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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市场经济首先是货币经济，一国货币存量的大小也就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规模。本文因此企图通过估算明代经济中流通钱币的数量来考察其市场规模。有明一代铸钱很少，银矿开采也不发达，主要依赖前代遗存货币和国外的贵金属输入，其经济中究竟有多少货币流通，因为材料无征，一向无法得知。最近有关窖藏铜钱的考古报告日益增多，本文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境内出土中国铜钱的研究来重建1580年以前明代市场中的货币流通规模，并进而与北宋货币存量加以比较，发现万历以前的明代货币经济规模极其有限，大约是北宋盛时的1/5-1/3。晚明海外输入的白银是明代已有白银存量的4倍，可以说海外白银挽救了明代市场经济。即使如此，晚明的货币存量规模也还是要略低于北宋，洪武型经济体制的落后为明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艰难曲折。
关键词：货币存量/白银经济/窖藏钱/洪武型体制作者简介：刘光临，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一、问题的提出
白银在16世纪明代市场上异军突起而取代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媒介，经常被视为划时代的发展，是由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一环(以下简称为白银进步论)。晚近的明清经济史研究虽然不再奉马克思的过渡理论为圭臬，但也强调明代白银经济的崛起是早期全球化的重要一环，并以此来彰显明代市场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先进。①遗憾的是，研究者经常假定白银取代铜钱，是货币经济发展之逻辑使然，并没有细心考证明代市场中，究竟有多少货币流通，银进钱退又是在何种财政和商业背景中发生的。笔者以为白银是而且仅是通货的一种，明代白银流通的意义应该回到货币经济的框架中讨论。
市场经济首先是货币经济这一看法，源于德国历史学派(German Historical School，亦称制度学派)。全汉升先生最早应用该派学者Hildebrand有关货币(交换媒介)进化的理论对中国货币、物价史作过一番深入系统的整理，他试图以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区分来构建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经济的演进途径，并以唐宋变革作为中古自然经济和近世货币经济的分界线。②全氏对于货币经济本身变化和周期颇为留意，指出宋明之间价格和货币供应的趋势都有显著的不同。对于明中叶后白银成为主导地位的货币，他更以为这是因为明代铸钱太少，而白银“自国外源源流入，供应激增所至”，但即使如此，“明代白银的购买力，约为宋、元时代的两倍左右”。③他对宋明之间白银购买力变化的关注，对我们理解宋明之间货币和市场的关系更有启示性，笔者对本文的最早构思即受全先生白银购买力研究的启发：随着白银成为明代主导地位的货币，其购买力居然是宋代的1倍，这必然意味着明代产品的市场价格大大低于四五百年以前的宋代，如此幅度的价格跌落(即所谓银贵物贱)，难免为明代市场的扩张带来不便。如是，则明代经济未蒙其利，先受其弊，这为那种视白银经济为划时代发展的观点投下一道阴影。再进一步推论，白银和铜钱皆属金属货币，且前者在南宋时已取得重要地位，如果如白银进步论者所说，白银作为流通媒介优越于铜钱，因而从钱到银的演化是市场交换中一不可避免的进步，为何从钱到银的转折不发生在13世纪而要等到16世纪？再则，如全先生所言，唐宋变革以后中国从实物经济过渡到货币经济，衍生出信用手段，所以宋代的交易媒介本来就包括了铜、铁钱、金银和茶、盐引等信用工具，这样一个复合型的货币体系恰能对应不同性质的交易需要，逻辑上又何须白银之崛起成为单一交易手段而取消这样一个发达货币体系？
白银进步论，是把贵金属货币本身等同于先进，这实际是对欧洲经验的一种简单解读。从全汉升先生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经济货币化的丰富内涵和不同取径。市场经济首先是货币经济这一看法本是经济学中货币学派的主要理论假设之一，不妨作为本文方法上的前提。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定一国货币存量的大小，也就能体现该国市场经济的规模。本文对明代货币经济的考察，因此以货币存量为中心并将其纳入明代制度和交易需求的背景之中，而首先探求明代经济中结构性的一面(特别是物价、财政和贸易)，指出万历朝以前明代在这些领域的不发达及其对货币化的影响，然后再具体考察明代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少白银和铜钱存在以资流通，最后对明代货币经济发展程度作出初步的推测。
二、明代经济各部门货币成分之不显著
1580年以前明代市场的特点是发育迟缓，而且互相分割，不同区域的经济变动没有明显的同步性。白银进步论者惊讶于16世纪、特别是1580年以后明代市场的发展之快，海外白银之大量涌入，于是在资本主义萌芽说的框架下刻意描写晚明经济货币化和财政白银化之划时代意义，但是对于这些变化的制度性背景考虑不足，而忽略了一个迟迟登场的快速变革，也许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前市场经济挫折倒退的救赎。这里不容疏忽的关键性问题是，明代贸易发展的起点，也就是1500年以前的明代市场，在唐宋变革以来的中国社会里究竟是处在何等水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从明代洪武型经济体系谈起，并将其与宋代市场结构相比较，以求得一个清晰的理解。
明代经济格局受朱元璋立国规模的影响至深，1500年以前的明代财政体系亦被称之为洪武型体系，其特色是反市场的劳役和实物交换制度。货币交换虽还存在，但始终备受打压而完全不显著。④洪武型经济体系的落后，显著地体现在价格、财政税收和贸易诸方面，而相关的实证研究非常多，甚至指向16世纪。如果从宋明比较的角度观察，则11世纪到16世纪这600年间货币经济扩张和收缩之间的转换就更为明显。
首先是价格方面。有市场就有价格，而价格的长期变动趋势更是市场经济景气与否的关键指标。明代的低物价早已经为包括全汉升在内的若干学者指出，笔者按照彭信威报告的宋明米价编成指数(参见附录)，发现宋代中后期的以白银计算的平均米价是明代平均米价的2-3倍，这和全氏的估算基本一致。具体来讲，从10世纪中叶北宋建立，米价逐步上涨，而高峰出现在11世纪后半期以后。除去12世纪前半期的高米价是因为战乱所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外，13世纪南宋时代以白银计算的平均米价大约是北宋初期的3.5倍。不过进入14世纪后叶，米价就一直跌落，到明代中期(正统、天顺、成化朝)竟然跌落到北宋初期物价水平以下。而万历朝末期的人口肯定已经超过北宋人口的最高峰值(约1亿人)，可米价也只是相当于北宋中期的水平。如果以铜钱计算，则宋明物价差距更大：12世纪后半期宋代米价是近3 000文1公石米，是16世纪明代米价的6.5倍。⑤由于铜钱是基层市场的主要交易媒介，我们可以推断，长期的低粮价固然可以反映明代城市化程度有限，而对在这些市场上出卖农产品的农民特别不利。
其次，宋明间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名义工资，也有显著的差距。10-11世纪江南水利工程非技术劳力(non-skilled labor)的日工资标准大约是150文加上3宋升米，而16世纪江南同样的报酬大约是0.03两白银，也就是20文铜钱上下。⑥明代官僚和士兵的货币工资和宋代比，更是霄壤之别：南宋嘉定时期(1208-1224)温州士兵的月工资都在3 000文以上(再加上实物工资白米1.5宋石)，而到16世纪中叶明代在这一地区抗倭的士兵，月银不过6钱(折合铜钱不足200文)。这不仅有价格差距的因素，也反映了宋明财政制度和军事动员的重大差异。明代嘉靖以后军事补给有市场化的趋势，士兵也多领取饷银，由此产生的市场需求对于明代南北贸易的推动不可忽视。但是除却大运河所直接连接的狭长地区以及赣江和长江下游外，明代长途贩运路线不多。全汉升先生关于明代北边粮食市场波动的研究，充分揭示了和北边粮食需求有关的明代长途贸易的脆弱性，其价格波动与内地、特别是南方市场明显不相关。⑦
第三是贸易方面。明清经济史研究者一般承认，明初经济中罕见市场的成分，而明代长途贸易的兴起更要等到16世纪。就民间基层市场(地方墟市)而言，徽州民间交易在永乐后期到宣德时期倒退回实物交换；直至正统时期由于金花银的推行，白银才开始渐渐取代米、布成为交易媒介。⑧而北方农村地区集市的出现多是在嘉靖时期(1522-1566)，全国性的市场网络出现更是进入清代以后。⑨明代1500年以前不仅国内贸易低落，海外贸易方面由于海禁政策的严格执行也遭遇了萧条，于是有“明代空窗期(the Ming Gap)”出现。1958年Harrison首先发明了“明代空窗期”这一概念来描述考古学者在马来亚砂拉越Sarawak River delta发现了丰富的宋代瓷器，但却无明代瓷器；现在学者们倾向于用这一名词来概括中国青花瓷器向东南亚的出口在15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出现空白的现象。⑩Roxanna M. Brown女士的研究，更将中国瓷器出口的严重衰退的发生时间具体指向了1430-1487年间(即明代的宣德、正统、天顺和成化朝)，这和前述明代物价跌落最低点是吻合的；这种吻合应该不仅是巧合。
以上综合各家研究，从物价、工资以及贸易角度来观察明代制度之特色，可以发现市场的发展迟缓和通货供应的不足互为制约。明代第一个世纪所严格推行的去货币化政策，使得社会和政府对交易媒介的需求都跌落到公元8世纪以来的最低谷，而通货的严重不足也在其市场于1500年重新活跃以后成为一大障碍。经济生活的变动，不管是如明初洪武体制那样去市场化(demonetization)还是如晚明时期的市场化，都会直接影响货币存量的变动。观察明代经济波动和市场景气的一个最好角度，无疑就是其货币存量的变化。
三、明代市场中宋钱流通数量
研究明代货币存量的多少，首先需要搞清明代市场中有多少宋钱在流通，因为后者是明代流通钱币的主体。明初官方货币有大明宝钞和铜钱，不承认白银的货币地位。朱元璋还曾禁止民间以银、钱交易，一切易之以钞。但是大明宝钞由于发行无度，价值一落千丈，使用“范围极其有限，并隔绝于货币系统的主流”。(11)把宝钞搁置一旁，比较一下宋明的货币供应会发现明代本身提供的货币出奇得少，大约是公元8世纪以来的最低纪录。就货币供应而论，北宋仅铜钱铸造量就已达2.6亿贯(12)，再加上铁钱、贵金属和有价证券(如茶引、盐引)，货币存量之丰沛恰和市场扩张相配合。明代铸钱集中在明初，《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在全国设立326个炉座，一年可铸钱19万贯，不过时常停铸。永乐、宣德开铸更少，而宣德以后，大概有五六十年不铸钱。(13)明代政府从1368至1572年这200年总计铸造铜钱400万-600万贯，只是北宋熙宁变法期间一年的铸币量。(14)明朝本身的货币铸造量极其有限，市场交易不得不严重依赖于前朝的铸币和金银等贵金属。而不能忽视的是，从1125年北宋灭亡后，中国的铜钱铸造产量呈直线式下降，南宋、金和元朝各代所铸金属钱币远远不及北宋高峰时期产量，而被迫通过发行钞引和沿用北宋铜钱双管齐下的方式来试图缓解通货匮乏的压力。由是，从北宋灭亡到隆庆开海这将近4个半世纪里中国的金属通货，实际上都是依赖于北宋铜钱的流播和使用，则宋钱之于北宋之后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就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分。(15)
梁方仲、百濑弘、全汉升、彭信威等，都估计明朝从唐宋继承了许多贵金属，而流通中的铜钱更是以宋钱为主。明代流通铜钱的主体是宋钱这一看法更为最近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在已发现的中国国内明代铜钱窖藏中(崇祯朝以前)宋钱占据了绝大部分。以福建尤溪县尤溪口镇发现的100斤古钱为例(见表1)，其时代最早为汉代，最晚为洪武通宝，这说明该处窖藏不会早于明洪武朝。在该窖藏中发现的铜钱有62种，其中宋朝钱有50种，金朝钱有2种。遗憾的是发现者仅报告了铜钱的种类而未能报告每类的具体数量(这是中国钱币考古报告常见的格式，仅提及已发现铜币的种类而不精细清点其枚数，有的甚至只提及总重约几公斤就算完事)。山东聊城明代隆兴寺窖藏是比较珍贵的一例，因为发现者居然清点了钱币，为我们研究明代货币流通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数据。
在隆兴寺窖藏全部发现的683枚铜钱中(报告称684枚，似有误)，宋钱有35种659枚，占96.5％，加上其前和同期其它政权所铸铜钱达681枚；而元、明仅各1枚，竟不到总数的1％。(16)明代窖藏钱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出土分布空间也极其狭窄。根据三宅俊彦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境内已报告的铜钱窖藏，有235处属于宋时期(960-1279，包括辽金西夏)，而元明时期(1279-1580)的窖藏数目仅为20处(元朝为9处，明朝初期为11处)。(17)
唐宋时期铸造的铜钱，究竟有多少能够保存下来并进入流通环节，实在是一个尚待发覆的问题。如果在宋金元明嬗替之际，现有的货币存量大量退出流通领域，则明代白银大量输入以前的货币存量(特别是进入流通中的铜钱数量)就未必是中国诸王朝货币存量的正常水平，更未必代表了9世纪以来中国货币经济能够达到的最高规模。如是，则明末白银的流入是中国货币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结论也就面临挑战。
元明时代宋钱在中国和东亚的流通研究首先是由日本学者推动的，因为直到德川幕府时期之前，日本货币经济的展开主要依赖于输入的铜钱，特别是宋钱。所以日本学者为研究日本中世市场经济的规模变动，也必须关注从中国输入铜钱的数量及其分类。日本考古学者对于输入钱的研究发达详备，特别是对日本境内窖藏的中国铜钱的分析，大大超过了中国方面对自身窖藏钱的研究水平。
笔者也试图利用最新发表的钱币考古报告来量化宋钱(含铁钱)遗失的程度，而这里简单汇报如下：就现在已经发表的报告来看，明以前的钱币出土要远远多于明代，光宋代就已经达到457处，而明代是101处。此处需要说明明代大量的出土钱币源于墓葬，和当时礼仪习俗有关，明墓中随葬铜钱数量极少，一般1-6枚；如果排除此类墓葬钱币，明代铜钱窖藏就只剩下25处。11-13世纪的窖藏则完全不同，窖藏钱币不仅大量出现在宋朝统治地区，也广泛分布在辽、西夏、西域、朝鲜和蒙元等非汉人居住地区，可证宋钱是当时东亚的国际货币。不仅宋明窖藏遗址数目差别如此，宋代窖藏中发现的铜钱数量更往往高于明代窖藏：前者经常有重达半吨或者10吨的报告，而后者中有5-6公斤(大约1 000-1 500枚铜钱)就属于很高纪录。即使在明代的窖藏中，一般来讲宋钱的比例仍然是最大的。
三宅俊彦对中国境内的窖藏钱币(不包括墓葬出土钱币)进行了断代分析(见表2)，发现宋代窖藏的钱币占了宋元明时期货币窖藏的绝大多数。三宅的数据来源不同于笔者前面提及的最新考古研究的综合报告，所以数量上有遗漏，但不影响总体面貌。从表2中也可以看出，元明窖藏数量明显处于低谷，明代300年间所发现的窖藏(排除墓葬)仅27处，是宋代的1/10稍多。如果更具体地分析，明代的窖藏主要集中于洪武朝和崇祯朝，分别有10例和9例，合计占了明代窖藏钱的70％。(18)
窖藏货币者即货币持有人往往也是货币的分配者和使用者。窖藏钱币实际上是当时货币流通的一个缩影。那么能否根据窖藏的货币种类和数量来推断并复原当时的货币流通情形呢？从统计学的角度讲，这种可能性取决于以下条件的满足：
1.窖藏样本的数量要足够多，才能够克服个别样本所带来的偏差；
2.窖藏空间分布均衡，窖藏分布越广泛，越能够反映跨地区的变动和联系；
3.单个窖藏样本的数量巨大，如一个样本有10 000枚之多，较之20-30枚的样本，就更真实反映一时一地货币流通和持有的一般情形。类似的大样本越多，就越利于恢复其当时流通状况。
宋明窖藏铜钱的差距如此之大，最易揭示出从11世纪到16世纪这几百年间货币流通的巨大变化，但是详细的测算却因中国考古工作者报告不够精确而困难重重，特别是明代窖藏，无论是考古发掘，还是研究报告，都无法令人满意。相形之下，日本境内窖藏的研究更加重要，因为日本中世市场经济的崛起恰在南宋灭亡前夕，而其开始从中国大量输入钱币也在此时(19)。除了某些特殊情况下(笔者在后文还会谈到)日本输入的钱币应该能够反映输出国国内钱币的一般流通情形，而其钱币窖藏当然会与其货币流通同步或滞后，而决不会超前。所以日本窖藏钱币的研究，就为当时日本市场、也是宋代以后的中国市场上货币流通，提供了宝贵信息。那么，日本钱币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哪些珍贵信息？
日本学者对日本境内窖藏铜钱的断代研究往往指向南宋后期开始、明代后期为止(1215-1600)的将近4个世纪，并将其细致划分为8个时期，见表3。
就窖藏分布而言，截止到1998年日本发现钱币窖藏275处，遍及从北海道到冲绳的1都1道2府39县，钱币总数估计达353万枚。从时间上看，日本的钱币输入开始于13世纪中叶，因为在许多地区的早期窖藏中发现的最晚钱是南宋的淳祐元宝(1241年铸)、景定元宝(1260年铸)等钱币。这说明日本在北宋时期大规模输入中国钱币的可能性不大。日本考古学者发现的窖藏铜钱数量颇多，如果只考虑1 000枚以上的窖藏就达217处，钱币总数合计3 495 071枚。其中北宋钱约217万枚，占了77％，明钱次之，占8.7％，唐钱又次之，占7.6％，南宋钱占1.9％。(20)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南宋钱本身虽然输入数量少，但是大量的北宋铜钱确是由南宋时期开始流入日本；这说明，南宋由于铸币有限，其境内流通的硬币也是以北宋钱为主，所以才会有新旧不同的宋钱在同一个窖藏中出现的现象。出土的窖藏钱前40位的北宋钱28种，排在前三位者有皇宋通宝(395 737枚)、元丰通宝(379 386枚)和熙宁通宝(301 385枚)，合计占窖藏铜钱的31％。
日本窖藏钱中数量第一位的明钱是永乐通宝，总量约为21万枚，占全体窖藏钱的6％不到；加上洪武通宝、宣德通宝，明钱的总量约30万枚，占全体窖藏钱的8.5％。(21)永乐通宝在明钱中的支配地位显而易见。但是类似的支配地位实际上在中国境内的明代窖藏中是不存在的，在现有明代窖藏报告中洪武通宝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前者。永乐通宝这种特殊现象是如何出现的呢？对于我们估计明代经济中流通的通货种类及其数量又有何影响？铃木公雄发现永乐通宝虽然从第3期即开始输入，但却是从第6期跃升到输入量第一，其原因在于这时日本国内对永乐钱的强烈需求。16世纪后半期开始，永乐钱在日本上升成为基准货币(“精钱”)，一些大名规定永乐钱对“恶钱”的比率达1∶7，即使对其它“精钱”(被鉴定品相完好的铜钱种类，绝大部分为宋钱)其比率也达到1∶3，直到庆长十三年(1608)德川幕府颁布禁令停止永乐通宝的流行(1608)(22)。如此情形下，日本窖藏中明钱的比例就因永乐通宝在16世纪特殊性输入而被大大拉高。以日本窖藏种类之间的比例来推算明代市场上的明钱流通量，无疑会高估后者的比例，因为明代国内虽有类似规定，但并不持久，更无特别抬高明钱(又叫制钱)的价值。
除了陆地窖藏之外，海洋沉船考古也是估计宋以后钱币流通种类和数量的重要依据之一。韩国学者在朝鲜海峡的新安沉船发现了800万枚钱币，数量之巨，令人注目，但是该沉船估计为元代沉船，因而对于我们估计明代的货币流通而言，仍非最理想之样本。
比较而言，日本发现的窖藏钱遍及南北各地，其中1 000枚以上的窖藏就达217处，钱币总数近350万枚，而时间跨度又和整个元明时期基本一致，完全符合上述三条要求。于是笔者就试图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来重构明代到隆庆朝为止(即白银大量输入以前)的货币流通状况。(23)假设16世纪明代流通铜钱，每1枚明钱对应8枚宋钱，则我们根据明钱的数量就可以推算出后者，而将两者相加的结果就应该是明代铜钱的货币供应总量。
然则，明钱的数目又如何才能得知呢？有明一代铸钱非常有限，不仅远低于北宋，可能也少于唐代。(24)最新的估计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隆庆六年(1572)，明朝铸币机构(京师的宝源局和各地的宝泉局)一共铸造了4百万-6百万贯铜钱，这仅是北宋元丰年间1年铸币数量。将这个数字乘以8，就会得到320万-480万贯，即宋钱在明代国内市场的流通数量，而16世纪明代规范铜钱的流通总量也就是3 600万-5 400万贯，相当于北宋铜钱总量(2.6亿贯)的12％-21％。两者差距之大固不待言，却也充分验证了1580年以前明代货币经济的欠发达。
最后一个值得留意的问题就是，为何在前工业社会中，金属货币(这里仅考虑铜钱)世代相传时会发生大量的流失？根据以上推算，北宋的铜钱竟有80％流失；如果这个推算成立，则流失原因为何？其实已有学者指出，因战争、天灾而导致的非正常窖藏以及其他形式(如出口、墓葬、铸造器皿和佛像等)是宋钱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从1120到1403年这近3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多、最残酷的时段，而当代发现的宋钱窖藏遗址和时间，都往往和战事密切相关。(25)此外，元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为维系纸钞而禁用铜币，也导致大量铜钱外销、窖藏和镕化为铜作他用。元大德时(1297-1306)郑介夫吁请朝廷撤销禁钱之令，极言百姓用钞不便，而因为政府禁钱，“历代旧钱散在民间，如江浙一省，官库山积，取资国用，可抵天下周年之税”，同时“现有废钱日渐销毁，随处变卖，熔化为器”。(26)郑介夫提到江浙行省官库中蓄积的大量铜钱，应当是元朝征服南宋后，推行钞法而从民间收兑的，也因而退出流通领域。民间自然还有抗法隐匿下来的部分，数量也不容小觑。当时程巨夫曾估计，“江南铜钱比故宋时虽或镕废，其到官者宁无十分之五，在民者宁无十分之一”。(27)前述新安沉船所载铜钱，即有日本学者估计是这一时期从江南、浙闽一带流入的。(28)
四、1580年以前“白银经济”的有限规模
如果宋代铸钱在金元时期大量流失，必然影响到明代赖以贸易的铜钱数量，而纸币又不足恃，故白银就成为增加货币供给的唯一希望所在。可是此种希望难免落空，明代在白银生产上也是乏善可陈。明廷禁止民间开矿，甚至派遣军队以武力弹压。明代官矿产量也极其有限，全汉升曾比较过明代的白银产量，认为比之宋代有大幅低落。(29)吴承明以为《明实录》上所载的资料是“银课”，即定额；明代进入16世纪以后，私自开采也无法压制。所以吴氏估计，明代16世纪的银产量应该不仅限于官矿的数万两，尚需加上私矿的产量；但即使如此，全部产量估计每年不会超过20万两，不足以应付流通需要。(30)
宋神宗熙宁朝后期年上供银曾达110万两，而徽宗时期会更多。(31)南宋时期白银在社会上的流通更为广泛，地位也更加重要。有学者估计，南宋时期每年平均至少有300万两金银流入国库。(32)但是宋代300多年，究竟生产出多少白银，其中有多少能够流通到明代？
从梁方仲、全汉升和百濑泓开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就对明代固有白银储量加以估计，并以为应有1亿两，其中多数为明以前所生产而流传下来。(33)但是，这些学者往往忽略了在宋元时期中国白银有大量外流。白银是丝绸之路上国际贸易的媒介，由于中国银价低于中亚穆斯林地区的价格，日本学者很早就推测大量白银从中国经丝绸之路流向中亚和欧洲。对于这一外流究竟是集中哪个历史时期，学者们又有争论，但是蒙元时期的白银外流是各家一致的看法。(34)爱宕松男从元朝用银的赋税制度、色目人的高利贷活动以及中国和欧洲、西亚相对的银价变动推测，元代从太祖到太宗期间经色目人之手约有9 000万两白银流出中国。(35)高桥弘臣也同意爱宕松男的看法，他估计蒙古征服华北后，在当地征收的盐税、酒醋税等专卖税每年最多达220万两白银，而包银按1户4两计，一年会达480万两，总计700万两(如按1两=2贯铜钱计，就是1 400万两)。(36)而随后忽必烈上台，在中统元年发行中统钞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中统三年七月，“敕，私市金银、应支钱物，止以钞为准”。(37)中统五年(1264)，忽必烈在华北各地设置平准库来用中统钞兑换金银，允许民间用钞纳税，同时禁止民间使用金银。蒙元政权先是通过科差(包银、丝料)、后通过推行钞法搜刮了大量的白银，而这些白银通过色目商人流入以金银为货币的西亚。(38)
笔者在前面指出对于唐宋元时期白银生产不宜估计过于乐观，1200年以前中国境内的白银数量还是保守估计为1亿-1.5亿两为妥当。如果考虑到宋元时期白银流入中亚以及窖藏等影响，流入到15、16世纪明代国内市场的大约只是宋代白银储量的一小部分，不会超过3 000万两；明代本身的白银产量估计也就是1 500万-2 500万两。(39)这样，在大量白银进口以前，明代的国内白银流通量也就是5 000万两左右，这个数量是宋代白银储量的1/3。如果笔者的估计可以成立，则明代1580年以前的白银流通量和其继承的宋钱总价值相当，所以明代1580年以前货币经济应规模有限，银、钱合计也就1亿两左右。
这个估计是依据考古资料从货币供应方面推测得出，应该和明代国家和市场的需求变动来互相印证以求其可信赖性。那么，这么少的货币供应相对于明代经济之需求足够吗？明初洪武型体制以去市场化为目的，本来不需要金属货币，一切以宝钞和实物计算，银、钱多少都不重要。明太祖、太宗大兴土木，兴建南京、凤阳和北京三座京城，养兵近200万，郑和七下西洋，都没有看到银钱大量消耗的记录。这是唐宋变革以来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无货币政体。万历朝后期一条鞭法基本完成，包括了田赋和徭役折银的农业税也许能达到2 500万-3 000万两。(40)这样，原先的国内白银供应光服务财政就不够充分。白银作为货币，更要服务民间交易，所以如果没有万历时期海外白银的大量输入，所谓晚明繁荣是无从谈起的。不过当我们扩大视野到洪武和晚明这两个类型之外，就会碰到有关明代经济货币化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成化到嘉靖末期，随着明代国内贸易逐步成长，通货不足的冲击有多大？
我们还是先考虑财政对货币的需求，金花银是明代货币化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其次是盐课的折银，在1500年以前其折银份额总计不会超过300万两(41)，不到笔者估计的明代白银存量的1/10。但是正德以后，明代财政的白银化在田赋、徭役和盐课等方面加速推行，进入嘉靖朝以折银为手段的一条鞭法也先后在全国展开，一些地区官员和士兵的工资也开始支付银两，政府财政的货币需求明显增强，但由于数据不清楚而不好估计；吴承明根据《明实录》计算出的嘉靖朝财政收入，到1562年也才有259万两白银。(42)吴氏的估计虽有过低的倾向，但也说明这一期间政策屡经反复，货币化道路曲折，因而中央的档案记载折银不足。我们如果将吴氏关于嘉靖朝的财政货币化收入加上1-2倍，调整为800万-900万两，这还是远远低于万历朝的白银收入。其次，我们再考虑民间交易的需求。笔者在本文第二节里已经指出明代开始一个多世纪贸易的不发达；学者们也以为明代国内长途贸易量有限，估计嘉靖时进入长途贸易的主要商品(粮食和棉花、棉布)总值为120万两，则全部国内长途贸易量也许会达到2 000万两。(43)如此则嘉靖朝长途贸易和货币化财政需求(调整为900万两)相加，白银供给也要达到3 000万两，这已经是笔者前述估计的白银存量的60％。不过货币供应的丰沛也部分取决于货币周转速度，如果上述一半或者三分之一银两能够在一年内周转一次以上，对于缓解货币供应都会有裨益。
这些已经论及的部分还不是明代经济对通货的全部要求，甚至不是主要部分。前工业社会里，绝大部分贸易行为是发生在基层市场上的小额交易，虽然涉及资金极少，但是铢积寸累，其总值仍是长途贸易额的数倍。(44)这样，明代货币供应单靠区区5 000万两白银显然不足，即使加上现有铜钱也才1亿两左右，仍然难以招架。要知道类似这样一个全国性市场网络，在北宋11世纪就需要4亿-5亿两(其中近3亿贯铜钱)货币供应。
笔者将上述推论简单制成表格以供参考(表4)，通过这些简单的、也是不严格的推算，读者会理解明代长期低物价的原因，而通货供应不足在16世纪应该趋于严重，特别是从正德到嘉靖朝这样一个民间贸易蓬勃而呈现对货币的强烈需求之时。(45)全汉升先生关于明代白银购买力的研究也正是集中在这个时期，无怪乎其结论中明代白银购买力之高，竟是北宋平均水平的2倍。上述研究货币存量变动的目的，在于揭示市场经济中跨部门以及跨区域之间的联系，特别是长途贩运的兴起以及财政税收结构的变化，而这些活动还是倚赖于稳定的交易媒介如白银和好钱，而和地方性市场的私钱泛滥有所区隔。也因为如此，用白银和好钱计算的明代商品价格，如果和宋代相比仍然是过低；(46)这其实反映的是明代货币供应不足所导致的通货紧缩(deflation)，对于贸易扩张极其不利，也应该是明代市场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五、结论：海外白银输入挽救了明代市场经济
虽然明代的海外贸易远不及明代国内市场规模，但是对于明清货币经济的展开有关键性作用。明代市场的复苏始于弘治、正德朝，不过长期受制约于通货供应短缺而局限于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从万历朝开始，明代经济和社会遽然呈现井喷似的繁荣景象，且影响所致，遍及全国。通货的突然充沛，当然是由于16世纪以来海道大通以后的白银输入，全汉升曾对其规模加以估算，而最近万志英的研究又提供了新的数据，堪为佐证(见表5)。1550-1650年间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2亿两左右，是上述估计的明代原有白银储量的4倍，更是明代自身生产规模的10倍左右；即使加上16世纪国内市场流通中的铜钱4 000万贯(前面估计为3600万-5400万贯，此处取一中数；其中90％为宋钱)，2亿两的白银输入还是将明代的货币存量增加了2倍左右。与西欧相比，明代中国得惠于殖民主义的似乎更多，因为从美洲输入的白银仅将西欧原有货币存量增加了26％。(47)从此点而言，没有海外白银输入，就没有晚明市场经济的飞跃发展。(48)
但是白银输入的意义如此重大，却是因为明代货币制度的缺失，而非所谓宋明从(铜)钱到(白)银的进步论主张的中国货币演化的必然。进步论者在逻辑上存在一个重大瑕疵，就是它偏离了货币经济学的基本主张，而过于注重金属货币取舍的表象。一个货币体系是否合理或进步，主要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充分满足当时市场上不同交易的要求。白银也好、铜钱也好，都是金属货币，虽外形不同而性质一也。所谓货币经济划时代进步的标志，正如全汉升先生所言，不出以下二点，一是由实物交换(barter economy)转入货币交换，一是由金属货币阶段进入信用货币阶段。(49)从宋代和清代的经验看，货币白银化也不可能彻底排除铜钱。其实就结构而言，明代货币经济在绝大部分时间是银、钱并行的二元结构。白银进步论主张，不仅在逻辑上有重大瑕疵，在实证上也颇成问题。更重要的是，货币存量而不是金属货币种类，才是研究货币经济规模的题中之意。
明代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曲折无疑彰明了这一点。在1580年海外白银开始大量流入前，明代货币存量(包括继承前代而来的铜钱和金银)极其有限：流通中的规范铜钱仅相当于北宋铜钱总量的12％-21％，而白银数量也只是宋代白银储量的1/3。即使如此，明代流通货币的主要来源仍是宋代银、钱，自身生产的货币微不足道。如果结合此前9至13世纪中国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而言，明代经济的性质需要重新界定。明代近300年历史，如从1580年算起到明亡有64年，才占明朝一朝的1/5，自然无法代表有明一代；即使从隆庆开海(1567)算起，也才1/4强。而我们如果试图概括从洪武元年(1368)到万历八年(1580)这222年间的明代经济，货币的欠缺，也就是市场的欠发达，恐怕仍然是最重要的一面。
注释：
①中国学者的有关论述，见中国人民大学《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版。日本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的学者如宫泽知之等，比较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唐宋元明时期货币经济变革，见氏著《唐ょり明にぃたる货币経済の展开》，中村哲主编《东アジア专制国家と社会·経済》，东京青木书店，1993年版，第185-220页；有关评述，见万志英(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 9-12。从全球化视野研究晚明白银流入和经济货币化的，有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学者万明以为，明代白银货币化，“是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移的重要征象”，代表“市场作用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逐步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转变”，《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载氏主编《晚明社会变迁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16页。
②全汉升先生是中国物价史研究的“开路先锋”，有关评介见王业键《全汉升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中国经济史论丛》，稻禾出版社1996年版。梁庚尧最近对全汉升战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和贡献，特别是对其提出的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的治史概念之来历、背景和应用，都有精到的阐述，见氏著《历史未停滞：从中国社会史分期论争看全汉升的唐宋经济史研究》，《台大历史学报》2005年6月。全汉升先生先后发表的《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自宋入明政府岁入中钱银比例的变动》两文阐明了实物经济自唐代中期以后逐渐为货币经济所取代以及白银如何从明代中叶起在国家财政中居于主要地位。全汉升《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20卷第1分，后收入《中国经济史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1年再版，第209-263页；《自宋入明政府岁入中钱银比例的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1年42卷第3分，后收入《中国经济史研究论丛》，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年版，第355-367页。
③“明代江南平均每石米的价格(以银表示)约为宋、元间的百分之五十，每匹绢价约为百分之三八多点”。(全汉升：《自宋入明政府岁入中钱银比例的变动》，《中国经济史研究论丛》，第366页)
④“洪武型”经济体制一词源于黄仁宇对明代财政特色的总结，他以为“洪武型”财政表现出组织技术上的不发达，无法有效地管理一国经济，更遑论集中一国资源来为经济发展服务(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明代万历时期商税征收的落后可另见陈支平和林枫《明代万历前期的商业税制与税额》，《明清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413页。
⑤见附表1和附表2。
⑥宋代江南工资样本出自昆山和华亭等地的水利疏浚：庆历二年(1042)日工资为150文加3.6升宋米，绍兴二十八年(1158)100文和3.0宋升米(姚文灏：《浙西水利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杭州元祐五年(1090)日工资为55文加3升宋米(苏轼：《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东坡全集》卷57)。更多的事例可见William G. Liu，“Long-Term Changes in Real Wages”，In Wrestling for Power, Ph. D Thesis：Harvard University，2003。明代万历以前江南水利雇工标准一般是一日三分银，广见于地方志。另据汪圣铎研究，北宋一般长期雇工(亭户、不校阅厢军士兵、福建农村佣工)的年收入估计是21贯省上下，如按熙宁1贯足白银1两的价格算，折合白银16.2两，而南宋则可以达到60-109贯省。(汪圣铎：《关于宋代亭户的几个问题》，彭泽益、王仁远主编《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四川省新华书店1991年版)
⑦全汉升：《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香港《新亚学报》1970年第9卷第2期。
⑧徽州地区15世纪使用稻谷、绢、布交易，参见李若愚《从明代的契约看明代的币制》；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p.78；大田由纪夫《元末明初期徽州府にぉけるの下货币动向》，《史林》(东大)，1993年76卷第4分。正统初周忱在南直隶推行金花银，其中一项举措就是将徽州8万石起运粮米折银3万2千两上纳，同时将夏税中绢1匹折银5钱。(参见大田前引文，第511页)
⑨山根幸夫：《明清华北定期市の研究》，汲古书院1995年版，第4-16、27-32页；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⑩1974年以来东亚和东南亚水域一系列海底沉船的考古发掘，为研究明代各时期海外贸易提供了一手证据。根据沉船所载的瓷器研究，从1352到1487年，青花瓷器在出口中几乎消失；同时中国出产瓷器在这些沉船携带的瓷器数量中的比例从100％跌落到30％-50％。而从1424/1430年到1487年中国瓷器的比重甚至跌至1％-5％，基本退出国际贸易。(Roxanna M. Brown，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Ph. D Thesi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2004)
(11)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p.83.
(12)日野开三郎：《北宋时代にぉける铜铁の铸造额に就ぃて》，《史学杂志》，1935年46卷第1分。彭信威估计“北宋到元丰末年为止”，铸铜钱“合计当接近两亿贯”，另外还有铁钱、前朝铜钱等，“所以全部货币流通量当在两亿五千贯”(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2007年重版，第330页)；高聪明则估算为北宋铜钱铸额就达26204万贯。(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13)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99页。
(14)全汉升曾估计明代头二百年铸钱总数不会超过1000万贯。(全汉升：《自宋至明政府岁入中钱银比例的变动》，《中国经济史论丛》，第364页)最新估计是4百万—6百万贯，见G. W. Liu，Appendix A in Wrestling for Power，pp. 162-169；王裕巽：《试论明中、后期的私铸与物价》，《中国钱币》2001年第3期。
(15)虽然宝钞昙花一现后就失去地位，但是对于此后明代交易媒介铜钱和白银孰重孰轻，学者的意见并不一致。足立启二以为明代第一个世纪仍是“铜钱经济”，而白银要待1500年才开始取代铜钱的地位。万志英则认为从1430年代金花银的推行开始，白银已经取得支配性地位，所以明代白银经济也应从此算起。(Fountain of Fortune，p.83，pp. 76-77)从地方财政数据看，这两种观点似乎都过于乐观。
(16)《中国钱币大辞典(考古资料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15页。
(17)三宅俊彦：《中国の埋められた钱货》，东京同成社2005年版，第15-34页。
(18)三宅俊彦：《中国の埋められた钱货》，第112页。
(19)日本经济生活从以货易货(barter economy)发展到货币交换，大约是平安时代后期(公元12世纪后半期)。日本私人交易对于铜钱的需求迅速推动了从中国的铜钱输入，13、14世纪铜钱在日本境内大量流行，而15世纪的日本国内市场却和明代中国一样由于规范铜钱的供给不足，私铸盛行而遭逢了“恶钱”等私铸劣质钱币的冲击。
(20)铃木公雄：《出土钱货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第23-25页。
(21)铃木公雄：《出土钱货の研究》，第81页。
(22)铃木公雄：《出土钱货の研究》，第180-181页。
(23)这个想法最早见于彭信威先生，他指出“日本这些发掘报告，很能反映明钱和唐宋钱的比重，也多少能反映中国在明代中叶钱币流通情形”(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注1，第478-479页)。可惜彭本人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没有机会读到日本钱币考古的最新研究成果。
(2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68页。
(25)三宅俊彦：《中国の埋められた钱货》。
(26)郑介夫：《上奏一纲二十目》，《元代奏议集录》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27)程巨夫至元二十四年(1287)上奏中说，江南归附时，曾允用铜钱，钞1贯准钱4贯，后又规定禁用钱交易，“官收铜钱，民间有私藏者坐以重罪，其拘收到官者必多，或民间尚有窖藏，亦难尽知”(《民间利病》，《元代奏议集录》上，第214-215页)。
(28)大田由纪夫：《一二—一五世纪初头东アジアにおける铜钱の流布：日本？中国を中心として》，《社会经济史学》1995年62卷。
(29)全汉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新亚学报》1967年第8卷第1期。
(30)吴承明：《16世纪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吴承明集》，第168-169页。
(31)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127页。
(32)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第132页。
(33)吴承明：《16世纪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吴承明集》，第167页。最近李隆生推断唐宋元白银总产量高达37775万两(其中宋代为35815万两，占95％)，而明代白银产量按每年30万两估算，从1368至1644年也该有8310万两。这样，到明末为止，单是中国国内历代生产的白银就有4.6亿两，而明时期生产的又占该白银总产量的18％，宋代生产量则占78％。(李隆生：《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62-165页)但是李氏的推算无视前工业化时期的工矿采掘，由于技术和投资水平不高，产量容易波动，而矿脉开采一段时间后会出现产量的陡然下跌。要像李氏那样推算，各处矿场必要维持产量在某个高水平上数百年——这在现代矿业经济里也属不易，如何能求之于前工业化的中国？他估计的宋代银产量竟然远远超出日本的银产量，中国本土的银矿资源并不丰富，哪里会生产出如此多的白银？李氏这样选取一个较大值的银课数来求平均产量，很可能将实际总产量过高估计3-4倍也未可知，而其得出的数字恐与此前各家估计大相径庭，也与各朝史料给人的印象相去甚远。
(34)譬如爱宕松男估计白银外流从北宋初期就已开始。他认为，从10至13世纪，回鹘商人进入宋、辽、西夏和金国购买白银，所以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应该称为“白银之路”。(爱宕松男：《斡脱钱とその背景》，《东西交涉史》，三一书房1989年版，第157-192页)森安孝夫不同意爱宕松男关于回鹘商人14世纪之前从中国带走大量白银的推测，其证据有二：第一，他根据新疆出土回鹘文书发现，10至11世纪，高昌、吐鲁番一带的回鹘社会根本不用银，而是使用铜钱和绢、布；第二，当时北宋金银比价要低于中亚穆斯林世界，所以如果有贵金属外流，恰该是黄金外流而白银流入才符合市场法则。(Moriyasu Takao，“From Silk，Cotton and Copper Coin to Silver”，D.Durkin-Meisterernst, S.Raschmann, J.Wilkens, M.Yaldiz, P.Zieme(eds.)，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2004)
(35)爱宕松男：《斡脱钱とその背景》，《东西交涉史》三一书房，1989年版，第155页。
(36)高桥弘臣著、林松涛译：《宋金元货币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129、139-140页。
(37)《元史》卷5《世祖本纪》，中统三年七月。
(38)高桥引用R. Blake,“The Circulation of Silver in the Moslem East down to the Mongol Epoch”(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37，Vol. 2，No. 3-4，pp. 291-328)，证据有二：其一，从1260年开始，大量银子突然出现在西亚；其二，这些银子外观上呈白色，具有中国白银的特征(高桥《宋金元货币史研究》，第146页)。谢和耐(Jacques Gernet)也持相同看法，认为“中国金属货币流向中东和欧洲可以解释明初的贵金属短缺”。(Jacques Gernet，J. R. Foster and Charles Hartman(trans.)，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p.372)
(39)王裕巽估计明代国内白银开采总额(至1620年)为26353326两，见氏著《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40)黄仁宇估计80％田赋已经征银，总值会高于2100万两，而徭役银平均每县征收9724两，全国会有1000万两(见氏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247页)。吴承明对里甲、徭役折银的估计有2280万两，但是对田赋货币化估计较低(见氏著《16世纪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吴承明集》，第158-162页)。
(41)金花银在1436年开始推行时有100万两。成化朝改革开中法，施行运司纳银制，太仓因而藏银百万，再加上部分地方户口食盐钞和商税折银等，也不会超过300万两。弘治十五年(1502)王鏊报告说政府每年收入中有240多万两银，也堪为佐证。
(42)吴承明：《16世纪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表5，《吴承明集》，第157页。
(43)对主要商品的推算，见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对全部长途贸易额的推算，见G. W. Liu，Appendix F in Wrestling for Power，p. 336。
(44)这是援引自Dwight Perkins的研究，他具体推算了1900年以前大约20％-30％的农产品在市场销售，但只有7％-8％农产品进入长途贸易；前者正是后者的3-4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 Chicago：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69，pp. 114-115)
(45)吴承明特别指出明代经济在嘉靖时期出现过通货紧缩现象，也批评了明代财政的落后(《16世纪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吴承明集》，第169页)。
(46)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9-501、520页；肖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0页；李祖德、刘精诚：《中国货币史》，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47)万志英(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吴承明，同上；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Earle(ed.)，Essays in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1974，p.28。
(48)吴承明在《16世纪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一文中指出，当时“中国是世界上产业最先进的国家”，但是由于中国内部的问题，特别是明王朝落后的财政和贸易制度，并没有能够“与欧洲争雄，创一条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道路”(《吴承明集》，第175页)。
(49)全汉升以为唐宋(其实应该是北宋)时期，结束了中国社会自东汉以来的长期以实物货币来流通的情形，是“中国历史上钱币使用最发达的时代，”同时又有“银及纸币又先后以货币的资格而流通起来”，见氏著《从货币制度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下册，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