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收入分配思想形成的背景

内容提要：邓小平同志关于收入分配的思想是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劈风斩浪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当前收入分配问题日益为国人关注的大背景下，研究小平同志收入分配思想形成的背景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收入分配思想，背景

作者简介：孔祥尧，广西大学政治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任何思想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主观条件，这一特定的背景就好比是孕育其成长的气候、土壤，有什么样的气候和土壤就会结出与它相应的果实。30多年过去，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再不是改革之初那个被温饱问题困扰的社会主义穷国了，人民生活水平达到总体小康，正向着全面小康前进。然而在GDP“蛋糕”迅速做大的同时，我国财富分配的不平衡问题却日渐引人关注。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越过0.4这一国际警戒线，向着0.5(标志着贫富两级分化)不断逼近。如何正确处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问题已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此时，研究小平同志关于收入分配的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收入分配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始，党犯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我国仿效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盲目排斥市场的作用，公有制一统天下，根据人口全国统一平均分配消费品，国家的“有形之手”延伸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支配人们的个人生活，突出重工业和国防建设，挤占了社会总资产中本应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资源，第三产业十分落后。在以行政命令为形式、政府权威为后盾的计划经济体制中，领导人的个人决策是一切政策的源头，经济政策的制定并非建立在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尊重基础之上，容易出现重大失误。用政治统帅一切，一味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压倒一切，时刻防止资产阶级走资派篡权，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把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打为“右派”，1959年“反右倾运动”又错误地把彭德怀等定性为党内走资派，1965年“四清”运动又把当前斗争的主要对象定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认为政治斗争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直到1966年掀起“文化大革命”运动，我国彻底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道路，以致我国长期处于非常态的动荡之中。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旦疏于政治运动便会遭到批斗，被扣以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以致人们搞阶级斗争的政治热情被形势所迫而出现了空前高涨的形势，造成经济停滞，更严重的是，长期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及国家对广大人民个人利益的忽视，人们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甚至沦落到“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1](P86)这样一种境地。“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甚至鼓吹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普遍贫穷，宣扬贫穷的社会主义，在全国营造贫穷、艰苦等同于社会主义，富则是资本主义代名词的政治氛围，人人谈“富”自危，实行供给制和吃“大锅饭”的分配方式，致使国内经济几乎濒于崩溃的边缘。一味用政治决定一切，党和政府支配一切，同样也使得官僚作风、主观主义在全党滋生开来，不仅抑制了社会的发展和健康成长，而且带来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情感危机。此时，西方却正在经历新一轮的科学技术革命，迎来了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生产力飞速发展，普遍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工人的工资待遇、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国内矛盾得到极大缓解，资本主义世界呈现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然而，此时的社会主义世界却陷于“苏联模式”的困境不可自拔，人民内部矛盾重重。冷战趋于结束，和平与发展渐成时代主题，各国都在积极利用技术革命带来的契机争相发展自己的实力，寻求适合于本国、本民族的兴盛之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表现为综合国力(科技和经济实力)的竞争，“发展”成为重中之重。国门之内，中华民族却又一次面临落后于时代发展之危险境地，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血的教训使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刻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时代呼吁我国革除旧体制的弊端，走出历史的阴霾，使华夏大地迎来新鲜的空气，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注入新鲜血液，这是邓小平收入分配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1978年，我国首先在农村进行了以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取代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经营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生产体制改革，打破了集体吃“大锅饭”的收入分配模式。今天看来，这一措施并不新奇，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此举却是难能可贵，从此，我国的改革步伐再也没有停止，我国迎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以农村的收入分配改革为开端，进而不断在城市和国民生产的各个领域推进的。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清楚地认识到吃“大锅饭”以及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弊端，他批判了“四人帮”鼓吹的“贫穷的社会主义”、“穷过渡”以及“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错误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贫穷的观念，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收入分配领域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2](p51)，提倡通过合法劳动的手段获得社会财富，让人们的收入拉开差距，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用收入的差距调动人们从事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然后通过“先富”帮助和带动“后富”致富的手段，最终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他多次强调“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3](P172)，小平同志始终抵制贫富两极分化，对此深恶痛绝，曾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3](P172)共同富裕始终是小平同志改革的坚定目标，这些内容构成了小平同志关于收入分配思想的基本内容。

二、邓小平收入分配思想形成的个人背景

时代背景是邓小平收入分配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只是为他形成这一思想提供了可能性，而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必须具备主观条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历史选择了邓小平，邓小平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成就了历史，成为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当之无愧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1920年邓小平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怀抱实业救国的梦想来到曾经爆发“巴黎公社运动”的法国勤工俭学，留法期间由于受到法国工人运动浪潮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逐渐被社会主义理论所吸引，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之后，他毅然于1926年来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度——苏联，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俄共(布)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苏联自己的国家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际中全面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并于次年回国。留学海外的数年间，他抛弃“工业救国”的梦想，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她的坚定信仰者。自此，为把马列主义同我国国情相结合，解决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他勇于探索、敢于坚持真理并为之付出了一生的心血。由此可见，小平同志接受马列主义的过程、环境和其他很多中共领导人不尽相同，对马列理论的理解相较国内其他多数同仁有独到之处。

除此之外，小平同志独特的人生经历，也使他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能够保存自己，并最终崭露头角，担当起这一时代赋予他的角色。作为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也是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八届一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九五九年又任中央军委常委)，且是最年轻的一位成员，在党内长期担任重要职务，一直处理党和国家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曾主持中央工作，有着十分丰富的战争、建设经验，涉及党、政、军、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他在党内形成了崇高的个人地位，对党和国家的了解也更详尽、实际。邓小平是雄才大略的人，他的人生曾经历三次重大磨难，而每一次磨难都使他增加了胆略和智慧：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央苏区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被左倾路线分子打为“毛派头子”，第一次被打倒，撤销党内职务后被派放到江西樟莲湖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先后两次被打倒，先被打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成员而撤销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于1973年3月第二次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在“反击右倾反案风”、“天安门事件”中被“四人帮”诬陷，1976年又被撤销一切职务，于1977年第三次复出，恢复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这些经历铸造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百折不挠的意志，练就了在复杂政治环境中求生存、取胜的政治智慧和无与伦比的领导艺术，形成了积极乐观的性格和独特的政治眼界、处事能力，尤其对马列和毛泽东思想有着自己深入而独到的领悟。

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便加紧了在党内和全国篡权的步伐，在这国内政治局势动荡的历史关头，正是这些素质的积累使得小平同志能够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他以政治家的手腕和智慧果断粉碎了“四人帮”和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此后，他领导人民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以伟人的政治魄力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国情的重大决策，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大放异彩。

一定思想的形成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中的收入分配思想从产生、发展到最终形成无不是邓小平在客观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追求真理的产物，也为这一思想也打上了他的人格烙印。所以，在研究邓小平收入分配思想时有必要深刻研究该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小平同志独特的人生经历。

小平同志关于收入分配的思想正是在革除我国旧体制弊端的基础上，顺应国情民心和时代潮流的要求下提出的，得到了广大民众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为我国走出历史的阴霾，迎头赶上时代潮流竖起了一面旗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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