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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在民国时期的边疆开发史上，西康地区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西康地区的农业技术的改良及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一些相关机构民国初年广泛建立的“西康农事试验场”及民国二十九年（1940）成立的“西康省农业改进所”起了较重要的作用。文章以四川省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及近代相关史料为主，在论述这一历史时期“西康农事试验场”的农业改进活动后，指出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农业改进的成绩有限，但它预示了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的发展方向，是康藏民族地区农业近代化的开始，在中国近代边疆开发史上无疑是不应忽视的。
关键词：西康农事试验场 民国时期 实际成效
作者简介：王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成都610066
在民国时期的边疆开拓与经济发展史上，西康地区（系康藏的一部分）的农业改进与发展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关于这一问题，1949年后出版的论文（著）如《甘孜州文史资料》的多篇文章，叙述民国史事时有所涉及，称解放前“农业事业机构或建或撤，时有时无，经费不足，人员少，实际效果甚微”之类的[1]；《康定县志》仅有“民国时期对（蔬菜）品种培育引进做了些科研工作，推广品种有扁豆、南瓜、韭菜、芹菜、莴笋等10多种”等语焉不详之论述[2]；不仅史实不够准确，而且多集中于1940年春“西康省农业改进所”成立后。事实上，一些相关机构如民国时期建立的“西康农事试验场”，在西康地区的农业技术的改良及新技术推广中，起过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值得研究。本文以四川省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及民国时期西康出版的报刊和关于西康的报刊等资料为主，参证相关其它史料，在论述民国时期“西康农事试验场”的活动之后，说明其历史地位。
一、“西康农事试验场”的前身——晚清在西康各地开办的“农事试验场”
（一）西康的地域范围及其发展农业的条件
西康地区包括今四川省甘孜州全部、凉山州部分以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晚清时期出现建立“西康行省”之议，但未实行；1925年“西康特别行政区”成立。1939年1月1日，西康省在康定成立，四川军阀刘文辉为省主席，拥有33个县和3个设治局，其中康属（今四川甘孜州境域）有康定、瞻化（今新龙县）、泸定、炉霍、甘孜、道孚、丹巴、九龙、雅江、理化（今理塘县）、稻城、定乡（今乡城县）、得荣、巴安（今巴塘县）、义敦、白玉、石渠、邓柯、德格19个县和泰宁设治局；宁属（今四川凉山州境域）有西昌、会理、盐源、盐边、宁南、昭觉、冕宁、越西8个县和宁东设治局；雅属（今四川雅安地区）有雅安、荥经、汉源、天全、芦山、宝兴6个县和金汤设治局。
西康地区有着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首先，植物资源的种类繁多，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出版的《西康小识》说西康“物产”有林、果、花草、农产（菜蔬、药用植物）等多种：林则“白杨最得地宜，遍谷满山，桦、松、柏、桧、枋、狗骨之属，丛生其间”；“果则丹巴之梨及石榴，康巴之红花，泸定之桃、李、杏、樱桃、枇杷、葡萄、仙桃果，巴安称是，又猴子核桃尤为特产，其味似粟”；“农产青果〔稞〕、稻、玉蜀黍、荞麦、蚕豆、豌豆、马铃薯；菜蔬以泸定、巴安品类最多，而康定较各处尤为特别，三季之菜蔬同时登于鼎俎，此实为内地所无，丹巴、道孚之葱，为此中冠，巴安海椒，生于灌木（即黔所谓高树辣子也），亦产黄耳，菌菰最多；药用植物则有大黄、黄连、半夏、知母、贝母、木香、茵陈、羌活、川芎、老鹳草、茜草、柴草、牛滕、雪莲花、雪儿〔耳〕子、雷猴子、雪灵芝、苍蒲根、厚朴、虫草、百合等，此其最著而为大庄〔装〕之出品者，他不备举”[3]，说明当时西康地区的资源丰富，出产繁多。
其次，晚清民国时期西康地区的不少县份均有大片沃土，并且气候适宜发展农业，如“康定沿河皆沃土，气温虽低，种莱服、白菜等冬作蔬菜甚宜”[4]；又如“关外苏杭”巴塘“天气温暖而可居，地土膏腴而可耕，水泉清洁而可灌”，“以宜稻宜蔬之沃壤，而不知变通耕作，弃地之利，良可惜也”[5]；前往“西康视察，以供将来西康建省之采择”的“边区视察员”任乃强于1929年9月报告说：瞻化县“地势气候，并似丹巴，而产业幼稚，则愧丹巴远甚”，“地利不能尽”，因此认为“此县产业有可改善者三事：第一为治果园，如梨、胡桃、葡萄、苹果等类，以瞻化地候土宜言，并极相宜。目前瞻化竟无果种，此可叹也”，“第二为牧羊业”，“第三为增加农产品”[6]。
可见，西康地区虽有着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但由于当时社会发展缓慢，西康各地农业技术落后，有着改进、提高的巨大空间。
（二）晚清在西康各地开办的“农事试验场”
晚清时期，随着“振兴实业”口号的提出，社会各界再次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有识之士积极改革农业，改良中国原有农作物种子，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省设立“农事试验场”，至1911年仅四川省就有农事试验场74处，可说是中国由政府办理农业科技改良的开始[7]。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下令各县属试办“农事试验场”，从内地引进水稻、小麦、土豆、马铃薯、荞麦、高粱以及各种豆类和蔬菜品种，进行试种并向农民扩广，“提倡改良农业”，于是，川边地区悉有菜蔬产品，“可供汉夷官民采食，则试验场之效果，已有萌芽”[8]。
具体到西康地区的县份而言，如昌都县“自设治后教种马铃薯，现为人民大宗食料”；察雅县“自设农民试验场教种稻谷、豆类，应有尽有”；同普县（今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自设治以后教种马铃薯，现已普及，成为大宗食料。嗣后，成立农业试验场，教种菜蔬”；贡觉县“自设治成立农民试验场，教种马铃薯，现已成为人民大宗食料”[9]；德格委员（相当于县长）则“于更庆村脚小河边，开垦试验场一块”，将发到各色种子，如法播种，并买添胡豆、黄豆、豌豆、高粱、小麦、洋芋及各种瓜菜等种，如法试种，加用肥料，引用灌溉”，结果所植包谷、胡豆、豌豆等果实“累累”，“其小菜诸品，如莴苣、白菜、青菜、菠菜、葱、蒜之属，亦可种植”，其它“各项植物”的试种则失败[10]，可见引进多种农作物均成功地得到了推广，取得了一定实效。此外，个别县令教民种植亦有一定效果，如贡觉县“至民国三年县知事刘钦萱教人民习食菜蔬，以菜合糌粑熬粥，人民德之。现在亦知菜根之有味也”；1915年武城（今属贡觉县）县令黑梅亭“凡石田教种马铃薯，甚宜，人民德之，称为黑薯以为纪念”；1917年吴乐赓至宁静县（今属芒康县），“教种马铃薯，收获甚丰。盖西康高原半为沙田，宜种马铃薯，尤宜大豆，现已为大宗食料”[11]；1917年刘鼎彝莅任九龙县，辟地百亩以设农民试验场[12]，对当地农业很有促进。
但此后民国建立、川藏纠纷，战火不止，如民国七年（1918）川藏纠纷中，数千军人在理塘县霞坝村盘踞数月，“抢劫一空，民房被毁者五十余户，所种各农作物，践食殆尽”[13]，故“农事试验场”名存实亡，收效甚微。
二、“西康农事试验场”及各县农事试验场的设立及其活动
“西康农事试验场”的设立是四川军阀刘文辉主政西康之时。刘文辉于1927年夏任“川康边防总指挥”，开始筹备经营西康。之后刘文辉部属多次提出恢复农事试验场的建议，认为西康地方“若于各地划拨官地创设农事试验场，并将旧有之西康农事试验场恢复，雇觅富有农圃经验者为之领导，于国内外购买谷植物种子，以内地艺蔬之法分别试种”[14]；所以《川康边防总指挥部政务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政务委员会下设建设、垦务等七组，其中“垦务组”的“管理事务”16条，如“关于农、林、蚕、牧、渔、猎各业之设计、管理、监督、保护、奖进事项”、“关于动植物病虫害防除及检察，并保护益虫益鸟事项”、“关于农用器具、种子、检察改良及绍介奖进事项”、“关于垦地机械、化肥之利用指导事项”、“关于特用植物调查培植事项”、“关于其他垦殖与农业行政事项”等[15]，大多为农业改进内容。
1928年春，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政务委员胡人纲与陈启图共同递交了提案（包括《简章》、《建议书》、《预算书》），“呈请恢复西康农事试验场，附设苗圃”[16]，“以资倡导，而重民生”，得到了刘文辉的批准，下令“在康定城内开办西康农事试验场”，并命令西康政务委员会委员陈启图兼任场长，“藉以提起全区人民重视农业之意”[17]。这一建议得到了主席委员龙守贤（早年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支持。5月，“西康农事试验场”正式设立于康定城中心位置的明清以来康区著名明正土司故署之址，因建在驷马桥又称康定“驷马桥农场”。6月18日刘文辉“将戍理西康经过状况暨将来实施计划”报告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称已经“恢复西康农事试验场，筹设籽种仓库于雅安，筹设农具制造厂于荥经”[18]。从20世纪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政府提倡改良农具，开办过一些农具制造厂所，如江苏省立农具制造所、河南省农工器械制造厂、中央大学农具制造所（南京）等，由于产量低、价格贵，故“改良农具”仅处于启蒙阶段[19]；此外，据1933年川康边防总指挥部《民国二十三年度施政大纲》“垦殖”部分，中有“试办特用作物”、“试置农村场圃，改良农产”、“设立农具制造所，改良农具”等七项内容[20]，故可知刘文辉有“筹设农具制造厂”的计划。
西康农事试验场的建立，结束了民国以来康定县乃至西康一无科研机构，二无专业科技队伍的历史，可以说从此西康农业研究与农业技术推广进入一个新阶段。
1929年，龙守贤等人“呈报会拟康区各县《农事试验场暂行条例》及《经费支配表》”，要求在各县恢复晚清所设的农事试验场，得到了刘文辉的同意：“通令康区各县知事（即县长）遵照办理”。即恢复各县所办的农事试验场，各设场长一人，招聘场员，并正式颁布《西康各县农事试验场暂行条例》（共十一条）及《各县农场每月经费支配表》，规定“各县农场地段于各县县治附近之公地划拨；如无公地，地方得向民间租佃”（第二条），“各县农场试种之农作物所得结果及其栽培法须随时列表呈报政委会”（第七条），“各县农作物如试种有效，须就该县境内尽量宣传，广行种植，其出品应送西康农事试验场陈列”（第十条）等[21]。
当年春季，西康农事试验场“试种菜子及芥蓝二物，内地系在冬季播种，而该场于春季播种，居然发育，收获甚丰。由此推验，如得全区各县一年气候状况进而谋农业种植之改善，则有益农事者綦大”；由此，1931年，陈守贤等人在获准后下令“康区各农事试验场，按月将当地逐日气候变异状况填表呈报，藉以考验天时，改善农作，征知气候，核计灾情”[22]。从四川所藏档案史料来看，记录填报天气在丹巴等县的农事试验场得到了执行。
西康农事试验场设立后，确实展开了一些工作，据1932年该场《办理情形报告书》[23]，可知该场上年工作包括：1、工作渐趋正规，设场员一名，场丁四名（含工头一名），分别负责收售菜蔬、收储肥料、芟耨灌溉及杂务；2、“上季系以马铃薯（俗名洋芋）、葱（俗名同）、青菘白菘（俗名青菜白菜）为主要农作物，下季系以连花白（俗名同）、胡莱菔（俗名红莱菔）、冬莱菔（俗名冬萝菔）为主，余均系试验品”；3、试验的“有效部份”，即试种成功的有芸苔科的芸苔（俗云菜子、油菜）、芥蓝菜（俗名同）、菘（俗名白菜），豆科的法国扁豆（无俗名）、豆菜（季豆），莱菔科的法国莱菔（莱菔为萝卜的别名，见于北宋苏轼《撷菜》诗，民国时又有俗名萝葡，至今台湾仍用此名，大陆习称萝卜），胡芦科的王瓜（俗名黄瓜）、南瓜、瓠瓜，花卉类有“本年由瑞士哈安姆寄赠”的外国花种子数种、“欧洲种”的“四点钟”花、“法国种在此间法国教堂华主教处征集”的数种、西康“越西种山花”等共十五种，“均系草本”，“有发萌开花者，有萌芽不花即萎谢者，亦有繁丽秀洁可爱者，均属观赏品”、由于试验场地狭、经费不足，故以试验场之“一半从事种植主要农作物，藉资补助”经费，包括了茄科马铃薯（俗名洋芋），百合种葱（俗名同）、韭（俗名同），水芹科水芹、旱芹（俗名芹菜），菊科生菜（俗名同）、莴苣（俗名莴笋），藜科菠棱（俗名菠菜），胡荽科胡荽（俗名芜荽），莱菔科冬莱菔（俗名同）、胡莱菔（俗名红萝葡）、蔓菁（俗名元根，又名诸葛菜），芸苔科莲花白（俗名同）、芸苔（俗名红油菜）”；试种失败的有黄豆、花生、苕子、东瓜、苦瓜以及征集的香瓜、西瓜、荷叶瓜、金瓜（以上四种来自巴安，今巴塘）、癞瓜、丝瓜、瓠瓜、洋海椒（以上四种来自盐井，今分属巴塘、得荣及西藏自治区盐井县）。此外，兼任场长陈启图还到各地实地调查，发现道孚县虫灾严重，即嘱“捕得该项害虫各十数头，分酒浸、干晒两法，送至炉霍，交我转寄金陵农科大学院，考验其性质及杀治之法，”等[24]，按此地下害虫学名“大粟金龟甲”（俗称老母虫），是一种至今仍危害康藏农林事业的害虫[25]。
从四川省档案馆所藏档案看，至迟1931年泸定、丹巴、道孚、瞻化、炉霍、巴安、白玉、甘孜、石渠、九龙等县均成立了“农事试验场”，场长多由县长兼任[26]。如瞻化县在知事（县长）张楷的操办下，成立了农事试验场，场长陈焕章广泛“征求各种优良籽种，以资试验”；泸定县筹备员（县长的前身）张哲“开办一县农事试验场，已收良好效果”；炉霍县“奉政委会令，开办一农事试验场，已收效果”[27]；道孚县农事试验场“农场由县府委员兼办，划城东官地约十亩为场地，仅种马铃薯，年可获三万余勄”等[28]。
1938年5月，重庆国民政府明令西康建省委员会设“农务局，策划改进推广并经营全省各种农务事业”[29]；1940年1月1日，西康省农业改进所建立，第一任所长叶秀峰，“依照本省实际需要加以编制”（所长叶秀峰于1939年9月25日致刘文辉函，川档234—47）。关于西康省农业改进所的建立始末及其历史地位，笔者另有文章讨论。
由上述可见，西康农事试验场及各县农事试验场开办后，做的实事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引进蔬菜品种，改进本地蔬菜种植技术；第二，提高常见农作物的产量；第三，试验播种新的农作物及花卉品种。同时，西康农事试验场注意对外宣传，如试验播种芸苔时，曾四处张贴白话布告，欢迎民众到场参观，因而进取得了某些成绩，如使莲花白、马铃薯、红萝卜、白萝卜等从那时起就成为康定县菜农的当家蔬菜品种[30]。
三、民国时期西康农事试验场的实效评价
晚清时期在西康各地开办的农事试验场，成为西康农事试验场及各县试验场的前身；而西康农事试验场则是日后西康省农业改进所的前身。
西康地区农业改进取得的成绩，基本上停留于农场实验阶段，少数推广者亦仅限于康定等县城附近，所以社会影响受到了限制，所以，从试验与推广相比较而言，试验成份较重，而推广工作不足。民国时期前往拉萨学法的僧人邢肃芝，1939年考察过西康泰宁设治局及“泰宁农业实验区”，看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改良农业和畜牧业，并培训康巴人，提高他们的农牧技术和改善产品的质量”，“实验区建立以后，技术人员为改进康巴人的农牧生产质量，提倡施肥铲草，运用科学方法在同一亩地上每年实行连续播种，以实验区自己经营的农场及牧场作为示范。但是康藏高原人肥及化肥都很缺乏，而且人民保留下来的旧习惯，一时也难以纠正过来，所以改良康藏农牧业的工作，在当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31]由上述乾宁垦牧场的情况推论，当时西康农业改进取得成绩更多集中于农作物改良的科学试验，推广工作不足。又因经费不足或专业技术人员缺乏而有名无实，严寒气候、时局多变也是制约西康地区农业改进取得成绩的因素之一。1940年11月23日石渠县在给西康省农业改进所的公函中称：“本县气候高寒，不适农产。前曾试办农场，均苗而不秀，穗而不实”（川档249—62），类似的说法又见于宁南、邓柯、白玉、石渠、理化等县致西康省农业改进所的公函之中。大多难于实现，自然收效甚微。此外，经费支绌，人才缺乏，间有官僚主义作风，因而实效大打折扣处不少。故1940年9月有报刊评论说，西康“民族多以牧畜为生涯，其尚停留游牧时代者约占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三十却能以农耕为业”，“惟方法陈旧，至今未见改良，是其缺憾”[32]。
民国时期西康地区农业改进的努力和尝试，归根而言，即以近代科学技术手段改造传统农业，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较有规模有组织的实施，可谓藏区农业近代化的开始。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农业近代化开始之后取得的成绩仍很有限，但它预示着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的发展方向，无疑在边疆开发与经济发展史上占有一页，在求真的今天是不应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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