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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美国学派:经济思想史所遗忘的学派

http://www.newdu.com 2018/3/7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京)2008年9期第5~11页 贾根良 束…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经济的崛起过程中,美国学派经济学家对美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美国成功赶超英法等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功不可没。该学派的核心思想表现为:制造业立国;贸易保护主义;政府的重要作用;高工资战略;教育、智力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同时,美国学派不仅作为技术创新经济学、李斯特经济学说和庞巴维克—费雪资本利息理论的先驱等在经济思想史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而且其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特别是高工资战略对当代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借鉴价值。
    关键词:美国学派 幼稚工业保护 技术创新 高工资战略
    作者简介: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束克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讲师。(北京 100872)
    笔者在研究演化发展经济学思想史[1]并阅读美国经济史的过程中,强烈地感觉到: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经济的崛起过程中,美国学派的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目前的教科书对美国学派的经济学家几乎遗忘了,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本文的研究试图说明,为什么说经济思想史中存在着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美国学派。
    一、美国学派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18世纪末的美国尽管在政治上刚刚独立,但它不仅没有自己完整的经济理论,而且经济上仍然严重依附于英国。当时的美国只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几乎空白,美国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积极寻求适合本国发展的经济理论和产业政策,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并在批判过程中,导致了美国学派的兴起。
    1.对古典经济学忽视工业的批判
    作为英国工场手工业鼎盛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深受重农学派的影响。重农学派认为,农业是创造剩余价值的部门,而农业以外的部门如工业不创造剩余价值,工业只是把农业提供给它的原料和生活资料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即工业品。亚当·斯密也认为用于生产原生产物的劳动是最有生产性的,因为这些部门有自然力参加“劳动”,这表明他仍然没有摆脱重农主义的束缚。
    美国学派经济学家极力反对重农学派所谓农业是创造“剩余”的唯一部门的观点,反对古典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理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为美国后来的工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汉密尔顿认为,制造业不仅是保证美国政治上真正独立的基础,也是国家军事强大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维持整个国家联合统一的纽带。[2]与汉密尔顿一样,雷蒙德(Raymond)和凯里(Carey)都强调了工业部门在摆脱殖民主义和促进农业发展方面的重要性,都对政府为什么要对幼稚工业进行扶持、保护和补贴的原因进行了分析。[3]此外,柯尔韦尔(Colwell)从多样性的部门协调发展可以有效吸收技术和生产率增长的外部性对工业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4]
    2.批判古典经济学把资本积累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经济增长根源于由个人储蓄而不是企业储蓄的资本积累。而美国学派的雷蒙德却认为,资本只是提高劳动力的效率,资本本身并不是生产性的,一国经济发展只有在充分运用劳动力(特别是有一定技术和发明创造能力的劳动力)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充分消费和高需求可以充分发挥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一个国家潜在的有效率的劳动力和技能的作用。[5]约翰·雷(Rae)认为,一国经济发展的源泉是发明,而不是古典经济学所说的由储蓄引起的资本积累,他在《关于政治经济学主题的新原理阐述》一书中,指出亚当·斯密在阐述国民财富增长源泉的问题上存在谬误。[6]
    3.批判只注重个人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协调
    古典经济学家都具有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天然和谐的思想,为了提倡自由放任,他们反对政府干预。
    其实,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经常出现冲突和矛盾。雷蒙德认为,有时个人财富的增长是不利于国家财富的增长,因为个人目标常常与国家目标是冲突的。[5]对个人来说,财富意味着生产性的财产,如土地、货币和其他一些生产工具等,只要节俭和储蓄就能增加个人财富,甚至不需要劳动和创造,它们仍然能给拥有者带来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而对国家来说,土地和货币的积累不是财富,没有创造和劳动就不会带给国民悠闲的生活。[7]雷蒙德公然赞同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他特别赞同国家的激励和规制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认为,古典经济学所谓个人追求私利可以自然地达到社会利益协调的看法只是一种幻想。[5]
    4.批判古典经济学关于阶级对立和忽视社会和谐的观点
    李嘉图只看到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认为三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过程,从而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之间利益是根本对立的。[8]这与美国当时地租、工资和利润同时上涨的情况是不吻合的。美国学派经济学家对此提出的解释是:由于工资上涨和利润增加,经济的繁荣必然要引致地租也会跟着上涨。[5]
    凯里反对李嘉图所谓利润与地租相对立的观点,按照他的价值再生产理论,随着财富的增加,资本家和地主所获得的份额在降低,工人所获得的份额在上升,不过三者所获财富的绝对量都在增加。[5]菲利普斯(Phillips)也否认工资和利润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冲突,投资的高利润通常反映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那么就会出现高工资。[7]凯里认为,劳动一旦得到资本的资助,将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从而改进了劳动的质量,资本家和工人双方都从更高的生产率中得到好处。
    5.批判地租理论
    凯里[8]反对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关于农业耕种顺序是从耕种最肥沃的土地开始,然后过渡到耕种劣等土地的观点,进而凯里提出相反的看法,他的理论更符合当时美国的实际情况。在凯里看来,如果按照李嘉图的说法,由于土地肥力不断递减,人们只能年复一年地成为自然的奴隶。古典经济学家没有看到技术在农业上的运用不仅阻碍了资本报酬递减趋势的出现,而且可能带来报酬递增的局面。[5]地租并不是李嘉图所认为的土地原有的具有不可摧毁的生产力的产物,地租的获得是由于人的劳动和资本联合作用的结果,凯里认为,土地是一种资本,它的价值高低受投资于它的资本及带入市场的程度所决定。[8]菲利普斯认为,地主合理地收取地租正如资本获取相应的利润一样,由此把土地和生产性资本联系起来,同时他还认为在内战后的美国,地租上涨没有影响资本积累和利润投资。[5]
    二、美国学派的主要思想
    1.“制造业”立国
    美国在19世纪初依靠向欧洲市场提供粮食和原材料来换取工业品,这种产业结构严重依赖国外市场的供需和价格波动。这种不利的局面让美国学派经济学家不再相信英法古典经济学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所倡导的经济政策。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最早阐述了“制造业”立国的基本思想:(1)制造业易于采用分工制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充分利用机器,训练技术人才;(3)可以增加社会各阶层就业,减轻社会负担;(4)鼓励外来移民,促进本国工业发展;(5)为人们彼此在才能和偏好上的差异提供更大的活动范围;(6)可以扩大农产品市场,而且对农产品的需求是稳定的;(7)为企业提供更广阔和多样化的场所。汉密尔顿在认识到发展制造业重要性的同时,也提出了发展制造业的一系列战略。[2]
    另一个对美国制造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丹尼尔·雷蒙德,他提出了“美国制造业制度”。他认为,一个国家生产财富的能力正如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一样是由所选择的职业和职业所含技术水平决定的。[5]如果美国不选择制造业的话,那么美国就是一个财富生产能力低的国家,和其他国家比没有任何竞争优势。不过,雷蒙德也认为,制造业发展的初期比农业需要更多的资本,也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所以需要国家给予支持。[5]国家通过各种措施保护刚建立的制造业,虽然在短期内使物价上涨、工资增加,但是也会刺激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9]
    2.贸易保护主义
    汉密尔顿提出可以通过实行保护性关税、财政补贴等手段,同时必须采取发放政府奖金和技师监督等措施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2]在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指导下,美国学派经济学家提倡对制成品进口征收关税,甚至禁止进口;对于原材料进口采取较低关税,这都成为后来美国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基本政策。
    在19世纪50年代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个经济学家”的亨利·凯里是著名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林肯的经济顾问,他鼓吹由亨利·克莱(Henry Clay)在1824年提出的意在保护制造业的“美国制度”(American Systems)。他认为国家之间的差异就是技术上的差异,由于技术上的差异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所以对技术落后的国家要实行保护政策。[4]
    约翰·雷认为幼稚产业从不成熟、没有竞争力发展到成熟并有竞争力需要一个过程,幼稚产业的技术进步本身也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需要贸易保护。[10]科尔顿(Colton)也认为,高关税对保护美国工人独立和高生活水准是必需的,这种积极的保护是持续自由的前提。[10]菲利普斯认为保护是有利于所有阶级的工具。[7]贸易保护是“美国制度”的核心思想,[11]它对美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法国经济史学家巴路殊指出,在整个19世纪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同时几乎贯穿于这个时期,美国也是最保守的贸易保护主义者。1830-1910年,美国人均GDP指标最好的20年分别是1870-1890年和1890-1910年。这两个时期也是美国贸易保护程度非常高的时期。[12]
    3.主张政府发挥巨大作用
    李嘉图认为:在没有政府的干预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最为繁荣。需要国家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避免一切干预,既不要鼓励生产一个源泉,也不要抑制另一个源泉。[13]美国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政府不仅要在保护民族工业上做出贡献,而且要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直接投资,这就需要一个大政府。[5]
    美国学派经济学家不仅强调政府应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对政府更广泛的作用提出了许多在现在看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观点。例如,雷蒙德认为,应该给政府更多的权力,去做私人做不了的事情。他认为政府不仅可以为国民开发新领域提供机会,而且可以调节个人道德和经济的关系。同时对于像大河、湖泊和信息的主要动脉,国家应该把不同部分连接起来,既能在和平时期促使最便宜和最好的商业和社会交往,降低交易成本,又能保证最有效的战争防卫系统。[14]约翰·雷认为,保护幼稚工业不仅需要关税保护,而且还需要各种奖金、保险费等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国家资金,这就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创造了条件。[6]
    对于创造金融基础结构方面,主要是汉密尔顿关于美国应该建立银行的看法,美利坚银行既是商业银行,又是准公共性质的中央银行。1791年,美利坚第一银行经国会特许成立,它的成立应归功于汉密尔顿。1811年,国会收回特许,之后由于出现了所预料的没有联邦银行存在的问题,1816年,国会特许成立美利坚第二银行。美国学派认为,只有政府发起的国家银行才能保证基础设施建设对货币的需求和促进商业发展,这包括抑制投机活动的信贷管制,保证经济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4.高工资战略
    雷蒙德提出的一个影响很大的经济政策就是提倡美国实行高工资战略。[5]工业比农业更容易分工,从而可以比农业更容易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的资本投入工业会带来更多利润,这样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走向高工资状况。[14]美国学派认为,高工资反映了高生产率而不是高生产成本,人为地降低工资,使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其实,这只是产品在劳动成本方面竞争的一个优势。[5]劳动、资本和土地它们三者之间不仅存在自身竞争,而且相互竞争。产品市场价格主要不是由廉价劳动力而是由技术所决定的。[15]
    正如伦德德尔(Lauderdale)在批判斯密《国富论》时所指出的,一个国家不要害怕工资的提高会抑制经济繁荣,可以用资本设备代替劳动力。[15]美国学派认为,产业不断进步的过程就是资本不断代替劳动的过程,同时也是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5]低工资并不是优势,而是一个国家产业难以升级和劳动力技术难以提高的障碍。只要存在以较高技术含量的机器代替劳动的趋势,那么一个国家就不会存在永远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优势。
    5.教育、智力和技术创新
    当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时,他实际上并没有注意到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而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更使经济学获得了“沉闷科学”的绰号。因此,古典经济学低估教育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并夸大“报酬递减”的作用并非偶然。在经济思想史上,美国学派是最早比较系统和突出强调教育、智力和技术创新重要性的经济学派。
    雷蒙德认为,政府干预不仅可以通过扩大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和统一国内市场以及建立促进工业增长的国家银行来实现,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发展公共教育,提高劳动力的技术水平,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期发展。[5]最先提出以能力(energy)作为经济发展推动力的史密斯也高度重视教育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作用。[16]
    约翰·雷是最早强调创新和技术变迁的经济学家,他分析了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并强调政府在引导货币从奢侈品消费流向对技术创新有巨大推动作用的教育上负有重要职责。[6]约翰·雷对技术在美国赶超当时先进的英国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经济增长是由新技术所导致的不完全竞争引起和促进的。[6]同时,他也强调由于新技术而建立一个新企业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一旦建立,就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潜在的收益。[10]
    史密斯首次提出以精神力量为支柱的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两个基本力量是人类的智慧和毅力(wit and will),智慧延伸技术能力的界限,而社会的毅力能提供充足的激励去投资技术。[17]对史密斯来说,精神力量相对自然固有的资源来说具有无限的潜力。
    三、为什么说美国学派对于经济思想史和解决现实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1.技术创新经济学的先驱
    对于古典经济学来说,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资本投资会减少,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但是,这遭到了美国学派的反对。例如,雷蒙德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沉闷科学”,因为技术在不断进步,所以经济会不断增长;又如,约翰·雷指出,发明和技术促使企业生产性的储蓄转化为投资[17];史密斯认为技术进步本身就是降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成本,同时,也是使人类的劳动力从仅仅是蛮力向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力方向的转变过程。[15]
    目前,由于科学技术和创新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到迅速发展的创新经济学得到了人们日益重视和青睐。约翰·雷是首次提出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核心地位的经济学家,他比熊彼特更早强调发明的重要性,并强调发明为更高利润投资打开新的机会窗口。[18]尽管熊彼特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提到约翰·雷关于技术发明的论述,但约翰·雷作为技术创新经济学的先驱应该得到承认。[15]
    美国学派的其他经济学家也是技术创新经济学的先驱。例如,雷蒙德认为技术和知识是决定一个国家财富最重要的因素。[5]又如,凯里由于看到经济发展主要靠技术和知识,所以他强调可以通过知识改变资源的稀缺状态。他认为可以通过资本和人类发明技术的运用来克服土地报酬递减,由此反对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6]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不仅可以通过联合劳动来使劳动越来越具有生产性,而且可以获得报酬递增的方式进而获得更多的财富。[19]
    2.美国学派是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先驱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1825-1830年在美国过着流亡生活,在此期间,他受到汉密尔顿、雷蒙德和约翰·凯里的影响,从一个自由贸易论者转变为贸易保护论者。[12]他在美国学派经济思想的指引下,回到德国建立了“生产力理论”和“国家经济学说”,以此指导德国经济发展,为德国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的经济腾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此外,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欧根·杜林也是凯里的信徒。
    事实上,第一个系统提出幼稚产业论的是汉密尔顿,而不是现在很多人认为的李斯特。作为幼稚产业保护论者的李斯特,他认为在更发达的国家面前,落后国家如果不采取政府干涉,尤其是采取关税保护的政策,就无法发展新生工业。他接着解释,自由贸易对于两个处于相似工业发展水平的国家是有利的(这是他极力主张在德国城邦之间成立关税联盟的原因)。在美国学派的影响下,李斯特还成为创新经济学的先驱。[20]李斯特从民族利益出发,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套为经济落后国家服务的以幼稚产业为保护对象和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国民经济学学说,至今对发展中国家仍产生着巨大影响。
    3.美国学派对庞巴维克和费雪的资本利息理论的影响
    在经济理论上,美国学派对后来很多经济学分支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约翰·雷的资本理论对庞巴维克和费雪的资本利息理论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著名的经济学家多夫曼(Dorfman)和萨缪尔森(Samuelson)在他们的各自论文中分别对庞巴维克和费雪在资本理论上的贡献进行了分析,发现约翰·雷是他们的先驱。[15]
    根据多夫曼的看法,费雪的《利息理论》和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理论》是现代新古典资本理论的起源。[18]其中,时间因素不管在庞巴维克和费雪的理论中,还是在约翰·雷的资本理论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庞巴维克在他的著作中就说约翰·雷的资本利息理论是“极具有原创性和非同寻常的”。[18]
    费雪在他修订后的《利息理论》中对影响资本供给因素的分析十分接近约翰·雷的分析。除了收入的时间模式这个要素外,约翰·雷对资本供给的探讨要比庞巴维克和费雪都要深刻,庞巴维克和费雪承认,他们完全接受约翰·雷的“社会和慈善的友爱”增加资本供给的主张,他们自己对资本供给的分析没有贡献。对于资本需求的分析,费雪虽然受到约翰·雷的影响,但是他把约翰·雷的资本需求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庞巴维克也深受约翰·雷的影响。[21]
    4.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影响
    其实,在美国学派中所体现的经济政策早在文艺复兴时就产生并得到英国等国家的实际运用。[1]美国由于正确地推行了美国学派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发展政策,从而使美国在19世纪末就超过英法而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美国学派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历史上每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都采用的政策,不管是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德国和日本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东亚都是如此。[22]所以美国学派不仅给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正确的产业政策,而且也给了发展中国家有益的启示。
    20世纪60-70年代,东亚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些国家采用了比较优势学说和自由贸易的发展战略[11],但许多研究表明,它们都是采用关税保护和数量限制等措施保护幼稚产业发展起来的。日本和韩国采用出口替代战略获取外汇,进口新技术,提高幼稚产业的竞争力。日本和韩国在国家保护等政策措施下,已经完成了从贫困的初级产品出口国向高附加值制成品的尖端制造国的根本性转变,它们没有理会西方所提出的应该盯住那些反映了它们“自然比较优势”的产品的建议,而是构建起了比较优势的新基础。[17]在“华盛顿共识”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政策遭到失败的今天,重温美国学派的经济思想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5.高工资战略的启示
    在典型的工业化国家中,工资形式的劳动要素支付约占到国民生产总值(国民财富)的70%,这对于通过压低工资水平获取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美国学派的经济思想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笔者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扩大劳动就业和增加出口,通过压低工人工资来吸引外资的“低工资战略”与强国富民的奋斗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它是受西方主流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的教条和错误理解刘易斯“劳动无限供给经济发展模型”支配的结果。
    作为一种长期战略,“高技能、高附加值(以自主品牌为基础)和高工资战略”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的一种战略性选择——它类似于19世纪美国的所谓“高工资战略”。这种战略与“美国制造体系”共同构成了美国崛起的基础,其理由在于,人力资本价值的持续上升是通过国家干预创造良性循环的关键性因素。目前,我国所提出的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新格局奠定了基础,美国学派的“高工资战略”对于我们非常具有参考价值,我们有必要对之进行深入研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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