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货币政策非中性思想

内容提要：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具有加剧之势。本文对此未直接加以评析，仅对中国古代的“子母相权论”、“食货相通论”、“货币数量论”和“货币调节论”中的货币政策思想作发掘，旨在表明货币政策非中性含义。
    关键词：古代 货币政策思想 非中性
    作者简介：曾宪久(1947.10-），男，四川达州市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在全国、省级刊物上发表论文、研究报告60余篇，任主编、副主编的专著2部，获全国性、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10余项。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0064
    货币或货币政策是否中性的问题是当今国际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事实上，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命题。西方经济学界对此争论数百年，至今未果。马克思在他的宏篇巨著《资本论》中有过精辟论述，尽管《资本论》中并没有出现货币非中性的概念。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货币思想史中，有无货币非中性的提法，笔者无从考证，但至少有一点可肯定，早在中国古代的货币理论中，就已隐含有这方面研究的萌芽。
    中国的货币思想源远流长。自中国经济思想异常活跃并开始形成为经济理论的先秦时期算起，迄今也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在18世纪中期西方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之前，中国的经济、货币思想足以同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同一时期的经济、货币思想相比，愈是追溯到古代愈是如此。当然，中国的货币理论也同其它任何经济理论的发展一样，要受历史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人们的认识能力的局限，烙刻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一个基本统一而又幅员广袤、物资富饶的大国。在当时的自然经济社会中，社会再生产可以在其主要产品不通过交换，或在狭小范围内通过有限交换而得以维持。从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构成的C、V、M三个组成部分看，C这一部分主要是生产者自造工具、农具，自备原料、肥料，自贮种籽和自育牲畜等；V及M的相当部分，均可以在直接生产成果中提取。因此，在社会总产品中，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并不占支配地位，社会再生产的目的在使用价值，而不在价值上。在这种自然经济条件下，如果说货币是经济的大车轮，或者说货币对经济有实质性影响，这或许是差强人意的。但这并非说货币在当时毫无作用。相反，它在城乡商业、民间借贷、国家赋税、官员俸禄、政府奖励和救济等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所谓“量资币”、“权轻重”、“通有无”、“振救民”、“分财布利”、“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等就是这层意思；另一方面，“交货通施，民事不给，物有所并也”，钱币流通交换有无，本应货通利畅，可有的人搞财货囤积，常使百姓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再则“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货币数量过多，直假货币充斥于市，扰乱经济秩序，使得社会不得安宁。这又从反面说明了货币的存在和作用。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呈现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正是中国古代货币非中性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
    一、子母相权论
    子母相权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理论，由春秋时代政治家单旗根据前人“作母以行其子”之说（注：《逸周书（卷十一）·大匡》。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和货币“轻重”之说（注：《史记·循史列传》。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等加以详细阐述和发挥而形成。
    据《国语·周语下》记载，公元前524年，周景王拟铸大钱来代替在流通中的较小货币，其目的无非是借货币贬损掠夺人民资财。单旗对此表示反对，遂提出了他的子母相权理论。其论点为：“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注：《国误·齐语下三》。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这一段议论至少包含有如下货币思想：
    1.货币起源说。单旗认为货币的产生是由于发生了天灾，天灾引起饥荒，于是先王造出货币来救荒。单旗不了解货币是商品流通的自然结晶，而将它的产生归之于统治者的主观意志，这种起源说尽管原始，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
    2.货币职能说。“量资币，权轻重”是指用货币来权衡商品价格的低和高，这实际上是指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振救民”，即用货币来购买粮食救济穷人，这自然包含有货币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
    3.货币流通必须适应商品流通的思想。单旗认为，在商品流通中，如果人们感到原来的钱太轻，交易不便，则可以铸造分量重一点的钱。重钱按对轻钱的一定比价投入流通，重钱为母，轻钱为子，这即所谓“母权子而行”；反之，如果人们感到原来的钱太重，交易不便，则可以铸造分量轻一点的钱。轻钱按对重钱的一定比价投入流通，重钱为母，轻钱为子，这即所谓“子权母而行”。这里轻钱和重钱都是足值铸币。单旗“母权子”、“子权母”的论说表明，他对标准货币单位与一般物价水平之间或者说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之间必须互相适应的重要货币原理已有一定认识。
    4.货币财富说。马克思说，货币是“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0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1页。），从单旗关于废除流通中的货币就会使人民丧失其资财（“民失其资”）的结论中，可以窥见到单旗已有货币是一种社会财富的意识，而与绝大多数古代思想家把货币看成一种符号的思想完全相反。
    5.反对实行通过货币贬损使“民失其资”的货币政策。单旗反对周景王“废轻而作重”，铸造不足值大钱的作法。因为它会使原有的货币持有者受到经济上的损失，“民失其资”就会匮乏；人民匮乏，则难以向王室纳税，“王用将有所乏”；王室的财政收入不足，又要“厚取于民”；人民负担不起，只能逃亡。所以铸不足值大钱的政策是“离民”、“召灾”的政策，“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以为潢污也，其竭也无日矣。”（注：《国语·周语下》。转引自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单旗的货币理论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一向承认王权能任意规定流通中货币的价值。而单旗则首先重视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坚持王权不能任意变更货币的大小轻重。货币流通有自身的客观规律，它必须与商品流通相适应，而不能随统治者的意志自由改变。应该看到，单旗的“子母相对论”就其理论本身而言是十分简单的，但它内含的货币思想和政策主张却一直被后世推崇、沿用和发展。尤其他对“绝民用以实王府”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人民匮乏、王室匮乏，“离民”、“召灾”的严重恶果的论述已清楚地向我们表明货币政策对于人民经济生活、国家财政收入、社会安定等有着极为重大影响的这样一种原始古朴的货币政策非中性思想。
    二、食货相通论
    公元482年，面对当时严重的通货紧缩现象，孔觊提出了他的《铸钱均货议》：“食货相通，理势自然。李悝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其贱，其伤一也。’”三呈（吴郡、吴兴、会稽）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勿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注：《南齐书》卷三七《刘悛传》。转引自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中》，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第55-56页。）
    孔觊的上述议论，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种重要的货币思想：
    1.货币与产出交互影响的因果关系。“食货相通”是指粮食的问题可以影响货币，货币问题也可以影响粮食。（注：这样的认识在孔觊之前早已有之。如：“买，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墨子·经说下》。但“食货相通”的概念则由孔第一次提出。）“理势自然”是指粮食与货币交互影响、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互相适应乃是一种客观规律，这实际上已相当清楚地表明货币与真实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
    2.通货紧缩对商品价格进而对国家不利。孔觊认为：三吴一带粮食太贱，不是因为粮食多，而是因为货币少。这无疑会伤害农民，进而导致“国贫”。
    3.货币价值稳定的重要性。“铸钱之弊，在轻重累变。”经常变更货币的价值，使其“过轻”、“过重”，这是造成“盗铸”、“祸深”等恶果的货币政策根源。
    4.好的货币政策能促进生产发展。孔觊根据“食货相通”的理论，提出了不“惜铜爱工”，由国家统一铸造自西汉以来流行了500余年的“五铢”钱以统一货币形式并稳定币值的货币政策主张。认为只有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繁荣，经济才能发展。按孔觊自己的话说就是：“钱货既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注：《南齐书》卷三七《刘悛传》。转引自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三、货币数量论
    在西方货币数量论于17世纪初次形成之前的2000多年，中国的货币数量论就已存在。在《管子·山国轨》中有这样的论述：“国币之和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什倍。”（注：《管子·山国轨》。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这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十分之九在国库，只有十分之一在流通中，那么结果必然是“币重而万物轻”，即一般商品价格大跌。若国家再用货币购买万物，那么流通中货币数量将大增，结果必然是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这种商品价格的涨跌依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减而定的理论显然是一种货币数量论。
    中国古代的货币数量论还有其它的表述。例如，司马迁在《平准书》中关于“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的提法，就表明了物价上涨的两个原因：一是钱多，一是物少。中国古代最典型的货币数量论为唐代的陆贽所提出，他说：“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注：《陆宣公集》。转引自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这就把物之贵贱完全归因于币之多少了。
    中国古代较为典型的货币数量论都主张将货币作为国家管理和调节经济的工具，为此，国家必须掌握充分的货币实力。这一政策主张的理论依据显然在货币数量论本身：“物之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既然市场价格的高低是由货币数量的多少来决定，而货币数量的多少又决定于国家对货币的收放，那么国家通过对货币的收放以直接控制主要商品价格并间接影响一般价格水平的逻辑思路便构成货币数量论者的货币政策主线的基本要点。《管子》一书中曾多次提到货币政策的运用过程，加以概括便是：在青黄不接之际，国家运用货币预购人民的谷物，再用部分已收购的谷物去换取其它政府必需品，由此国家掌握有大量谷物和其它物资，货币则在民间大量流通。这样，民间物资稀少而货币数量则大增，从而形成币轻而万物重的局面；但非农人口所需食粮仍需向国家购买，于是货币逐渐回笼，又形成币重而万物轻的局面；国家再以货币收购万物，币下流而万物上流，万物涨价；国家再抛售物资，物价再回跌。这一循环往复之过程，也就是国家不断地通过对货币收收放放而控制商品供求从而最终控制市场价格和经济的过程。早在公元前175年，贾谊在参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货币铸造权争论所提出的“铸造权必须由国家垄断”的理论中，也有过上述类似的议论。贾谊说：“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注：《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围引自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敛”指减少货币流通数量，“散”指增加货币流通数量。国家只有根据货币流通现状，适时减少或增加流通中货币数量，才能保持商品价格的稳定。陆贽以他典型的货币数量论为依据而提出的货币政策主张则更为鲜明，他说：“钱可收，固可以敛轻为重；钱不乏，固可以散重为轻，弛张在官，何所不可？”（注：《陆宣公集》。转引自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75页。）从上述“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弛张在官，何所不可？”的有关论点和政策主张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的货币数量论者已将货币视为国家可以伸缩欲如、直接调控的工具。用现代经济学术语讲，即货币已成为货币当局可直接控制的外生性政策变量。
    四、货币调节论
    《管子·乘马》中有一段关于黄金作用的话：“黄金者，用之量也。辩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之有道。”（注：《管子·乘马》。转引自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这里《管子》作者把黄金作为衡量国家财政支出的一种标准，从黄金价格的变化中来辨别国家开支是否恰当。作者认为俭和侈都不好。俭则伤事即妨碍生产。因为过俭则对黄金需求减少，黄金本身价格降低而物价升高，这影响人民消费从而妨碍生产；侈则伤货即浪费物资。因为奢侈则对黄金需求增大，黄金本身价格提高而物价降低，这样会增大商品消耗从而浪费物资。等货耗尽才知不足，是不懂得调节社会商品需求量；等妨碍了生产才知商品剩余多，是不懂得调节人民的需求能力。只有知侈俭，才能“百用节”，即各种需求都得到正确调节。可见，“黄金者，用之量也”的理论，已反映了《管子》作者对货币或价值规律对于生产的调节作用有一种粗浅认识。
    《管子·国蓄》篇也指出：“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注：《管子·国蓄》。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这是一种明显的用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来调节物价水准的政策主张。
    唐代诗人白居易把用货币调节商品流通看作是国家的重要职责。他指出“夫无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王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所以持丰济凶，用盈补缩。则衣食之费，谷帛之生，调而均之，不啻足矣。（注：《白居易·策林·辩水旱之灾，明存救之术》。转引自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又说：“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过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过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钧，非钱不可也。”（注：《白居易·策林·平百货之价》。转引自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白居易把货币看成是“圣王”为调节“谷帛”、“器用”、“财物”而造出来工具。这里，货币的调控功能和“外生性”不言而喻。
    明代叶子奇主张用兑现纸币的办法来调节物价。他说：“引至钱出，引出钱入，以钱为母，以引为子，子母相权以制天下百货。出之于货轻之时，收之于货重之日，权衡轻重，与时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注：叶子奇：《草木子》。转引自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即物价低时要投放纸币，物价高时要回笼纸币，以此使物价保持稳定。这里，叶子奇尚未认识到，当纸币和钱币同为流通币时，通过兑现纸币来调节物价的办法是无效的。因为“引至钱出，引出钱入”的结果只能是纸币和钱币在购买力上趋于一致，而不可能调节物价。不过，叶子奇对纸币流通作了一个较为生动的比喻：“譬之池水，所入之沟与所出之沟相等，则一池之水动荡流通而血脉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沟虽通，所出之沟既塞，则水死而不动，惟有涨满浸淫而有滥触之患矣。此其理也。”（注：叶子奇：《草木子》。转引自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从这一比喻可见，叶子奇显然认为纸币流通应有自身的客观规律，国家只能认识和利用这个规律，而不可使用政权的强制力量来改变这一规律，叶子奇据此认为，元朝纸币流通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后世变通不得其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