、资本最 为雄厚的一家。西裕成颜料庄由平遥县达蒲村李氏开设，清雍正年间开始经营颜料业，采取 自 产自销，产销结合的方式。总号设立平遥县城内西大街，分号设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 口。
    由于西裕成及其他相关商号的分支机构涉及到两个以上的城市，有了异地兑拨的先决条件 ，就为兼营或专营汇兑做了机构上的准备。而当时的钱庄、银号则一般是只在一地经营，没 有总分号制，不具备这个先决条件。这也就是票号的创始者不是银号、钱庄以及账局等旧有 的金融资本，而是颜料商及其他商业资本的原因所在。
    适应经营汇兑，实施款项异地兑拨的需要，票号一开始就实行总分号制，而且一直把分号 的设置亦即网点的建设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日升昌成立之初，总经理雷履泰即把注意力 放在设置分庄上，除原有的北京分号外，迅速在几个主要城市开设了分庄。其他票号亦不例 外。据统计，道光末年，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挂靠在日升昌内的一家票号，营业时 另写户头）三家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就多达38处，分布于北京、天津、盛京、张家口 、济南、南京、苏州、扬州、清江浦、芜湖、屯溪、汉口、沙市、重庆、成都、长沙、常德 、广州等23个城市。咸丰二年（1852年），早期维新思想家冯桂芬就说：“今山西钱贾……散 布各省，会（汇）票出入，处处可通”。（注：冯桂芬：《显志堂稿》卷十一，转引自乔自强主编：《山西通史》第575页.）随着票号业的进一步发展，及至清末，票号发展 到26家（亦说27家），在国内108个城镇设立分号四百多处。开展票号业务的一百多个城镇分 别是：平遥、祁县、太谷、太原、介休、张兰、交城、文水、汾阳、忻州、大同、阳高、天 镇、曲沃、解州、运城、寿阳、绛州、京师、天津、保定、通州、获鹿、张家口、归化、多 伦、喇嘛庙、库伦、恰克图、泊头、赤峰、沈阳、营口、锦州、东沟、吉林、安东、哈尔滨 、济南、周村、烟台、青岛、南京、徐州、苏州、镇江、扬州、上海、清江浦、安庆、芜湖 、蚌埠、正阳关、屯溪、杭州、宁波、福州、厦门、九江、河口、广州、潮州、汕头、琼州 、九龙、香港、梧州、桂州、南宁、湘潭、常德、长沙、武昌、汉口、沙市、宜昌、老河口 、成都、重庆、万县、自流井、昆明、蒙自、贵阳、雅安、打箭炉、巴塘、里塘、拉萨、迪 化、肃州、甘州、凉州、兰州、银川、汉中、西安、三原、孟县、道口、清化、禹州、开封 、郑州、周家口、怀庆、赊旗镇、五河等。其中不仅包括有北京、天津、上海、武昌、长沙 、广州等大都市及通衢繁盛之地，而且延伸到库伦、恰克图、蒙自、巴塘等边远地区，可以 说票号在北起蒙疆，南达闽越，西至川康，东临海滨的广大地域内的各重要城市和通商口岸 大都建立了分号。在国内广设分号的同时，票号还把触角伸向国外，先后在日本的大阪、神 户、东京以及朝鲜的仁川设立分号。从而赢行了“汇通天下”、“九府利薮”的赞誉。
    票号之前的金融业一个最大的局限就在于不实行总分号制，其机构只设在一城一地，这也 正是汇兑业务一直不能开展的原因所在。因此，要把汇兑业务开展起来，要么由账局设立分 支机构，要么由其他分号的商铺改营银行业，别无他途。历史表明，恰恰是票号利用其分支 机构设立在两个以上城市的优势，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将商业资本的总分号制度推行 于金融业中，在开展汇兑业务的同时，异地设立分号（庄），把经营范围延伸到南北东西的广 大地域之内。从这个意义说，实行总分号制，实施网络经营，也就成为山西票号之于中国金 融创新的又一突出贡献。
    （三）
    票号者，经营汇票的商号也，毋庸置疑，票号得名于承办埠际间的汇兑业务。如前所述， 票号成立之初，主要经营汇兑业务。其主要收入是汇水（汇费）和色平（色即成色；平即本平 ， 亦即各家票号自制的天平砝码，以克服其时严重存在的各地平砝不相一致的弊端，票号本平 与各城镇平砝折合中余出来的部分叫余平，也就是票号在汇水之外所牟之利）。道光末年， 各票号大都由专业汇兑兼营存放款业务。
    票号产生之前，工商业间因发生商业信用而签发的会票，在制度上已经发展成为会票（即票 ）和期票。票号继承这方面的传统做法，一开始就经营即票和期票两种汇票，不久又开展了 信汇。19世纪40～50代在兼营存放款业务的同时又进一步完善了汇票制度，开设新的汇兑业 务，使两地收兑汇银两不同砝码的差额趋于准确，把汇兑与存放款结合起来是其中的两个重 要方面。
    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开展使得票号随时要收付大量银两，而且多为异地收付。为了本身核 算上的方便和在主客双方利益上的公平起见，在社会上平砝不统一中求统一，各票号学习历 史上大工商业设置“本平”的经验，建立了自己的平砝，以本平与各地千差万别的平砝相较 ，求出每百两折银与本平的大小差别，作为收付银两的标准。本平的推行在使平砝差额大体 准确的同时，既维护了主客双方的利益，又有利于资本的正确核算，有效地克服了平砝不统 一所带来的诸如核算困难、损害客户利益、违背公平原则、削弱票号信用等种种弊端。
    据银行史专家黄鉴晖先生的研究，票号实行汇兑与存放款业务的结合，在承办汇兑业务的 同时兼营存放款业务，“是适应客主两方需要开展的。一家客户的老号，在外地的分庄缺资 本，老号一时又无钱，在这种情况下，这家客户老号请求当地票号汇款，分庄先收款，老号 随后向当地票号交款，成为汇兑与放款的结合。反之这家客户外地分庄有款，而外地票号又 缺流动资本，票号与当地这家客户商定，将其分庄款交给外地票号先用，然后当地票号再向 这家客户交款，成为汇兑与存款（或借款）的结合。”（注：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49页）汇兑与存放款巧妙结合，利息、汇 费分别计算，并且一发而不可收。久而久之，票号就由专营汇兑兼营存放款逐步过渡到存、 放、汇等量齐观平分秋色。例如：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末，蔚泰厚和苏州分号已有存款3. 6万两，放款8万两；1850年（道光三十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万两，放款近7万两， 并且把存放款与汇兑相结合，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款放贷生息，获取优厚利润。据辛亥革 命之后的1913年对日升昌等14家票号的不完全统计，总计存款2509.1708万两，放款3150.92 9 5万两，每家平均存款179.2万两，放款225万两。也是这14家票号，在此之前的1906年，其 承办的汇兑业务合计为3222.5204万两，号均230.2万两。
    存、放、汇是银行业的三大主要业务，自从票号产生之后，这三大业务以汇兑为先导实行 了有机的结合，并且逐步趋于完善。票号产生之前的钱庄、银号、账局等金融业，在业务的 开展上都是单打一：钱庄、银号主要从事银钱兑换，以及适应银钱兑换的需要，铸造银元宝 ；账局则只承办存放款业务。是票号把银行业的存、放、汇三大业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一身 而三任焉。从而开创了中国银行业集存、放、汇于一身的新纪元。
    （四）
    在货币经营史上钱庄、银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经历了前后几个世纪（由明代到清代）的 漫长过程，直到鸦片战争前才由兑换银钱和铸造银元宝发展为开始向官吏、旗兵、市民放账 。鸦片战争后的咸丰末年，部分钱庄（钱铺）、银号才开始经营工商业存、放款业务，并使工 商业存、放款业务逐渐成为其主要业务，具备了借贷资本的性质。由山西商人创办、有“中 国最早的银行”之称的账局——最早的一家叫作“祥发永”，即在1736年（清乾隆元年）由山 西汾阳商人王庭荣出资开设。账局虽是以对工商业放账而得名，但是由于其多设于京师及近 畿，以及向侯选官放账的初衷——账局最早见于史书在乾隆年间，而且多是记述它向侯选官 吏放账：“月选各官，借贷赴任，放债之人，乘隙居奇，创立短票名色，七扣八扣，辗转盘 剥”——一般研究者非但不将其划入借贷资本之列（视之为高利贷资本），甚而至于“长期被 史学界遗忘，无人提到它”。（注：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0页.）
    区别于钱庄、银号以及账局的是，“票号是为工商业服务的，为工商业汇兑，给工商业借 款 ”。（注：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27页.）
    票号从经营汇兑起，大的商号就是票号的主要顾客，由汇兑而放款，几十年中这个服务对 象基本没有变化。据《奉天商会档案》记载，奉天是关外兴盛最早且最大的市场。道光年间 ，票号在奉天设分号之后，各行店铺，“所需流动资金，全恃借贷一项。”厦门途郊口岸， 是商业集中地区，福建之茶运往南洋、欧美各国糖货运往北方，并从营口、天津等地运回大 豆、豆油和豆饼以及转口香港，和外商输入之工业品，载货轮船川流不息，日出入口岸船只 多至十余艘。聚集在这里的店铺，向票号挪借资金，“常在六七十万之谱”。文圃茶叶店是 有名的茶庄，资本十数万两，采办武夷山所产各种名贵茶叶，远销外洋。1883年，店主杨芝 庭 因周转方面出了问题被迫将店铺抵押出去，后设法向票号借款融通，方得赎回继续经营。另 据蔚长厚汉口分号在一个年度内发放并收回贷款户名单反映：一年之中，仅该号共计向31户 贷款94.8万两，户均3.05万两。
    19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有了机器工业。工场手工业有赖于银行信用，从工场手工业向机 器工业过渡的过程中，银行信用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 式的动力。”（注：《资本论》第三卷，第685页.）而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票号居于全国银行业的重要地位（中国第一 家大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于1897年，在此之前票号无疑是中国银行业的主角），也就 自然而然地起着银行中介的作用，把借者和贷者集中在自己手中，成为借者和贷者的总代表 。这方面的记载比比皆是：
    1866年，左宗棠奏准设立福州船政局（即马尾造船厂），船厂除开办费外，日常所需之费由 粤海关供给。1874年1月29日，因粤海关税款不敷使用，向福州票号一次性挪借现银八万两 。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由办军事工业转向办民用工业、由官 办转向官督商办的标志。轮船招商局除先后借用官款和招得商股银洋外，在购卖轮船、收买 旗昌洋行的经营过程中曾不断向外商和国内银行业借款，据统计，1877～1879年短短的两年 之中，共借欠洋华商款314.9万两，其中华商占55.23%，而在向华商的借款中有一大部分是 借 自票号的。
    1885年，广东南海商人叶雨田投资1.8万两，与人合股在营口开设东盛和、东生长、东和昌 三个杂货庄以及两个机器榨油坊。后来发展成为拥有“一百余万产业和股票”的民族资本家 。据1907年的统计，叶氏众企业仅欠票号贷款即达三百余万两。
    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是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成立的民族资本企业——机器采煤业，是在 山西人民反抗英商福公司掠夺山西矿权和赎回矿权后，接管福公司机器设备组建设立的。保 晋公司成立，首先遇到的就是交付福公司275万赎款的困难。根据赎矿合同，赎款分四次交 付，第一次在光绪三十四年当年交一半，所余部分于随后的三年每年四月各交45.8万余两。 假如不能依约付款，合同作废。第一次交付的全部款项137.5万两均借自票号。
    马克思说：借贷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决不在于这种资本本身的性质和特征。区别 只是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从而和贷款人相对立的借款人的面貌已经完全 改变”。（注：《资本论》第三卷，第679页.）比如说，它的垫支资本和存款主要来源于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和封建官吏存 款，但它却把这些资本贷放给职能资本家作为资本来发生作用，那就属于借贷资本；反之， 如果吸收职能资本家的存款，贷放给地主或小生产者，那么贷款只起“消费”的作用，也就 成了高利贷资本。这两种资本的划分，不是取决于它的来源，而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 。综上所述，“票号是为工商业服务的，为工商业汇兑，给工商业借款”，而票号之前 的其他金融机构则有的是以货币兑换业兼营向官吏、旗兵、市民放账，充其量不过属于高利 贷资本的范畴，如钱庄、银号，其开始向工商业放款，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票号的影响；有的 是服务对象不十分明确，如账局。中国的银行业由账局发展到票号阶段之后，其服务对象才 逐渐明确起来。也就是说，只有从票号出现并承办存放款业务开始，中国的金融资本才正式 发生了职能的转化，由过去的高利贷资本进一步转变为借贷资本。山西票号之于金融创新及 其进步作用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