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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四、传统农业的发展期——南方稻作农业形成发展时期
(东晋南北朝隋唐北宋：公元317年—1127年)
东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人口南移，使得整个农业经济结构发展了根本性变化，农作制度又有所发展。因为北方战乱，人口大量南移，北方荒芜土地较多，耕作制进展不大；轮作制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南方轮作连种跨入新的阶段。
(一)南方稻作农业形成期的作物栽培发展
1.隋唐北宋时期作物品种多样性发展
在隋唐北宋时期，人们对药用观赏类植物(尤其是园林植物和药用植物)的兴趣日益增长，不仅引种驯化的水平在不断提高，生物学认识也日趋深入。约成书于7世纪或8世纪初的《食疗本草》记述了160多种粮油蔬果植物，从这本书中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一些作物变化特点，如一些原属粮食的作物已向蔬菜转化、还在不断驯化新的作物(如牛蒡子、苋菜等)。
同时，在盛唐之时，包括唐玄奘在内的一批传经人士、经商人士再次沟通与加强了中国与中亚、南亚的联系，从而形成又一次国外引种高潮。引进的新的作物种类有菠菜、小茴香、龙胆香、安息香、波斯枣、巴旦杏、油橄榄、水仙花、金钱花等。
在这个时期，园林植物包括花卉的驯化与栽培得到空前的发展，人们对花木的引种、栽培和嫁接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实践。
2.主要栽培作物种类的地位变化
隋唐时期稻麦地位上升。唐代大田作物构成最大的变化是稻麦地位的上升，逐步取代了粟稻的传统地位。在《齐民要术》中，谷列于首位，而大小麦和水稻地位稍稍靠后。但是在《四时纂要》中，通过考察其全年各个月份的农事安排，已经看不出上述的差别，有关于大小麦的农事活动出现的频率反而居多。
麦类在南方的种植较早，但关于稻麦复种一年两熟的明确记载首见于唐代。据唐·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从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冈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这段史料介绍的是云南滇池一带主要的耕作制，与水稻复种的是大麦，从十一月十二月之交到次年三、四月，生长期约四个月，比起长江流域八月种麦，次年四五月收麦，是早熟品种。云南麦作历史悠久，气候比较温暖，因此在这里首先出现稻麦复种制，并非偶然。至于长江流域在唐代是否广泛推广稻麦复种制，学术界多持谨慎态度。一般来说，长江流域稻麦两熟制的初步发展应该在两宋时期。
麦类在南方的推广，使得复种指数大大提高，而且不与水稻争地，形成年内稻麦两作，提高了粮食单产和总产。这是南方粮食产量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南稻北粟的局面，到唐中后期开始被打破。此后，稻逐渐代替了粟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首要地位，麦紧随其后，粟则退居二者之后。
(二)南方稻作农业形成期耕作栽培的主要特点
1.人口重心南移是南方稻作农业形成的前提
根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汉代的江南地区仍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可见那时的江南地区虽有广袤的土地，却因人口稀少和生产力的不发达而得不到很好的开发。至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由于游牧民族的侵蹂和统治，长期处于动乱之中，南方则相对和平稳定。北人大批南下，不仅给南方带来了大批的劳动力，也带来了许多先进的工具与生产技术，使江南地区的土地开发形成了一个高潮。北方人口陆续不断地大量南迁，对土地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其垦殖的范围自然就要扩大到条件较为艰难的山陵及湖沼地区。
2.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通推动南北农业区域联合
隋唐以前，我国已形成了一些不同的农业经济区域，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划分为黄河中下游经济区和长江中下游经济区。秦汉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则比较落后。汉末魏晋之际由于长期的战乱，黄河流域中下游富庶地区的经济受到严重摧残，特别是永嘉之乱以至十六国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被破坏得更加严重。正由于此，大批北人南移，推动了南方的开发，所谓“扬部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湖傍海，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③。描述的就是南朝刘宋时期江南土地得到初步开发的景象。
隋、唐两个皇朝仍以关中地区为王业之本。这是由于从北魏开始，黄河流域的经济又逐步得到恢复。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魏书·食货志》所描述的“府藏盈积”的状况，这就为隋朝的强盛和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北魏以来经济基础之上，竭力经营，大力发展关中的经济，使这个古老的农业区又重新得到了开发。关中地区以及关东地区又成了隋朝和唐朝前期的经济重心地区。但自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地区的经济逐渐凋敝，而江淮地区的经济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南方经济逐步赶上和开始超过北方。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再次南移。
隋唐以前的经济区，由于受地理条件复杂性的制约，造成局部地理条件的独立性，使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种特点就更加显著。隋代的大运河，是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大运河的开通，就将黄河中下游的经济区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区沟通起来，打破了原来经济区的封闭性。在运河一线逐渐形成了一个大的经济带，运河区域的经济区就形成了。
南朝时长江流域已很繁荣，因而使唐朝的国力又超过秦汉。中唐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已有向南方推移的迹象，到两宋时就肯定移转到南方了。在南方经济的发展中，水稻的大量增产起着主导作用。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唐宋时代的粮食统计，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至迟到北宋时，稻的总产量已经上升到全国粮食作物的第1位。因而宋代就有“苏常熟，天下足”和“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明代又有“湖广(今湖南、湖北两省)熟，天下足”的说法。
江南的水稻生产在唐初和中后期发生了较大变化。《文物》(1978年3期)发表的文章《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中表述了，武则天时期许多江南租米和北方租粟的入窑账目。其中有苏州大米1万石。《新唐书》卷53《食货三》，《旧唐书》卷49《食货下》描述，唐初江南稻米北运不过20万石，中唐以后便增至300万石。
隋、唐代统治者虽然建都在北方，但是意识到南方的经济地位的重要。东晋以后南方的开发，隋朝大运河的开通，把南北经济紧密联合起来，为后来大唐帝国的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经济重心南移推动了南方稻作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由于中原长年战乱，北方人口大规模南下的浪潮接连不断，南下的人口大都聚集在江南运河区域。他们大多是北方的农民，有的成为侨置郡县的自耕农，有的沦为士族地主的依附人口。其中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带来了北方的文化风俗，即所谓“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④，“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⑤。
北方人口大批南移，极大地增加了江南运河区域的劳动人手，也大大提高了江南人口的整体素质，这是促进江南运河区域农业发展的重要的条件。同时，北人的不断南下，使江南运河区域人口激增，原有耕地无法支撑陡然增加的人口需求，于是，耕地骤然问宝贵起来，越江而来的北方士族地主和南方世居地主，为了获得大片耕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活动。他们凭借着朝廷的优容，纷纷“占夺田土”，“封略山湖”，把一些无主荒原和山林沼泽，尽行囊括，占为己有，造成“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的局面⑥。通过这种方式所占夺的田土和山湖川泽，常常跨州连县，幅员数十里乃至二三百里。这股抢占山泽之风，起先主要集中在都城——建康附近和太湖地区，后来逐步向南发展，直至会稽郡。土地兼并客观上提供了改善农耕生产灌溉条件。而这一带，恰恰是江南运河及水利工程分布密集之地，山林易于开垦，土地浇灌便利。所以，不久之后这一带成为新兴的南方经济区的核心部分。
东晋—北宋(317年—1127年)时期，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南方水田技术配套技术形成。由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使得我国南方水田耕作技术发展迅速。一套以耕、耙、耖为主要内容的水田耕作技术逐步发展成熟。江东曲辕犁是唐代最先进的耕犁，同时为水田灌溉服务的龙骨车、筒车等提水农具得到广泛应用推广，中唐后期水利建设的重点转移到南方，尤其是五代时期盘踞江南的吴越王国，大力兴修江南河网水利，使太湖流域逐步形成了塘浦圩田系统，奠定了后来发展为全国著名粮仓的基础。
(三)南方稻作制形成期的重要农学著作
成书于五代十国的韩鄂编撰而成的《四时纂要》，有人认为是主要反映了渭水与黄河下游一带农业生产情况，而另一些人又认为主要反映的唐末长江流域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状况的，但不管如何，此书的确同时描述南北两方的农事情况，这与此前农书主要描述北方农事情况不大相同，反映了南方稻作农业形成与发展，并在作物生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随后在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由陈旉完成的《陈旉农书》也是关于对这一时期农事活动的科学技术的著名农书。书中提出的与水稻栽培技术有关的“十二宜”，首次提出作物栽培生长期，不但要使用底肥、种肥，还要使用追肥技术，提出了著名的“地力常新壮说”。这是一部以南方水稻农业为主要对象的农书，从而进一步说明了我国此时南方稻作农业的地位及科学技术的成熟。
南方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东晋时期人口大量南移和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北人大量南迁，北方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随着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促进了南方稻作农业的发展；使南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成为我国的经济中心，其粮食产量超过了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北方，并由此开始了长达一千五百年左右的南粮北运的历史。而这段时间北方的农作技术发展相对较缓。
五、传统农业的成熟期——多熟制农业形成发展时期
(南宋元明清：公元1127年—1911年)
1127年金人攻破汴京(今开封)，宋王室南迁，建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南北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等游牧民族，在我国北方建立了辽、西夏、金等政权，他们与宋王朝长期对峙和战争，使得北方农业生产受到破坏，但是民族的融合又使得农耕技术向北方拓展。同时国家财政愈加依赖南方，人口大量南移，更加促进南方的开发，南宋时期我国经济中心南移的过程最终得以完成。随着作物栽培技术的不断提高，加上外来作物的不断引进，特别是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的引进推广，以及人口不断增加对粮食需求量的大量增加，使得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到清代达到了顶峰——作物栽培多熟种植达到成熟。传统农业逐步形成以多熟制为中心的传统农业耕作制度。
(一)传统农业发展成熟期的作物品种与种类的变化
1.宋元时期主要栽培作物品种与种类的变化
宋代引进的“占城稻”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作物品种。占城稻原产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传入中国的时间史无记载，但北宋时期，福建已经开始种植，占城稻“耐水旱而成实早”，又有“不择地而生”的优点，是～种耐旱的早熟籼稻品种，其生育期约为110天，为推广双季稻、稻麦轮作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南宋以后，由于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北方的小麦在南方得到普及和推广，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宋代特别是南宋的稻麦轮作得到推广普及。于是水稻首次上升为全国首要的粮食作物，麦作也发展迅速，地位仅次于水稻。稻、麦地位的上升，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以粟、黍(特别是北方)为主食的饮食结构。
油菜在南宋时期成为南方重要的冬作物，因为油菜籽出油率高，是禾谷类作物的优良前作，而且“易种收多”，在南方经冬不死，与水稻搭配，形成水稻、油菜一年两熟耕作制。
宋代中棉的引进推广，改变了人们几千年来以麻(丝)为主的现象，这是我国衣被面料由麻为主转变成以棉为主的重要转折点。
2.明清时期作物引进及作物多样性发展
明清时期由于哥伦布1492年发现了美洲大陆，加上世界航运的兴起，美洲的一些农作物开始引入我国，形成我国作物国外引种史上第三高潮期，如玉米、花生、甘薯、马铃薯、烟草、辣椒等20余种美洲作物相继传入我国，对改变传统种植结构，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改善人们生活水平、饮食结构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二)传统农业发展成熟期耕作栽培的主要特点
1.人口压力推动了以多熟制为主的传统农业发展
著名农业史专家万国鼎先生认为：“清初人口1亿多，乾隆初年超过2亿，乾隆末已近3亿，清末达4亿多”。人口增加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持续压力。明朝至清前中期(1368年—1840年)这一时期中国普遍出现人多地少的矛盾，农业生产向进一步精耕细作发展。美洲新大陆的许多作物被引进中国，对中国的农作物结构发生重大影响，多熟种植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也是清代粮食单产和总产大幅度提高的主要原因。粮食增产的因素很多，清初以来的粮食增产当然不是单靠新的高产作物的引种，稻、麦等原有作物的多熟制在增产中所占比重可能还比较大些，但是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大量引进与广泛种植，同时在北方也形成普遍的两年三熟，必然也起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2.以多熟制为主的传统农业发展成熟
18世纪中叶以后，我国北方除了一年一熟的寒冷地区外，山东、河北及陕西关中地区已经较普遍实行两年三熟制，或者四年三熟制，这种农作制经过几十年的逐步完善，到19世纪前期已经定型。《农圃便览》反映的情况是：每年一季夏粮一季秋粮，隔年回种一季作物，逐步形成冬季休闲的两年三熟制。典型两年三熟制的轮作方式是：谷子(或玉米、高粱)—麦—豆类(或玉米、谷类、薯类)。南方地区多熟制也有较大发展，《农政全书》记载，明后期长江下游一带“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连种两年棉，再种一年稻；还有用麦和黄花苜蓿轮作的。据文献记载，当时比较流行的间作套种形式有：粮豆间作，粮菜间作，早晚稻套种，稻豆套种，麦棉套种，稻薯套种，稻蔗套种等。
明清时期突出表现在双季稻和三熟制在南方许多地区有较大发展。双季稻早稻一般采用生长期短，收获早的品种，遇到灾害有较大回旋余地。清代康熙时期，长江流域曾经广泛推广双季稻。随着双季稻的发展，在自然条件适宜地区，加上麦和油菜在南方的普及推广，逐步发展为麦稻稻，或者油菜稻稻等形式的三熟制。如万历《福州志》记载：“四月刈麦之后，乃种早晚两稻”；嘉靖安徽《太平县志》记载：“岁可三收，既获稻，乃艺菽，收菽种麦”；《广东新语》和《江南催耕课稻篇》记载有广东、广西三季连作稻；清代《抚郡农产考略》也有江西抚州地区常有双季稻后种麦、豆或蔬菜等三熟制。
(三)传统农业发展成熟期的重要农学著作
这一时期综合性农书的代表为《王祯农书》、《农政全书》与《授时通考》。元代的《王祯农书》(1313)在我国古代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兼论北方农业技术和南方农业技术；《农政全书》的撰著者为徐光启(1562年—1633年)，编写时间是在天启五年(1625)至崇祯元年(1628)之间；《授时通考》是依据乾隆旨令由内廷阁臣集体汇编的一部大型农书，从编纂到刊印前后五年。
这三部农书既是中国长达4000年传统农业的结晶，又是对南宋至清800年来多熟制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农业的全面总结，可以说它既能体现出传统农业的特点与精髓，也同现代农业生产仍有一脉相通之处，承上启下有如“一个典型的里程碑”⑦，因此就其文献学上的地位，也自有得以传世并供人参阅的因由。
六、结论
(一)传统农业形成的极为丰富的种质资源是我国乃至世界最为重要的农业遗产
几千年来，我国传统农业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许多宝贵农业遗产，其中形成极为丰富的种质资源是我国乃至世界最为重要的农业遗产，农业文化和农耕制度是促进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动力，这对我国农业及世界农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土作物与外来作物经过不断交流、融合，使得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食物结构更加合理。
(二)传统农业从发展到成熟经历了两个大阶段形成四个较为明显的时期
我国的传统农业从发展到成熟经历了公元前大约2070年至公元前475年大约1600年的粗放经营，和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911年大约2400年的精耕细作两个大阶段，而后一个大的阶段又可以分成北方旱作农业、南方稻作农业、多熟制为主的农作制等三个较为明显的时期，每个时期大约都经历了800年左右的形成发展与成熟完善。
公元前大约2070年，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夏代—春秋时期，经历了大约1600年。由于青铜时代逐步取代了石器时代，青铜农具的出现，是我国农具材料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开始了金属农具代替石质农具的漫长过程。夏商西周及春秋是我国传统农业粗放经营的大阶段，又称作我国传统农业萌芽时期。
公元前475年—公元317年，战国—西晋时期，随着周王室统治的衰落，诸侯称霸，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经济中心主要在北方地区，北方的旱作技术获得了长足发展。主要体现在：冶铁业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大量的耕地、中耕、除草、播种、收获等铁制农具，牛耕也同时出现，为北方旱作农业的精耕细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我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大阶段的旱作农业形成发展时期。
公元317—1127年，东晋—北宋时期，因为北方战乱，人口大量南移，政治经济重心偏向南方，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开发南方地区。东晋时期人口的南移，将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带到了南方，使得整个农业经济结构发展了根本性变化，南方稻作形成发展期，特别是唐代，逐步形成了粮食生产南方为主的格局，隋唐之后由于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也开始了我国南粮北运的历史。这是我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大阶段的稻作农业形成发展时期。
公元1127—1911年，南宋—明清时期，由于“占城稻”引进，使我国南方稻麦轮作复种跨入新的阶段；而域外作物的传入，特别是明清时期美洲高产作物的传入及广泛推广，使得本土作物与外来作物之间进行合理轮作复种，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和粮食总产量，传统农业逐步形成以多熟制为中心的农业耕作制度。这是我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大阶段的多熟制农业形成发展时期。
(三)社会经济变迁是推动传统农业和栽培耕作技术进步的重要动力
纵观中国作物栽培发展的历史，从1～1.2万年前的植物采集驯化开始到公元前2070年夏朝的建立，大约经历了6000～8000年左右，我们称其为植物采集驯化，也就是原始农业阶段，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导致了原始农业的发生；夏商周春秋时期大约经历了1600年左右，青铜器的出现，金属农具逐步替代了石质、木质农具，是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转型的阶段，这时期的农业栽培耕作技术获得长足的划时代的进步。战国到西晋约80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铁制农具、牛耕等技术的出现，促成北方旱作栽培技术的发展成熟；东晋至北宋约80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导致了我国南方地区的首次大开发，南方水田稻作技术逐渐成熟；而南宋到清末约80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域外作物，特别是美洲高产作物的传入，以多熟制为中心的农作技术成为我国主要的农作物栽培耕作制度。
从东周战国开始，由乱(分裂)到治(统一)几乎每800年循环一次。每个过程都经过了300～400年分裂战乱到一个短命朝代的统一(几十年)，迎来300～400年和平统一繁荣发展。例如，春秋战国之乱，秦朝统一，两汉相对稳定繁荣；三国两晋南北朝之乱，隋代统一，唐代相对稳定发展；五代十国南北宋之乱，元代统一，明清相对稳定发展。在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农业技术会出现相对较大发展：汉代铁制农具大量出现；隋唐时期南方粮食产量超过北方，开始了长达约1500年的南粮北运；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由于商贸活动不断引进传播，导致多熟制发展成熟。从春秋战国到清末大约2400年左右时间里，传统农业完成了三次大发展。第一个800年左右北方旱作农业发展成熟；第二个800年左右南方水田稻作农业发展成熟；第三个800年左右形成以多熟制为中心的农业制成熟完善。可见传统农业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息息相关，当然也与科技进步密不可分。
总之，我国原始农业的发生就是作物栽培的起始。在这漫长的作物栽培发展史过程中，作物种类与品种发生了巨大变化，栽培方法、耕作制度、生产工具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耕作制度从粗放经营到精耕细作；农学思想从被动敬畏迷信大自然到主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并利用自然，做到天、地、人之间的统一，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出对农业生产具有很强指导意义的农学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作物栽培技术的不断进步丰富了农学思想；农学思想的不断形成与提高对农业发展又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我国的作物栽培的历史就是一部农业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山东省青岛农业大学王宝卿研究员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王秀东副研究员在资料搜集整理与史料考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感谢。同时感谢中国农业博物馆曹幸穗研究员在论文成文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注释：
①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43页。
②梁家勉先生认为莴苣是隋代引进的，本文根据多方资料印证认为莴苣是汉代引进的。
③《宋书·孔季恭传附论》卷54。
④《旧唐书·权德舆传》卷148。
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
⑥《宋书·武帝纪》。
⑦游修龄：《从大型农书的体系比较试论〈农政全书〉的特点与成立》，《中国农史》，1983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王毓瑚.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农作物[J].农业考古，1981，(1)、(2)；1982，(2).
[2]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3]吴存浩.中国农业史[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
[4]董恺忱，范楚玉.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5]刘旭.作物和林木种质资源研究进展[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
[6]张芳，王思明.中国农业科技史[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
[7]王思明，陈少华.万国鼎文集[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8]王宝卿.明清以来山东种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9]曾雄生.中国农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