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新思维”（上）

内容提要：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为了增强经济实力，稳定政局，确保苏联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战略。这是苏联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但由于“加速战略”没有抓住经济结构不合理这一关键，违背了苏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走了一条粗放型赶超战略的老路，致使经济改革困难重重，最后宣告失败，并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作为改革目标被提出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组成部分，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在经济领域的反映。戈尔巴乔夫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制度，可是又没有真正转向市场经济，既破未立，经济改革由“空转”走向混乱，经济危机加深，最后直接导致苏联解体。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 “加速战略”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私有化 市场经济
    作者简介：向祖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编审；张锦冬，经济学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一、“加速战略”出师不利
    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提出了苏共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构想——“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根据这一构想，1986年3月苏共二十七大正式通过了《苏联1986～1990年和到2000年前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明确规定了20世纪末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及其主要实现途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
    (一)国内外形势的严重挑战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面临国内外一系列严重挑战。在国内，按照戈氏的说法，苏联国民经济已经滑到了“危机的边缘”。当时，各种经济矛盾不仅没有得到克服和缓解，而且不断加深和激化，致使危机全面爆发。主要表现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进入80年代后，下降速度更是加剧。工业生产规模大，但效益很差；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减慢，基金回收率下降，物资消耗上升，产品质量差；财政从资金困难演变成整个财政金融体系的崩溃，面临巨额财政赤字、恶性通货膨胀、卢布急剧贬值等问题；消费市场从供应紧张演变成市场的全面混乱、瓦解；外贸从入超演变成进出口萎缩和外债剧增；人民生活水平从缓慢提高、停滞演变成大幅下降，导致人们对现状不满；等等。总之，苏联的经济形势和人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
    在国际方面，苏美经济实力差距出现扩大趋势，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下降。20世纪60年代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但1975年以后，苏联失去了在苏美竞争中的速度优势，苏美之间的差距扩大。美国发动了新一轮军备竞赛，企图从经济上消耗苏联，破坏戈尔巴乔夫重振苏联经济的努力，最终打破现存的战略均势，夺取军事优势。世界新技术革命提出了严峻挑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许多高科技领域居优势地位。当时，虽然苏联的新技术发明占世界总数的1/3，但由于体制方面存在许多弊病，苏联的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相差15～20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取得的积极成果，对苏联模式提出了挑战，也影响到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
    面对国内外一系列严峻挑战，为了增强实力、稳定政局，确保苏联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在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战略。这是苏联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确认了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设想。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解释，“加速战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提高经济发展速度，途径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结构改造、有效的管理、劳动组织和刺激形式的基础上尽一切可能使生产集约化。另一方面就是进一步完善社会关系。包括执行积极的社会政策，始终如一地确立社会主义公正原则。总之，近期的和长期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政治的和社会形态的、内部的和外部的问题，统统都要通过加速社会经济发展这个途径解决。
    (二)“加速战略”的主要目标
    “加速战略”规定，在20世纪最后15年内，要对苏联经济进行“质的改造”，在加快科技进步、提高质量和效率的基础上，到2000年国民收入翻一番，劳动生产率提高1.3～1.5倍，年均增长率达到6.3％，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并规定从“十二五”计划(1986～1990年)起就要做到国民收入的增长全部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能源的消耗量应降低40％，金属的消耗量应降低50％，国民经济对燃料、动力、原材料需求量增长的75％～80％要靠节约来满足。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步骤是：前5年(1986～1990年)通过一系列调整和改革，理顺各种经济关系，加速科技进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扭转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这五年中计划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4.7％，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前5年年均增长3.1％的速度要逐渐加快。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4.6％；后10年(1991～2000年)将是经济起步阶段，规定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5.1％，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4.9％。
    (三)实现“加速战略”目标的主要途径
    戈尔巴乔夫提出，实现“加速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是加速科技进步和根本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第一，发展先进科技，并用其来根本改造社会生产力。为了实现上述主要目标，提高经济效益，最主要的手段是大力加快科学技术进步，普遍采用科技进步的最新成果，使国民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为此，决定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加强经济机制对发展科技的引导作用，尽快把科技工作重点转向研制和应用先进工艺，为革新社会生产力服务，要把经济的发展重点由数量指标转向质量和效益指标，从中间产品转向最终产品，从扩大生产基金转向更新生产基金，从增加燃料及原材料的开采转到改进对燃料和原材料的利用、加速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来。第二，“根本改革”现行经济体制。戈尔巴乔夫强调，对传统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全面改革，是“加速战略”能否实现的必要前提和关键。戈氏一再指出，在一切方面加速前进，必须以经济发生根本变化为条件，而要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需要“根本改造经营管理机制和经济管理的整个体制”①。他认为，在苏联形成了一种障碍机制，惰性、行政命令、官僚主义、管理方法和思想上的僵化、缺乏民主等等，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以致阻碍了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如不彻底加以改革，就无法改变7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更谈不上什么实现“加速战略”。
    (四)“加速战略”失败
    1986～1989年，“加速战略”实施了四年。在头一两年里，围绕苏共二十七大制定的目标和任务，改革运动迅速展开，声势浩大，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没有进行科学的研究，没有制定可行的实施政策，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尽管基建投资迅猛增长，年均高达6.7％，但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仅为2.7％，不仅大大低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水平，甚至低于“加速战略”实施前的十年停滞时期的水平(1976～1980年为4.3％，1981～1985年为3.2％)。加速发展战略不仅没能加速经济发展，反而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最低的纪录。改革四年，全国范围内的食品和消费品供应短缺局面非但未能改观，且有不断恶化之势，市场供应己成为不容忽视的政治问题。经济改革困难重重，“加速战略”被迫宣告失败。1990年7月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被迫宣布放弃“加速战略”，然而为时已晚。
    “加速战略”的失败是必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速战略”追求的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没有抓住经济结构不合理这一关键，未能通过加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来缓解市场供应的矛盾，致使经济结构畸形问题更加严重。结果实施改革后购买力增长的第一个冲击波冲向市场后，立即出现消费品严重短缺危机。“加速战略”的实施效果实际上还不如勃列日涅夫的质量效益计划和柯西金的转向集约化经营的经济战略，苏联经济还在粗放经营的老路上徘徊。
    第二，“加速战略”从工业起步违背了苏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加速战略”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规定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而在机器制造业中又将优先发展仪表、机床、电子、电机等工业部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出发点同斯大林时代没有任何区别，希望以此更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设备，从而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然而在苏联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的情况下，依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只会使原本积重难返的经济结构问题更加严重。
    第三，科技落后，集约化方针难以贯彻，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苏联的经济体制使企业不愿意进行技术革新。因为产品越老越容易完成计划。技术革新则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有风险。如果革新成功，则会成为政府增加企业生产指标的依据，可谓吃力不讨好。勃列日涅夫说过：“企业对革新的畏惧就像魔鬼怕见到正神一样。”所以并不奇怪，苏联的发明成果只有不到1/3转化为产品，而西方则有1/2以上转化为产品。可见，苏联巨大的科技投入，并没有取得经济集约化的相应回报。
    第四，“加速战略”本质上是在走粗放型赶超战略的老路。粗放型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是增加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掠夺性的开采资源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进入70年代后，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潜力已经枯竭。首先，苏联的投入产出比出现负增长，仅靠增加基建投资的办法带动经济发展已经行不通。“加速战略”实施四年，基建投资迅猛增长，却仍无法阻遏经济的进一步滑坡。其次，苏联的劳动力补充来源日趋困难。由于缺乏劳动力，许多生产设备被闲置起来，形成不了生产规模。再次，资源开采日趋枯竭。这就表明，在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呈下降趋势、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潜力日益枯竭的情况下，用粗放战略达到年均增长4.7％的经济增长速度，注定要失败。
    到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氏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到1990年7月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正式成为苏共纲领和政治路线，逐步取代了“加速战略”。当然“加速战略”的某些措施和思想影响仍然继续存在。
    二、戈氏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
    (一)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形成
    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大体经历了准备、提出和形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3月至1988年6月)，从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到公开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酝酿和准备阶段。这期间戈氏在“革新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大力提倡不分阶段的“民主化”，没有限度的“公开性”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在国内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1986年2月25日戈氏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1.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内涵和特征。他在这里所讲的“人道主义”是抽去了阶级内容的一般的人道主义。2.开始从人道主义的立场阐述国际问题，提出了全人类的价值观。这里戈氏抹杀了世界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不同的社会制度。3.提出在“核宇宙时代”，各国除了合作别无选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只能通过“合作与协作来解决”②。4.片面宣扬“民主化”、“公开性”和人民自治的口号。与此同时，在“公开性”的旗号下，苏联出现了否定革命历史的现象。戈氏主张公开评论苏共历史，赞成公开评论苏联“历史上一度禁谈的问题”。戈氏通过提倡“民主化”、“公开性”和“人道主义”及“否定革命历史”，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推行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第二阶段(1988年6月至1990年1月)，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到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之前，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论证阶段。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里程碑。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其基本观点是：1.提倡“多元化”，把“多元化”同“民主化”、“公开性”并列为苏共提出的三大“革命性倡议”，认为在社会主义内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里建立民主机制就是实行所有制多样性、党政分权化和舆论多元化。“多元化”是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核心，戈氏把这个理论引进苏共，表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特有的理论基础已经确立。2.认为人的权利是社会主义不可剥夺的特性，政治改革就是克服人与政权、与政治的疏远，大力维护和保障人的权利和自由，充分扩大民主和公开性，其最终目的和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就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占有中心地位。3.对社会主义作了新的界定，指出社会主义有七大特征，即：“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社会公正的制度”、“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③、“本质和利益必然渴望和平”的制度。戈尔巴乔夫归纳说，苏联所要建立的社会崭新状态，正是这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新面貌”。
    第三阶段(1990年2月至7月)，从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到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形成阶段。1990年2月，苏共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了进一步阐述：党的自身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党要“放弃与全民和全人类的价值相对立的阶级立场”，放弃那种自以为绝对正确的主张，放弃政治垄断地位，“我们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7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是苏联的历史性转折。大会通过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苏共新党章以及其他一系列文件，标志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这主要表现为：1.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面貌彻底改造共产党。其一，改变了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性质，新党章规定，苏共是“公民”的“政治组织”。其二，改变了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取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而且把他们的思想只作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不再看做是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主张从社会党国际纲领中寻找合理内核。其三，抛弃民主集中制原则，用“民主原则”代替“民主集中制”原则。新党章规定不限制党员在辩论中按纲领进行联合的权利，实际上允许党内存在派别和进行派别活动，从而把苏共变成了争论不休的俱乐部。2.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正式写入纲领声明和新党章。这说明苏共二十八大开始了全面实践这种模式的阶段。3.确立了向私有化过渡的纲领，在经济上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4.确立“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原则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深化的政治表现。
    从以上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人道主义和多元化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建立在民主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背离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民主社会主义成为苏联的主导思想后，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多党制，实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取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实行私有化等也就成为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历史必然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