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费孝通的乡村工业化思想

内容提要：基于改变农村落后状态和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愿望，费孝通早年就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乡村工业化思想。这一思想是他对中国农村社会认真思考的结果，有着相当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在费孝通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并与小城镇思想、区域发展思想一脉相承，对小城镇思想的提出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是这两种思想的重要连接点。费孝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注以及针对区域差距所提出的对策亦是以其乡村工业化思想为依归的。
    关键词：费孝通 乡村工业化 小城镇 区域发展
    作者简介：彭南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湖北武汉430079；金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以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行之于世的费孝通，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亦贯穿于整个学术生涯之中，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他的中国乡村工业化(或言乡土工业，与后来的乡镇工业也并无本质区别)思想尤为值得关注。近年来，学术界在对费孝通乡村工业化思想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①，也有一些学者专门把费氏的工业化思想与其他人做过比较②，还有人将他的早期乡村工业化思想与后来他对于乡镇企业的思考综合起来加以考察。③众所周知，费孝通的经济思想不是只有乡村工业化思想这一个部分，还包括小城镇思想和区域发展思想等，然而从现有的研究中还难以看出这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也很难定位乡村工业化思想在他本人的思想中所扮演的角色。有鉴于此，本文从费孝通乡村工业化思想的旨趣、内部结构及其在费氏经济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三个方面入手，在重新梳理其乡村工业化思想的提出过程和实现方式的基础上，将他的乡村工业化思想旨趣与其对土地制度的认识结合起来，把这一思想放到费氏经济思想框架之下做一些比较性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志在富民：费孝通乡村工业化思想的提出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人曾就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产生过激烈争论，争论焦点之一就是中国的工业发展究竟是从兴办城市大工业开始还是走乡村工业化之路。费孝通选择了后者，其依据源自于他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和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把握。他认为中国当时面临着落后和贫穷的困境，而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更是他关注的重点。通过对江村、禄村、易村等地的实地调查，费氏认为，“中国当前最基本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是广大农民生活的痛苦”，“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④从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他开始寻找问题的症结及其解决的途径。
    费孝通从中国传统土地关系入手，认为在传统土地制度之下，佃农要将其收入的相当一部分交给地主，而自身却面临着收入不足、难以为继的问题。究其原因，“我们的土地已有大部分只能生产仅足维持劳动者生存的报酬，它们已到了利用的边际上，实际已不发生经济地租。这种土地应当是租不出去的，因为如果这土地的收获中交出了一半作地租后，所剩余的不够养活在这土地上的劳动者”⑤。“为了能够活下去，在漫长的时间里，农民们想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搞手工业、搞副业。”⑥也即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生产方式。借助于发展副业和手工业，传统土地制度下的农村经济实现了某种平衡。长期以来，这种平衡有时会被严重的天灾人祸所打断，但不久又能得以恢复。只是到了近代，它才为涌入的现代工业所破坏并日趋衰微。“破坏乡土工业的力量是深入、遥远、庞大、有力的，它背后还有巨舰大炮，‘帝国主义’，有组织的，而且是现代化的。”⑦在此情况下，中国农村手工业衰败，“乡村逐渐单纯农业化了，这时，土地不能同时养活地主和佃户的事实暴露了，形成日益严重的土地问题”⑧。土地问题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就是饥饿问题。另一方面，地主阶层消费方向发生了改变，更多地转向外来产品而非回流到农村市场，导致农村资金的单向流出，“不在地主”的增多更加剧了这一趋势，从而形成不正常的城乡关系。费孝通指出：“都市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太对不起了乡村。先夺去了他们收入来源的手工业，他们穷困了，更乘人之急，用高利贷去骗出他们的土地，最后他们还剩些什么可以生活的呢？”⑨
    这些景象所导致的后果，被费孝通形象地描述为：“乡下的老百姓本来靠手工业贴补的，现在这项收入没有了，生活自然更贫穷了，他们不能不早日出售农产物，不能不借债，不能不当东西，结果不能不卖地。”(10)如果说外部的文明冲击导致了农村的衰败，那么，内部的制度弊端则使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从而使得饥饿问题成为最严重和迫切的问题。因此，要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费孝通详细分析了农民的收支状况，认为：“一个普通农家的收入有下列几个来源：(一)农田上的主要作物，(二)辅助作物，(三)家禽家畜，(四)贩运，(五)出卖劳动力，(六)乡村工业。他的支出大体可以分为下列几个项目：(一)衣、食、住、行、娱乐、宗教、医药等日常生活的维持费，(二)婚丧等生命关节上的费用，(三)保卫、社戏等社区公益费用，(四)捐税，(五)地租，(六)灾祸、劫掠、敲诈、瘟疫等意外的打击。”(11)他认为要提高农民的生活程度，主要是增加支出中的第一项，特别是衣食两个方面，以使民众过上“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增加的方法无非是提高收入和减少其他项目上的支出，也即“开源”和“节流”。在节流上的一个严重障碍是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各种非法摊派。费孝通晚年曾谦虚地说：“在解放前更重要的是一个阶级问题、剥削问题，那时候也看到了这些问题，但是讲得不透。”(12)事实上，他所提出的土地问题就是阶级问题和剥削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土地问题是他所提出的经济建设方案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初，费氏曾谈及，如若发展乡村工业，则“他们(农民)生计既有了保障，也不必借钱了，这非但安定了工业，也安定了乡村里的土地问题”(13)。如果说此时的费氏对土地问题的解决尚存安定现状之意，那么到抗战胜利之后，其主张就变得明朗起来。他曾旗帜鲜明地指出，“一块不能同时养活地主和佃户两重人物的土地上要能续继生产，只有让耕者去享受这土地上的生产，这是唯一的办法”(14)，换句话说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解决的方式上，他提出：“要希望地主有远见，在没有受到压力就自动放弃特权是不容易想象的，问题是要用多少压力才能使地主明白非放弃不可了。”(15)由此来看，费氏的思想也暗合于中国共产党以土地革命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
    尽管如此，费孝通的思考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将眼光投向了更远处。在时人还在为解决土地问题而努力时，他虽认为这“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但土地问题的解决只是一个公平和分配的问题，属于生产关系范畴，而对于土地生产力的增加幅度，“如果我们利用一切科学所给我们的知识……有的认为不过20％，最高的估计可能到100％。即使做到加倍的程度，可以增加的限度还是很低”。(16)因此，若单从节流入手，“我们可能提高农民的生活程度还是很有限的”，于是他偏重到收入方面去探讨，同时申明：“这种偏重并非认为减轻支出的那一方面可以缓办，而是认为我们应当做得比这些更多一点。”(17)而更应该多的那一点，就是他所呼吁的乡土工业。
    二费孝通乡村工业化思想的内在理路
    从文化观的角度言之，在费氏看来，“文化是推陈出新的，因为文化不过是一种求生的手段”(18)。他对文化所持的态度是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把它作为实现价值目标的方式而非终极旨归，反映在其乡村工业化思想上面，也就表现为只是将发展乡村工业视为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而非基于工业本身的先进与否的考量。对此，他曾有过不少言论。为回应吴景超的都市工业化主张，费氏曾就乡村工业发表看法，认为“如果说我这种想法是幻想，倒不如说我这种想法太迁就了事实”(19)。其意在表明其乡村工业化主张乃是依据中国的特有国情，为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而提出的。他一再指出：“我的出发点却不是‘为了工业着想’，而是‘为了这三万万几千万的农民着想’。为农民着想，工业离开了农村，试问他们从哪条路上去提高他们的收入呢……我们的问题并不是都市工业效率高呢还是乡村工业效率高，而是我们求工业的充分现代化而让80％的农民收入减少、生活程度降低呢？还是求农民多一点收入，而让工业在技术上受一点限制？我的选择是后面这半句。”(20)
    由上可见，费孝通发展乡村工业的思想乃是立足于其眼中的中国实际，源自于其强烈的“志在富民”意识。不惟如此，费孝通还花了相当多的精力来论证发展乡土工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他看来，发展乡土工业不仅是救济民众的需要，也是中国推行工业化的需要。中国的人口大多在乡村，相应地，工业品的消费需求也在乡村。针对只发展都市现代工业的主张，他尖锐地指出：“困难的是如果乡村不能繁荣，农民收入不能增加，都市工业尽管现代化得和西洋媲美，工厂里出产的货品试问向哪里去销售？”失去了乡村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外部又受到西方工业的激烈竞争和挤压，那么工厂“没有市场就得关门”。(21)进一步地，他又将乡土工业放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考察，认为先发展乡土工业，“然后用这种工业里所创造出来的资本去发展较大规模的重工业……这条路线是比较慢的，但也是比较稳的”(22)。乡土工业服务于中国工业化进程，就更有了发展的必要。
    当然，他所提倡的乡村工业并不是回到原初的发展状态，而是“在动力、技术、社会关系(生产者和原料及生产工具的关系)、经济组织各方面都是可以变的”(23)。否则，“我们原有的乡村工业太落后，不能和现代工业竞争”(24)。因此，他眼中的乡土工业的内涵丰富得多，“可以是手工，也可以是机器，可以是家庭性的，也可以是工厂性的”，形式不受拘泥，重要的是“这种工业并不隔离于乡村，在原料、劳工、资本等各方面以乡村的来源为主”。(25)
    对于改变乡村工业的方式和途径，费氏曾谦言：“我极愿有人给我指教，大概只有实地试验之后才能答复。”(26)但他经过悉心调查和认真思考之后，仍提出了颇具价值的设想，认为乡土工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造和升级：
    1.动力。在他看来，电力和内燃机使现代工业的分散成为可能，由于“发电机和制造机之间无需有一定的距离”，电力的应用就超越了区位的限制。鉴于此，“中国乡土工业的复兴必须以这种新动力作基础”。而内燃机的发明和在运输上的应用，“更使货物的散集不必集中在少数据点”。(27)
    2.技术。他曾坦言，“我主张乡土工业技术上应当变质”，而“至于如何可以在小工业输入现在技术，那是要很多有技术知识的人耐心去研究的”。(28)尽管如此，费孝通本人也做了一些尝试，如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制丝业提出“技术上的进步可使丝业有一天能和日本做殊死的竞争”(29)，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又对养蚕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做了描述和分析。此外，他还指出，在乡土工业里，手工和机器是可以相互配合的，“手工的部分尽可保留在家庭里，而把需要机器的部分集中在小型工厂里”(30)。
    3.组织。费氏认为，技术的改变往往也会带来工业组织结构和财富分配方式的变化，为避免新技术所造成的新的社会分化形态的出现，他倾向于建设合作式经营的乡村工业。概括来说，他眼中的合作式经营的好处在于，一是保证农民享有所有权和收益权；二是使得乡土工业更加注重维护工人的自身利益，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利润；三是劳动密集型的乡村合作工业克服了现代工业文明中过于依赖机器的倾向而具有某种人文关怀，“不使经济生活片面发展，成一座生产的工具，失却人的资格”(31)。当然，他这种思想的某些部分可能还值得商榷(对此笔者将另撰文论述)，但是总体来看还是符合中国国情的。1949年之后，他虽然进一步提出了“模式”分析框架，但在其间仍能看到合作思想的影子。
    4.规模。在他看来，借助于电力的支持，“乡土工业的规模也就富于伸缩性了”，乡土工业固然包括家庭工业，但并不限于家庭工业。“我所指的乡土工业可以包括家庭手工业起到五六百工人的工厂”。(32)从理论上说，具体规模视技术要求而定。
    5.资本。中国的经济复兴需要资本，发展乡土工业也需要资本，然而却缺乏原始积累。费孝通早年考察江村经济时就发现，“村里没有多余的资金来资助工厂”，导致养蚕工厂出现困难的直接因素也是资金问题。归根到底，“这笔资本还得由自己省出来”。(33)具体方式是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靠广大农民自愿储蓄、节约消费去积累。此外，他还道明了乡土工业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劳动力成本低廉。“粮食和房租，也就是生活最基本的吃和住，在乡间价格较低”，这一点是“都市工业所不易得到的”。(34)
    概而言之，费孝通不仅提出了发展乡村工业的主张，而且对乡村工业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证。虽然他后来自谦这些思想缺乏足够的实践基础，是近于乌托邦式的空想，但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证明，他的乡村工业思想是符合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的，其“志在富民”的崇高动机源自于他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对中国广大农村的切身认识，反映出了一位学者的经世之心和济民之愿。而费孝通对乡村工业的一系列界定和论证，也表明“志在富民”绝非空洞无实、虚无缥缈，而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趋势的智者之志。
    到了世纪交替之际，费孝通曾言，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里，他关注到两个方面的现象，“一个是作为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从农村社会走出来，进入工业社会的历程，另一个是与这历程密切相关的区域发展模式的形成”(35)。前者集中表现为小城镇思想，后者则是区域发展思想。它们与乡村工业化思想一道，构成了费氏经济思想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明确乡村工业化思想在费孝通的经济思想中所处的地位，本文特意拉长时段，把这一思想与他的另外两种经济思想加以比较，希望在揭示出三者之间内在脉络的同时，也能够借此彰显中国整个20世纪工业化思想的一些侧面特征。
    三小城镇建设与区域发展：乡村工业化思想的衍深
    1978年改革开放后，费孝通的乡村工业化思想继续沿着小城镇建设与区域发展两条路径衍深。
    第一，乡村工业化思想对小城镇思想的提出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乡村工业的不断发展有助于加深费孝通对小城镇的认识。在改革开放初期，当看到一度衰落的小城镇又呈一片繁荣景象时，费氏还曾按照传统的思维，先入为主地认为“是农副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的复苏”，后来进行实地调查时才发现，复苏的直接原因乃是乡镇工业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他先前所倡导的乡土工业的发展。随后，费氏提出了对小城镇“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10字研究课目，认识到小城镇已经冲破了原来作为农副产品贸易场地的性质，是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出现和长大的，“正在逐步变成农民集体或个体兴办工厂、商店、服务业的中心”(36)。伴随着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基于历史传统形成的各乡镇间的差异开始模糊化，工业性色彩则渐趋一致。这又导致了费孝通对小城镇认识的变化。他不得不承认，以小城镇的功能，如农贸中心、行政中心、工业中心等来区别不同“类型”的城镇已经不合适，进而就转向以“模式”这一概念作为比较研究的主要框架了。用他的话说：“我们对小城镇这个研究对象，从模糊的一般印象里分出了类别，又从它的发展路子中分出了模式，更从各模式本身的变动中观察到它们共同的发展方向。”(37)这个认识转变的实现是离不开以乡村工业为动力的小城镇不断发展和壮大的历史背景的。
    第二，乡镇企业的发展构成乡村工业化思想和小城镇思想的重要连接点。乡村工业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具有“离土不离乡”的特点，农民大力创办工业，出现村村冒烟、家厂分离的景象。这些工厂为农民带来了不菲的收入，自身也在进行着分化整合，其中一部分工厂发展壮大起来，无论在企业规模还是生产技术方面都有了飞跃性发展。企业要走向现代化就需要具备现代工厂所需的条件，比如便捷的交通运输、充足的水电供应、丰富的市场信息等等，但农村在这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费氏主张，乡村工厂逐步集中到便于发展的地方，实现家宅与厂房的分离，于是小城镇就很自然地成为理想之地。实际上，乡镇企业也不自觉地往这个方向发展，“最初是在农村的边缘划出一块发展工业的小区，接着若干村子的工厂集中到原来的小城镇上”(38)。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小城镇的发展和兴旺，这反过来又使费孝通意识到，“中国农村工业在取得节节进展的同时，接踵而来的就是农村城市化的起步和发展”。正由于此，他“也更清楚地看到了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递进关系”。(39)
    第三，人口问题是联结乡村工业化思想和小城镇思想的重要纽带。费孝通早年就认为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一是土地制度的不合理，一是人口的不断增长，而减轻人口压力的途径就在于“积极地发展工业和消极地节制生育两条路”(40)。发展乡村工业可以把广大农民的农闲时间利用起来，甚至可以使一部分人脱离农业，被日益壮大的乡村企业所吸纳。当乡村工业向小城镇集中的时候，人口也会出现一定的转移。随着农村工业化的深入，农村城市化的步伐也开始加快。费孝通曾言，“把工厂办到农村里去的另一方面就是乡村的城市化”(41)，“如果我们可以把农村工业化作为8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农村城市化或者可以说是90年代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42)。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费氏认为，如果长期关闭在传统农村里的大量人口被释放出来，又没有缓冲和蓄积的中间体，势必发生显而易见的社会恶果。而“新型的小城镇正可以发生拦阻和蓄积人口流量的有效作用”(43)。事实也印证了他的预想：“从集镇、乡镇、县属镇到县城，各个层次的小城镇都在起着层层截留人口的作用，十分有效地减轻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44)
    区域发展思想是费孝通乡村工业化思想的又一衍深。这里的区域是经济意义上的区域。费孝通在对特定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现象的观察和研究中，逐渐意识到一种超越行政区划的经济区域发展的事实。当他将社区研究的视野扩大到整个苏南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区域发展研究了。在他看来，经济区域要有“心”、“肚子”、“嘴”和“脉络”。“心”就是中心城市，“肚子”是由众多农村和城镇构成的腹地，“嘴”是出口，可以使区域间的物产出纳吞吐自如，“脉络”则是交通和通讯网络。后来，费氏又发展了原来对于经济区域范围的界定，认为它有不同层次之分。“最小的经济区就是拥有若干村的市镇”(45)，高一层次的即是由大中城市、小城镇和农村构成的区域，再高层次的是诸如西南、西北、华南之类的所谓“大区域”(46)，最终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相对于农村和城镇而言，费孝通对区域经济的研究视野更为开阔。不过回头来看，无论是区域发展思想的提出还是其内涵，都与乡村工业化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乡村工业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这种情况客观上要求费氏超越农村和城市的地域界限，从经济区域的层面上进一步探索。市场协作的内在规定性是他提出区域发展思想的直接动因。“区域协作的概念，是市场经济必然要提出来的”，“市场经济要求区域之间的合作”。(47)道理很明显，乡镇企业的壮大强化了各地间发展经济联系的需求，相应地，原来处于分割和疏隔状态的各层次行政区域也日益感到协作和互补的需要而相互开放和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以乡镇企业为主体、以市场规律为动力的经济区域。“在每个经济区域里，一个新的村—镇—市—经济区域—大都会的分层结构正在形成中。”(48)一个成熟的经济区可为乡村工业或乡镇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实现相互间的资源共享、互利互惠。在这个意义上，费氏的乡村工业化思想和区域发展思想是存在着交集的。
    农村工业化发展速度和程度的不一致所产生的区域差距，是费孝通关注区域发展的又一原因。“由于农村工业化速度上有快有慢，全国各地农村的经济水平也出现了不平衡的现象。”(49)大体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工业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则相对落后，且有不断拉大差距的趋势。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即是“经济水平由西向东梯阶形的上升和现代工业的由东向西的逐步延伸”(50)。然而，“解铃还需系铃人”，缩小乃至消除区域性差距仍在于进一步地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在中西部地区大力发展乡村工业。毕竟，“工业化水平的高下决定了农村经济水平的高下”(51)。
    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时，费氏称其为“中国农村地区由东向西的逐步工业化”，这是市场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一个发展趋势。现代工业向农村的扩散，要求区域性的市场协作，也需要国家在中西部地区进行能源、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但最主要的还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中西部地区散布着许多原已存在的国有企业，但它们极少与当地经济发生直接联系，形成一个个“孤岛”，费孝通主张开放这些工业孤岛，将现代工业逐步扩散到四周的农村里，而进一步结合和扩散的载体就是乡镇企业。这是一条自上而下的农村工业化道路。除此之外，他更加看重从农村内部生长出来的乡村工业。为此，他提出了“庭院经济”的概念，“从农业里发展出庭院经济，从庭院经济里发展出乡镇企业，是一条适合中(西)部地区农民的顺路”(52)。这是一条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道路。
    从乡村工业到小城镇，再到区域经济发展，虽然费孝通的研究重点发生了转移，但绝非跳跃式的转移。乡村工业化思想同小城镇思想、区域发展思想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研究题目的“每一步提升，都既包容了以前的内容，又开拓了以后的视野”(53)。这也许是他所说的“我私人做学问的程序”，也是在践行着他早年所立下的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心愿。然而，从现实来看，正是乡村工业的发展这条线索在引导着费孝通的视线。小城镇因乡村工业而勃兴，区域经济问题的出现和解决也取决于乡村工业。费孝通的三种思想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乡村工业化思想在其经济思想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注释：
    ①论及费孝通的乡村工业化思想的论著主要有：李友梅：《费孝通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赵志龙：《费孝通的农村工业化思想：一个概念结构视角的分析》，《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刘长亮：《乡间小路与工业通衢——费孝通乡村工业化思想评述》，《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杨应成：《从乡土工业到乡镇企业：费孝通乡村工业化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
    ②将费孝通的思想与其他人进行专门比较考察的包括：郭帆：《中国农村社会学发展的新篇章》，《福建论坛》1998年第3期；徐勇：《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的探索与比较》，《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卫春梅：《农村三人行：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思想对于当前农村问题的借鉴意义》，《西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等。
    ③如上文中杨应成的硕士学位论文。
    ④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5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503页。所引该文集各卷下未注出版单位与出版年者均为该社1999年出版。
    ⑤⑦⑧⑨⑩(11)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435、369、436、318、317、381页。
    ⑥(12)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186、186页。
    (13)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3卷，第19页。
    (14)(16)(17)(18)(19)(20)(21)(22)(23)(25)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436、382、381、422、439、384、384、438、382、437页。
    (15)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24)(26)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5卷，第437、402页。
    (27)(30)(34)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385、386；390；392页。
    (28)(29)(31)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402、246、109页。
    (32)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5卷，第403页。
    (3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9～195页。
    (35)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5卷，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36)(38)(42)(43)(45)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360、66、67、361、367页。
    (37)(41)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209、372页。
    (39)(44)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416、417页。
    (40)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185页。
    (46)(47)(48)(49)(51)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212、48、164、63、65页。
    (50)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312页。
    (52)(53)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123、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