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民间金融资本的地位和作用

内容提要：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中，资金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中国近代缺乏资本原始积累，政府对数量最大也最为活跃的民间资本企业的资金援助极为有限。因此，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民间金融机构、传统社会筹资习惯和途径以及机器工业产生后民间应运而生的企业筹资方式，承担了工业化进程中对资本的需求重担。这里分析的民间金融机构融资、企业吸收社会储蓄和企业内部多种挖潜积累的扩张方式，展示了一幅幅中国民间金融资本活跃的历史图景。
    关键词：中国近代 工业化 民间金融 多种筹资方式
    作者简介：朱荫贵，男，贵州贵阳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433
    与传统中国相比，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最大变化，是机器大工业产业的诞生以及发展，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与这种变化相伴出现的是对工业资本的大量需求和对资本市场①的呼唤。
    但是，在回顾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时，有一个现象十分值得关注：进入20世纪后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为止，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大机器工业企业增长和发展最快的时期。②据学者研究，1936年与1920年对比，中国交通运输业的总产值增长了132.5%，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了38.2%，工业总产值增长了79.1%，除农业外，增长情况都十分显著。在工业总产值中，属于近代化工业制造业的部分增长了220.6%，增速尤为明显。这段时期，国家资本企业虽然数量也有增长，但增长最快的是民间资本工业企业。③但是，在这段时期中，新式金融机构银行业虽然有了迅速发展，证券交易所也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兴起，但这些新式金融机构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与中国近代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疏离，关系并不密切。④因此，在中国近代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凸现出来的这种矛盾现象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即中国近代新式大机器企业在发展中是从什么途径筹集设立的资金？在设立后缺乏运营周转资金时又是如何解决的？在这些过程中体现出什么特点？企业在筹资时又有些什么特别的做法？在考查分析这些问题时，笔者发现，为中国近代经济快速发展提供资金但却长期被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民间金融资本。民间金融资本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往往在提供资金的绝对量上并非最大，但却绝对是一支最为活跃的力量。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此前的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似乎关注不多，对民间金融资本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重视不够，缺少分析。为此，本文拟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梳理和研究，以为引玉之砖。
    一、从钱庄看民间金融机构在中国近代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
    传统中国民间金融机构主要有典当、银号、票号和钱庄等。钱庄是传统中国民间金融机构的主要代表，也是民间金融资本力量的骨干，因此钱庄被称为近代中国的三大金融势力之一。⑤这里以钱庄为例，考察近代经济发展特别是大工业企业快速发展时期钱庄在资本市场上的活动，借此观察民间金融机构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长期以来，钱庄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形成的经营传统大体具有以下特点：
    a.组织简单，合伙或独资，除大钱庄外一般无分号。
    b.资本薄弱，大的一二万两，小的只有几千两，上海等大城市钱庄根据地位、资本和作用划分为“汇划庄”和“元、亨、利、贞”等类别。民国以后某些大钱庄的资本有所增加，有达到几十万两的，但并非普遍，仅存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和个别地区。
    c.一年一结(当年分红，不留公积，不面向社会吸收个人存款，信用放款)。
    d.在近代机器大工业兴起之前，主要业务除银钱兑换外，放贷对象主要是商业机构和个人。
    因钱庄组织和经营上具有这些特点，因此钱庄在近代机器大工业兴起后对工业企业的融资作用往往容易被忽视。实际上，从中国近代第一家新式民用大机器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开始，钱庄就在新式企业融资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设立的第一家资本主义大机器交通企业。由于招股困难，这家企业在主要依靠官方借款成立后，就不得不为筹措企业的营运资金而不断罗掘奔走。表1显示的是招商局在1880年前的财务负债情况。
    表1的统计数字来自招商局第一至第七届账略。据招商局负责财务的会办徐润在这本册子的“序”中介绍说，“商局七年以来刊发总揭账略及开办续订各章程，递年散处，阅者难窥全豹”，因此“今特汇成一册，庶可一目了然”，“以供同人便览”。⑥也就是说，这册账略是为给各位股东查阅招商局的状况而编，因此从这些账略中，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出招商局成立后的各种制度和财务情况。
    
    通过查阅招商局这七届的财务数据可知，从招商局成立开始，企业营运资金不足就是相当严重的问题，为此各年均借有巨额外债，且外借的债务数额越往后越大，一般都是资本数额的好几倍。在借款中，只有1875-1876和1876-1877两届单独列出了钱庄贷给招商局的借款数额，其余各届钱庄和私人借给招商局的债款数额是合并在一起计算的。但就在这两届数额单独列出的钱庄借款中，1875-1876年钱庄借给招商局的款额就达61万多两，与招商局该年的资本总数相差无几，远远超过官方借给招商局的款项35万余两。1876-1877年招商局因盘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所借官款大幅增加，但招商局仍然获得钱庄贷款接近60万。
    “万事开头难”，招商局成立后即面对拥有雄厚资本的英美轮船商的跌价竞争，在轮船招商局前三届资本分别只有47万、60万和68万，官方借款12万、13万和35万的情况下，钱庄的借款(与私人合计)47万、钱庄单独借给的61万以及1876-1877年的59万余两，对招商局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输转不遑之处，率向沪庄通融”⑦，唐廷枢、徐润在第三届账略中所说的这句话，从1881年刘坤一奉旨彻查招商局后奏折所称“(招商局)计现在结存轮船、码头、栈房、船坞、趸船等项，共置价银三百六十五万九千二百两，所收官帑商股共银二百七十三万四千余两，又保险公积采余抵银十七万九千余两，实短银七十四万五千余两，系向钱庄挪用……”⑧中得到了证实。“于此局系倡议之人”⑨的李鸿章对招商局在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后向钱庄融资，则视为理所当然：“至该局既骤难集股，自不能不暂向钱庄借垫”。⑩徐润在自编年谱中亦称：招商局“初时本少用多，恒形竭蹶，常年周转，既赖官款接济，亦赖商款流通。……十余年来，统计每年年终结欠庄款既绅商存款，常有百余万两之多……”(11)
    从上述这些资料的记载中可知，招商局在成立后站稳脚跟并获得初步发展时，钱庄对其的融资不说具有决定性作用，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汉冶萍煤铁公司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钢铁煤炭联合企业。这家企业兼采矿、炼铁、开煤三大端，集勘探、冶炼、销售于一身，“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12)其中，对解决汉冶萍燃料至关重要，可谓汉冶萍生命线的萍乡煤矿的勘探和开发资金，就几乎完全依靠钱庄的融资支持。1898年萍乡煤矿成立，在成立及头几年的营运中，资本周转几乎全靠钱庄贷款维持：“开办之初，并未领有资本，起首用款，即皆贷之庄号”。“至所收股本，乃二十五(1899)年以后事，且系陆续零交，指作还款，不能应时济用，势不得不辗转挪移，以为扯东补西之计”。(13)
    据现有资料，1905年1月时萍乡煤矿向钱庄借入款项达41.6万余两。(14)除萍乡煤矿外，汉冶萍总公司也存在大量钱庄借款。1917年8月，汉冶萍总公司不计欠上海钱庄的款项，仅欠汉口30余家钱庄的款项，就达35万余两。(15)
    一般人不会想到，像招商局和汉冶萍这样的大型新式企业中，会存在资本小贷款期短的传统中国民间金融机构钱庄的大量贷款。也因此，这时期一家大型企业中存在几十家钱庄的贷款，一家钱庄也向多家企业放出贷款的现象普遍存在。汉冶萍总公司欠汉口30余家钱庄的事例可算一家企业中存在多家钱庄贷款的典型，表2则是一家钱庄向多家企业放贷的例证。
    “当时，国家银行我们(笔者注：我们系指华中裕大华纺织企业集团)走不进门，私营钱庄是我们的主要往来”(16)。“清末民初新式银行开设不多，亦不做商业往来。工商业资金融通完全依靠钱业”(17)。分别处在湖北和上海的当时业内人所说的这些话，点出了钱庄在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新式金融机构银行业有了快速发展，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最为重要的金融力量。(18)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钱庄这种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民间金融机构，仍然在资本市场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里仅以南通大生企业集团中的大生三厂为例作为证明见表2。
    中国近代著名企业家张謇在江苏海门创办的大生第三纺织公司筹建于1914年，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向英国定购的机器设备不能按期交货，建厂开车时已到纺织业进入萧条期的1921年。此时因欧战影响，“工食物料较战前已昂，机价亦重议增加”(19)之故，1922年该厂召开创立会时，议决再加股100万两，1923年张謇在股东会议上说，因加股“交者寥寥，而营运需款，为救急计，以厂押款100万两”。(20)这是大生第三纺织公司与上海永聚钱庄订立的第一次借款。
    
    此后，从1923年开始，大生第三纺织公司每年向永聚钱庄融资100万两，1928年和1929年，向钱庄的借款数减为75万两和65万两。从1930年开始，才获得利息稍低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融资借款。(21)
    在近代企业的发展中，由于各种原因，企业间的兼并和出售情况并非少见。在这种企业兼并和出售的活动中，我们也能够见到钱庄的身影，不管其扮演的是主动或被动的角色，但其发挥的作用却无可置疑。这里以棉纺织业中扩张最快，扩张手段大多以收买或租购其他企业出现的荣家企业为例进行说明：
    1931年，荣家企业总公司决定以340万两的价格收购停产一年之久的上海厚生纱厂，并将其改组为上海申新第六纺织厂。收购过程如下：厚生纱厂系颜料商薛宝润所有，因亏本欠滋康、敦裕等钱庄款，无法偿付，找荣宗敬希望他买下。荣宗敬便按照钱庄欠款，再加些钱把该厂买下。欠款以外的钱，归厚生老板。荣宗敬本身没有钱，仍向这几家钱庄做押款，因而“实际上荣宗敬并未付钱，只是在钱庄账上转一个账户而已。钱庄相信申新老板荣宗敬不相信厚生老板，是因为申新规模大，有好几家厂，一个厂不好，还有别的厂，而厚生只有一个厂。厚生老板到手的钱不多，但他急于脱手，这样比过去每年亏本的情形要好一些，这笔交易就这样达成了”。(22)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中国近代民间金融资本力量的活跃并非仅仅体现在传统金融机构钱庄向近代新式企业的放贷上，还有更多的体现和表现方式。下面我们接着分析。
    二、近代新式企业向民间直接吸收存款
    从近代发达资本主义各国情形看，经济发展中现代大机器企业借入资金的来源，不外是通过商业信用、银行放款、商业票据、公司债券等数种方式筹集。
    但是在近代中国，情况却有很大不同。这时期，吸收社会储蓄，并非银行业的专利，而是众多行业具有的共同权利和特点。其中，普通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存款作为营运和周转资金，从明清以来已经具有几百年的传统，并发展成为民间约定俗成的不成文制度。(23)
    对于这个特色，当时有学者认为，“我国公司企业之资本构造，与欧美先进国家显有不同”，其中，“尤以收受存款一项为唯一之特色”。中国近代“普通之公司商号皆自行吸收存款，以为资金之调节”。“其历史悠久基础厚实者，存款在运用资金中所占之地位亦更见重要”。(24)在第一节分析招商局时，“十余年来，统计每年年终结欠庄款既绅商存款，常有百余万两之多……”(25)其中“绅商存款”这句话，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主要不是通过向银行贷款或其他融资渠道借入资金，而是面向社会大众直接吸收存款，甚至发展出像银行一样的储蓄部，面向社会发放存折吸收社会零散资金以供企业作为营运资金的方法，一方面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金融特点的继承和延续，但另一方面，却也可说是近代中国民间金融资本活动极为活跃的重要表现之一。
    到了20世纪，特别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当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成长，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国近代工商企业为自己寻求更大发展空间，对资金需求更加旺盛之时，这种吸收社会储蓄的传统也与时俱进，出现了此前未有的变化和新的特点。
    在这些新的改变中，通过报纸刊物等传媒手段刊登广告公开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鼓动，为自己招揽社会储蓄存款造势是前所未有的特点之一。当时人王志莘在其所著《中国之储蓄银行史》一书中就特别指出：“我国商家如银楼绸庄粮铺典当等等，向多吸纳社会存款，以资营业上之运用周转，然都不公开招揽，系由相识戚友辗转介绍而来。……其以公开广告方法吸收存户储蓄者，民国以来甚多。”(26)
    关于此种变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30年3月20日发给上海银行公会的信函中也特别强调：“迩来沪上各商号如中国内衣公司、世界书局、中法药房等，均以储蓄两字为增加营业资本之唯一方法，假报纸广告大事宣传，不惜诱以厚利，多方招徕，甚至大世界游戏场亦添设各种储蓄存款以固厚其营业上之实力。因之沪上储蓄机关之多竟自汗牛充栋”。该信函忧虑重重的指出：“诚恐此端一开，日后商店无论大小皆将以储蓄为主要业务，其资本不必筹措，尽可以厚利吸收……”(27)
    事实确实如此，当时上海的主要中文报纸《申报》上，就经常出现各种公司商号吸收储蓄存款的广告。这里仅以1928年4月一个月公司商号在《申报》上刊登的吸收储蓄广告为例试为观察。
    1928年4月1日《申报》13版，刊登有上海“大世界游览储蓄部存款章程”的招揽储蓄广告。这则广告就是一例典型和详细的企业招揽吸收储蓄的章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大世界游览储蓄部存款章程：
    甲、活期储蓄：大洋一元即可储存，满一百元期足一个月者赠游券一张，多则类推。利息按月7厘，每半年复利一次。
    乙、零存整取：每月存洋五元(每户五十元为限)，月赠游券二张。定期三年期满取本利二百十元，六年者五百二十六元，九年者九百九十二元。
    丙、整存整取(只赠游券，不计利息)，一百元为一份(每户以十份为限)，定期一年每份每月赠游券五张，多则类推，期满还本。二年者月赠游券六张，三年者月赠游券七张。
    丁、整存整取(既赠游券，又给利息)，存洋一百元，月赠游券二张，定期一年期满取本利一百十元，二年者一百二十四元，三年者一百四十元，五年者一百八十元。
    戊、逐月付息：存洋一百元，逐月付息。月赠游券一张，定期一年，每月支息八厘，三年者九厘，五年者一分。
    己、对本对利：存洋一百元定期七年，到期取本利洋二百元，每月赠游券二张，多则类推。
    庚、子女嫁娶：存洋二百元，定期十五年，备将来子女嫁娶之费。期满取本利洋一千元，每年赠游券四十张。
    辛、长券存款：存洋一千元，定期一年，年息八厘，赠长年游券一张。
    注意：本储蓄部办公时间下午二时至十时，电话：中央六○七。(28)
    此后，在《申报》1928年4月1日后的全月每天13版上，都可以持续见到这则广告。以后也经常反复出现，直到1930年12月8日的第九版上，仍然可以看到其标题和具体条文稍有修改的“大世界存款游览部存款章程”广告。
    4月5日《申报》第一版的整个上半部，是以各种图案和大小艺术体字组成的企业吸收储蓄的广告，其中最醒目的一行艺术体大字打出的是：“中法药房、九福公司、中西药房合办百龄储蓄会开创纪念”，下面用较小的字体向读者宣传：“人皆以康健多财为乐，欲康健者，宜常服百龄机以资调补；欲多财者，宜节浮费而注重储蓄。此百龄储蓄会之所由起也”。接着该广告进一步宣传百龄储蓄会：“百龄储蓄会由九福公司、中法药房、中西药房三大公司联合创办，以三大公司之全部资本，保本保息，各营各业，各收各付，而三大公司共同负责。财政公开，办法妥善。开创伊始，特别赠品两星期”。并特别说明赠品“可以专人送上，以省储户往返之劳”。为吸引鼓励储户踊跃存储和多存储，下面还有一个“特别赠品”的诱惑，内容是：“在纪念期内定期存款一百元者，赠大号百龄热水瓶一只，中西出品花露精一瓶；满二百元者，得前列赠品两份外，加赠罗威出品孩儿面一大瓶”。(29)
    但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却是4月21日第一版全版刊登的世界书局读书储蓄部创立的大幅广告。该广告用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宣传和鼓动社会大众参加“读书储蓄部”储蓄。该广告打出的宣传中心，是“读书作为知识储备，储蓄作为经济储备”。该书局的广告词确有迎合社会大众心理能够抓住人心之处。如：“赠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及早储蓄，终生无忧”，“读书：一日有一日之益；储蓄：一年多一年之利”，“唯读书才能成名，唯储蓄才能得利”，“读书储蓄，是最进步的储蓄新法”，“读书储蓄，是成名得利的捷径”等等(30)。在宣传鼓动的同时，该广告还以参加储蓄可以获得购书“宝洋书券”和赠送“百宝箱”的方式进行诱惑劝导，可谓“劝之以情，动之以利”。
    透过这些类别繁多、花样翻新的广告词，可以看出这些公司商号进行宣传鼓动和招揽吸收社会储蓄资金的方式主要有两条：一是以高利揽存；二是以广告词打动人心再加上赠送各种礼品，以达到招揽储蓄的目的。这是这期间普通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与过去相比不同的第二个新变化。
    从公开许以高利来看，除百龄储蓄会因许诺赠送百龄机补药因而利息不是很高(活期“逐月给息四厘”，定期从“半年逐月付息五厘”到定期五年“逐月付息七厘半”不等)(31)，大世界游览储蓄部和世界书局读书储蓄部在活期储蓄方面都是七厘；定期方面，大世界游览储蓄部正如上述刊登的章程中所言，分别设置了零存整取、整存整取(又分只赠游览券不计利息和既赠游览券又给利息两种)、逐月付息、对本对利、子女嫁娶、长券存款等多个品种。其中，从“定期一年期满取本利一百十元，二年者一百二十四元，三年者一百四十元，五年者一百八十元”(32)来看，一年期的利率最低，但也达到了年息一分。
    世界书局读书储蓄部同样在定期方面设立了整存零取、按月支息、零存整取、整存整取、对本对利等不同方式，存款数额和利息息率的规定各不相同，其中“最低之一年期利息，统扯有一分三厘八毫，期长者利息愈厚”。(33)
    与此相比，笔者查到的同年同月同在《申报》上刊登广告的上海银行业的储蓄利率都比这些商号企业吸收储蓄的利率低。例如，上海汇通商业储蓄银行1928年4月21日在《申报》上刊登的广告中，活期储蓄的利率是周息五厘，定期储蓄中存本取息者一年的周息只有八厘，五年者才有一分。(34)上海正元银行1928年4月3日在《申报》上刊登的广告中活期储蓄同样是周息五厘，定期储蓄一年的利率只有周息七厘，三年的才有九厘。(35)不论活期还是定期银行的存款利率都比公司商号低。两年之后的1930年中国内衣公司储蓄部打出的广告中，活期存款是年息八厘，定期存款是年息一分，同时还有“分派红利，赠优待券，常年特价”的权利。(36)而同年同月中国兴业银行储蓄部刊登的广告中，甲种活期储蓄的年息为四厘，乙种活期储蓄的年息为五厘，定期整存整付的一年期利率为八厘。(37)同样比不上中国内衣公司储蓄部的利率高。
    至于赠品，与上述这些公司商号五花八门的赠品广告词相比，从同期银行业的广告词中，没有发现有赠品相送的内容。
    还需强调指出的是，在这些公司企业招揽社会储蓄的大幅广告连续多天反复刊登在报纸上，借以扩大影响的同时，银行打出的广告却很少，即使出现，广告的篇幅、内容和宣传手法，也远远不能与这些企业的广告相比。(38)
    这期间普通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出现的第三个变化，是这些公司商号纷纷成立专门的储蓄部招揽吸收社会资金。关于此点，王志莘在《中国之储蓄银行史》一书中指出，“先施永安新新中原等百货公司、中法中西等药房、九福公司、同昌车行、ABC内衣公司、大世界等，均曾有储蓄部之设。先施永安两公司之储蓄部开办于民国七年，新新公司者开办于民国十五年，中原公司者开办于民国二十年，同昌车行之储蓄部与中法中西两药房合办之妇女美德储蓄部则开设于民国十九年”(39)。著名的荣家企业在面粉厂达到12家，纱厂达到6家的1928年，也成立了专门经营储蓄的同仁储蓄部。(40)
    那么，这期间企业商号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吸收社会储蓄呢？也就是说，促使这期间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的直接动机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企业自己的说法，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南京政府1930年颁发禁止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的禁令后，中国内衣公司在《申报》上刊登启事时谈到该公司吸收储蓄的动机：“本公司前因出品供不应求，而大事扩充，因欲保持股东利益而不招股份”，因而“增设储蓄部以一百五十万之资产保障三十万元之存款……”(41)先施公司成立储蓄部吸收储蓄“办理之宗旨”，“一为便利向敝公司购货，各户不必临时携带现款，只需携带储款存折，可将购货各款随时提划，免去购户携带现款之危险；二为提倡公司职员之储蓄，所得月薪，不致浪费……”。(42)同昌车行设立“储蓄购车部”的原因是，“本行为推广国货脚车，普及社会交通计，希望存户尽量提倡，俾本厂之业务更兴，而存户之利益更厚”。(43)中法中西两药房合办储款部，“原意为推销化妆品而起……”(44)荣氏企业集团1928年准备设立“同仁储蓄部”，面向社会吸收储蓄存款时，设立的理由中，除“可免受制于人、仰承金融资本家的鼻息”外，还有“估计每年可节省利息支出二十万至三十万元”(45)的预测。
    很明显，为企业商号自身发展筹资、吸引稳定顾客、推销产品和减少利息支出等因素，是近代中国企业商号直接向社会招揽吸收储蓄存款的重要原因。
    那么，这些纷纷成立的储蓄部经营情况如何呢？这里可以永安公司银业部和荣家企业同仁储蓄部为例略作观察：永安公司银业部在1931年的“营业全盛时期，存款额高达六百四十万元”。(46)荣家企业同仁储蓄部1928年成立当年就吸收到储蓄147万余元，以后逐年增加，1931年达467万余元，1933年又增加到521万余元，与用旧式存折方式吸收的存款合计该年达到754万余元。(47)
    需要说明的是，1930年4月南京政府下达过禁止企业商号直接面向社会吸收储蓄的禁令，但几经周折，最终这个禁令除了实现企业不在报刊上刊登吸收储蓄的广告外，完全成为一纸具文。(48)
    三、民间金融资本的其他活跃表现形式
    除了向民间金融机构融资、直接吸收社会存款等方式外，在中国近代企业快速扩张的过程中，民间金融资本还有一些措施和手段同样被经常使用，在企业的快速扩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棉纺织业为例进行分析。
    棉纺织业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新式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在此时期中，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1899年投产，1907年建成二厂，1915年又在海门创设三厂。荣宗敬、荣德生在上海创设的申新纱厂，1916年投产，次年购买了恒昌源纱厂，改为申新二厂；1919年在无锡设申新三厂，1921年在汉口设申新四厂。到1922年，申新共有纱机134907锭，布机1615台，资产总值达1591万元。后来申新更扩充为九个纱厂，成为棉纺织业中最大的资本集团。周学熙创办的华新纺织公司，于1918-1922年先后在天津、青岛、唐山、卫辉设立四个华新纱厂，共有资本836万元，纱机108000锭，成为北方的一大棉纺织资本集团。徐荣廷、张松樵、苏汰余等于1919-1922年创办武昌裕华纱厂和石家庄大兴纱厂，资本330万两，共有纱机50844锭，布机400台。以后不断扩充，并创办西安大华纱厂，成为雄踞华中的棉纺资本集团。郭乐、郭顺以600万元巨资于1921年在上海创办永安纺织公司，次年投产，有纱机30720锭，后来又收买大中华纱厂，并创办永安三厂、四厂，成为仅次于申新的最大棉纺资本集团。(49)
    在棉纺织业企业快速扩张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说向金融机构融资、直接吸收社会资金是企业面向外部运用的金融手段，那么，从企业内部获取资金进行扩张则是各企业普遍采用的内部手段和措施。
    中国近代最大的棉纺织企业集团荣家企业中的申新系统，1916年时自有资本为21.7万余元，到1923年增长为656.3万余元，1932年则增长为1802.2万元。(50)自有资本增长如此之快的原因之一，是不断把企业盈余红利转为股本。例如，申新纺织一厂将1918年为止的“盈余红利三十万元加入股本”，1919年的“盈余红利八十万元，提出三十万元分派外，尚余五十万元，添加股本，合足一百五十万元……”1920年盈余红利洋九十七万五千元，提出七万五千元分派外，“尚余九十万元，添加股本，合足二百四十万元”。1921年又将“盈余红利洋六十万元，添加股本，合足三百万元”。(51)
    这种“除发股息外，一般不发红利给股东，盈余不断滚下去，用来扩大再生产，如像烧肉，老汁水永远不倒出来”(52)的做法，是当时棉纺织业企业成功扩张的普遍做法。例如，大兴纺织公司“红利本应照分，因各厂金融困难，可为前鉴。故决议不分，以固根本……未分之红存放公司，按月1分2厘生息，并非空存……”就与申新的做法基本一样。(53)
    南通大生纺织企业集团的做法则稍有不同，截止到1923年，大生纱厂除一、二两厂外，还建成了三厂和八厂(后称副厂)。这样大生纺织企业从1899年的一个厂扩展到了四个厂，“资本增加近16倍，纺锭设备增加近7倍，固定资产增加近18倍”。“大生扩张新企业首先是由老厂投资，不足再进行招股，招股不足再由老厂贷款维持。如二厂就是先向一厂借了20余万两才开车的。而三厂开车更宕借一、二两厂大宗款项”。(54)除将先开纺织厂所赚的红利作为后开棉纺厂的资本外，还将大笔款项拨给棉纺以外的其他项目如盐垦事业、公用事业等作为开办费和维持经费。例如1920年大生第一、第二棉纺织厂就将“上届截存余利，计一厂五十万两，二厂二十万两，合计七十万两，拨入中比(比利时)航业贸易公司，作为股本”。另外还将“两厂上届余利，每股百两应得五十两内扣入淮海银行股份十元”。(55)
    除了上述这些措施外，发行公司债，也是当时一些公司从内部扩大积累进行自身扩张的做法。
    典型的例子如1926年9月28日，裕华纺织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提议发行公司债并获得通过。提议认为，该公司现有股本银156万两，4万纱锭、500布机。但到当时为止，地皮、建筑、机器、器具等共值银280万两，两相比较，差异甚大。此外营运一项，流通资金即需百余万两。之所以开业以来运转尚为顺利的原因，一是购买的机器借款是分年偿还；二是因企业收有各存户的多数存款。因而股本虽少，尚不拮据。现在企业逐年盈余项下，股东应分红利和以特别公积名义收存公司之款，截至本届止，亦有100万两。此项早应如数付给股东之款，因公司内外债款太巨，不能不暂时收存，藉资维持。但此款收存公司，虽是按月1分生息，并不亏待股东，但股东有此巨款，却无凭据在手，不足以昭信守。故建议遵照公司条例第四章第七节规定，发行公司债156万两，与股票总数相等。将存特别公积之100万两拨为公司债基金，不符之数，拟从公司债发行之日起，按月于公司盈余项下提出2万两，拨入公司债基金内，以便按年支销。如此办理，股东前应得红款，既有票面可持，而债票本息有着，亦能信用昭著，一举两便。此项公司债发行规则，以及还本付息办法如下：
    (一)本债票定名曰：武昌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
    (二)本债票分甲、乙、丙、丁、戊五种。计每张甲种银1万两，乙种银五千两，丙种银一千两，丁种银500两，戊种银100两，共计总额洋例纹(银)156万两正。
    (三)本债票利息定为月息1分。
    (四)本债票与公司股票相连，如有转让及抵押等事，不得分开。
    (五)本债票一律记名式，如有遗失及过户情形，概依本公司股票章程办理。
    (六)本债票发给利息，每年分夏历3月底、9月底两次，均盖章为记。
    (七)本债票从发行之日起，每年3月底还本十分之一，分10年还清。利随本减，本息付完，即行收回。但公司如遇金融充裕，可以随时提前还本，倘因营业困难，或时局关系，则还本付息日期，均得酌量延缓。
    (八)本债票编列号数，由公司董事长、经理署名盖章，并加盖公司图记，以昭信守。(56)
    这种在公司内部发行公司债的做法，当时并非只有裕大华纺织集团实行，联系到刘鸿生企业集团中的上海水泥厂1933年发行企业内部债券“红利存卷”(57)一事，可以想见这种现象在当时应该不是一个企业一种行业的偶然现象，而是当时民间资本企业内部挖潜扩展和应对资金不足时采用的一种常见手法。
    综上所述，无论是以钱庄为首的传统金融机构对新式企业的放贷、企业商号面向社会直接吸收储蓄作为营运资金，还是企业内部的利转股，企业红利转设新企业，以及发行内部债券集资等手段和措施，显示出来的都是中国近代民间金融资本活跃的各种图景和表现形式。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本身缺乏原始积累，来自于政府的资金援助更是可望而不可即，因而来自于民间的多种筹资手段、多种积累扩张方式自是不可避免。民间金融资本的活跃，不管是历史上长期传统的延续，还是近代机器大工业兴起后新产生的方式，都必然成为这期间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活力，也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做出了明显贡献。这一点，是我们不应忽视更不应该忘记的。
    注释：
    ①资本市场，是“融通企业之设备资金之市场，即融通事业之创设、扩张及改良等所必要之资金市场，总称为资本市场”(见张一凡、潘文安主编：《财政金融大词典》，上海：世界书局1937年版，第1175页)。“资本市场，又称‘长期资金市场’。以期限在一年以上的金融工具为媒介，进行长期性资金交易活动的市场”(刘树成主编：《现代经济辞典》，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7页)。在资本市场上，金融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这些金融机构能够大量吸取社会储蓄，另一方面，又能够稳健和大量地供给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在中国近代资本市场上活跃的金融机构主要有钱庄、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等。本文讨论民间金融资本中的金融机构时，主要聚焦钱庄这一传统金融机构在中国近代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
    ②从历年设立的工矿企业数量来看，从1872年中国出现第一家民用大机器工业轮船招商局开始，到清朝结束时的1911年，各类新式工矿企业数合计为521家(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93页)。此后到1935年6月为止，据王宗培《中国公司企业资本之构造》(《金融知识》1942年第3期)一文介绍，雇佣30人以上的注册公司，数量已经达到3700家。据吴承明《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一文研究，1936年时，中国新式工业资本不计算外国在华资本和东北地区的情况下，达到17.9亿元。
    ③参见许涂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表6—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9页。
    ④具体情况可参见拙文：《论研究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必要性》，《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⑤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1年版。近代早期的三大金融势力是钱庄、票号和在华外国银行；1911年后是钱庄、外国在华银行和近代中国银行。
    ⑥见徐润：“招商局第一至第七届帐(账)略序”，转引自胡政、李亚东点校：《招商局创办之初(1873-188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⑦“招商局第三届帐(账)略”，转引自胡政、李亚东点校：《招商局创办之初(1873-1880)》，第98页。
    ⑧“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6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⑨“光绪七年二月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6册，第60页。
    ⑩“光绪七年二月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6册，第54页。
    (11)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7页。
    (12)张之洞：“铁厂招商承办议定章程折”，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卷四四，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7页。
    (13)张赞宸：“奏报萍乡煤矿历年办法及矿内已成工程”，转引自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截止光绪三十年十二月(1905年1月)，萍乡煤矿“先后股本库平银一百万两”。见上书第204页。
    (14)张赞宸：“奏报萍乡煤矿历年办法及矿内已成工程”，转引自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205页。
    (15)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下)，第727页。
    (16)“1959年张松樵回忆录未刊稿”，转引自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编辑组编：《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17)“钱远声、王仰苏访问记录”，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70页。
    (18)1897年中国第一家华商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中国的银行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到1937年抗战爆发为止，中国的华商银行总行已有164家，分支行1627家(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7-8，A10页)。资本总数40050万元(《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19页)，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强大的一支金融力量。
    (19)南通市档案馆、南京大学、江苏省社科院合编：《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纺织编Ⅰ)，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9页。
    (20)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合编：《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第Ⅲ卷，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354页。
    (21)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合编：《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第Ⅲ卷，第510—513页；第Ⅳ卷，第565—569，570—572，573—575，622—625页。大生第三纺织公司借钱庄的贷款利息是月息一分零五毫，借银行的利息为月息九厘。
    (22)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3页。
    (23)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中众多行业吸收社会储蓄的情况，可参见刘秋根教授的研究。据他研究，早在明清时期，经营“存款”这种金融业务的现象，就在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除典当、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经营存款外，“也有一般工商店铺如盐店、布铺、米铺、杂货铺、珠宝铺等兼营的存款”，甚至“一些在地方家产殷实、且经济信用较好的财主有时也接受他人寄存，并付给薄息”。见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139页。
    (24)王宗培：《中国公司企业资本之构造》，《金融知识》，第1卷第3期。转引自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59—60页。
    (25)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77页。
    (26)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民国二十三年9月发行，第319页。
    (2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致上海银行公会函”，上海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以下简称上档)S173-1-203，第20—21页。
    (28)“大世界游览储蓄部存款章程”，《申报》1928年4月1日第13版。
    (29)“中法药房、九福公司、中西药房合办百龄储蓄会”，《申报》1928年4月5日第1版。
    (30)上引均见《申报》1928年4月21日第1版，“世界书局读书储蓄”。
    (31)“中法药房、九福公司、中西药房合办百龄储蓄会”，《申报》1928年4月5日第1版。
    (32)“大世界游览储蓄部存款章程”，《申报》1928年4月1日第13版。
    (33)“世界书局读书储蓄”，《申报》1928年4月21日第1版。
    (34)“上海汇通商业储蓄银行广告”，《申报》1928年4月21日第19版。
    (35)“上海正元银行广告”，《申报》1928年4月3日第5版。
    (36)“利国利民A.B.C红利派股储蓄”，《申报》1930年6月14日第13版。
    (37)“中国兴业银行储蓄部”，《申报》1930年6月15日第18版。
    (38)如刊登在1928年4月《申报》上的银行广告中，只有3日有上海正元银行和21日有上海汇通商业储蓄银行的两条广告，两条广告的字数都不超过二百字，内容也十分简略，更没有出现过有奖储蓄和赠送礼品等招揽顾客的广告语。
    (39)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民国二十三年9月发行，第319页。
    (40)参见《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三十周纪念册》，1929年1月编印，“附：劝告同仁储蓄宣言”。
    (41)“中国内衣公司启事”，《申报》1931年3月1日第九版。
    (42)“普通商店不得兼营储蓄”，《大公报》1931年3月1日第5版。
    (43)“同昌车行储蓄购车部、信用存款部开幕通告”，《申报》1930年12月6日第16版。
    (44)“普通商店不得兼营储蓄”，《大公报》1931年3月1日第5版。
    (45)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6页。
    (46)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
    (47)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277页。
    (48)详情可以参见拙文：《论中国近代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复旦学报》2007年第5期。
    (49)见各企业史料。转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6、867页。
    (50)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11、266页统计表。
    (51)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12页。
    (52)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11页。
    (53)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编辑组编：《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54)《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150页。据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编：《大生纺织公司年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民国九年股东会议事录记载，大生第一、第二两厂“所入第三厂股本各二十万两”。
    (55)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编：《大生纺织公司年鉴》，第156页。
    (56)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编辑组编：《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59页。
    (57)参见拙文：《从上海水泥厂看1937年前中国民间资本企业集团内部的资金问题》，田岛俊雄、朱荫贵、加岛润主编：《中国水泥业的发展：产业组织与结构变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