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废除《谷物法》刍议

    内容提要：皮尔政府废除《谷物法》体现了英国现代转型的时代潮流，此时《谷物法》失去了社会多数群体的支持，能否废除的关键取决于持不同立场的议员在议会内的博弈。谷物法的产生与废除都是某种特定的历史范畴，无论在废除谷物法问题上持赞成或反对立场的议员，他们代表的只是城镇或是农村的部分群体的利益，却同时伤害了农村的利益。《谷物法》不能简单地看成为一个阶级立法，赞同《谷物法》的不仅有土地贵族，也有农场主和耕地农。
关键词：英国议会/谷物法/反谷物法同盟作者简介：刘成，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国史与和平学（江苏南京210008）。
        在1815—1846年期间，英国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谷物的法令，目的是维护国内的谷物价格水平，抵制国外低价进口谷物的竞争。然而，英国此时开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工商业资产者越来越希望得到完全彻底的贸易自由，实现彻底的“自由放任”。于是，两种立场的交锋在反谷物法运动中充分体现出来。很多历史学家甚至认为，1846年废除《谷物法》是英国19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表明英国土地贵族统治权行将结束。①本文主要依据英国议会辩论文献，重新考察这一事件，以期对此问题有更加全面的理解。②
    一
    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谷物价格直线上升。据统计，1795—1799年，小麦的价格是每夸特65.67先令；1800—1809年是每夸特84.71先令；1810—1814年高达每夸特102.45先令。③战争期间，在政府鼓励下，土地所有者大量开发贫瘠土地，投入大批资金进行粮食生产，并赚取了高额利润。但随着战争接近尾声，粮食价格开始回落，加之土地租金过高，大批农场主不仅无法收回在贫瘠土地上的投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利润也无法维持，而大地主又不愿意将地租降到农场主希望的水平。其结果是：农场主“用战争时期的租金种谷物，以和平时期的价格卖谷物”。④为此，农场主希望依靠两个渠道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一是依靠保护性的《谷物法》规定，将国内谷物价格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二是提高谷物产量获得更多利润。英国人口在1800—1820年接近300万，而1820—1850年已是500万，人口的增加提升了对谷物的需求量。
    在这种背景下，1813年，英国下院的一个委员会提出了关于限制进口谷物的提议，该议案规定当国产谷物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进口国外谷物。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价格，英国依赖进口谷物是危险的，低价谷物会减少劳工的工资，地主和农场主购买力的下降将导致制造业的衰退。在拿破仑战争即将结束之时，托利党利物浦政府颁布了1815年《谷物法》。政府（及议会）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报答农场主。在战争期间，拿破仑试图通过封锁造成英国谷物匮乏，由此逼迫英国就范，而英国农场主积极扩大在谷物种植上的投资，有效遏制了拿破仑的“饥饿战略”；另一方面是防止英国谷物生产者被外国竞争者击垮。
    《谷物法》的实质是贸易保护主义。该法案的出台直接引发了伦敦的严重骚乱和曼彻斯特的彼得卢大屠杀。1820年，由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⑤起草的请愿书提交下院，提出了自由贸易和终止保护性关税的要求。利物浦首相声称，虽然自己倾向于自由贸易，但此时很难废除贸易保护法规。1821年，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议员威廉·赫斯基森（William Huskisson）向下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英国应回到1815年前的自由贸易状态。1822年《进口法》规定，当国内谷物价格达到每夸特80先令时，可以允许谷物进口；但谷物低于每夸特70先令时，则禁止谷物进口。该法案颁布后一直到1828年，英国的谷物价格从未达到每夸特80先令。1828年，赫斯基森（在1823年2月至1827年9月期间担任贸易大臣）在新首相威灵顿公爵的支持下修改了《谷物法》，确定了新的浮动关税国内谷物不高于每夸特52先令时，关税为34先令8便士；当谷物价格升至73先令，关税下降至1先令。⑥
    但这并没有消除城市工厂主的怨气，在1832年改革之后，他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要求废除《谷物法》。⑦而且，农场主也开始对《谷物法》感到不满，认为修改后的《谷物法》已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在周期性的谷物歉收期间，农场主纷纷要求获得政府的帮助。政府表示出愿意降低农场主支出的姿态，但效果甚微。比如，墨尔本的辉格党政府在1836年颁布了“十一税法”，但并没有废除十一税。农场主最憎恨的麦芽税一直到1881年才被废除。⑧
    1836年，伦敦的激进派议员成立了“反谷物法同盟”，采取和平运动的方式来废除《谷物法》。1838年10月，在约翰·鲍林（John Bowring）⑨言论的影响下，曼彻斯特的工业家也成立了“反谷物法协会”（Anti-Com Law Association），该协会将反谷物法运动与废奴运动相提并论，指出《谷物法》也是不道德的，必须进行改革。⑩该协会“具有与‘废奴社’相同的正义原则，废奴社的目标是让黑人拥有他们自己身体的自由权，本协会的目标是让人民获得他们用劳动交换尽可能多食物的自由权”。（11）
    1839年春，在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的建议下，曼切斯特“反谷物法协会”改名为全国性的“反谷物法同盟”（Anti-Com Law League），反谷物法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作为运动的核心人物，科布登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都是白手起家的工厂主，靠个人奋斗发财，坚信自由贸易的信条。科布登被皮尔首相认为是废除《谷物法》的最大功臣，（12）他将自由贸易视为一种自然法，认为违背这一原则不利于国家的利益。布莱特被称为同盟的历史学家，几乎在所有有关反《谷物法》的集会上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以雄辩的口才和充分的事实对《谷物法》的弊端予以驳斥。在两人的通力合作和领导下，反谷物法运动成为一个涉及面广泛的群众运动，主要参加者是各地工厂主。
    “反谷物法同盟”的总部在伦敦，全国各地都设有分会，各分会都有正常的活动，也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压力集团，希望用群众斗争的手段达到经济利益目的。它以废除《谷物法》为唯一目标，不谈其他政治问题，也不提其他要求。同盟主要通过广泛的宣传工作来争取民心，它对工人说：《谷物法》抬高了面包的价格，因为进口关税限制了粮食的自由竞争；它对佃农说：《谷物法》对他们毫无好处，因为地主用高地租拿走了全部超额利润；它对工厂主说：《谷物法》限制了工业发展，因为别的国家只能用粮食来交换英国工业品，而《谷物法》限制了这种交换。总之，它向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宣传《谷物法》违背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只有自由贸易才能扭转这种局面。这个时期，自由贸易最得力的鼓吹者都集中在曼彻斯特，“反谷物法同盟”的领导者也是这些人，后来被称作“曼彻斯特学派”。“反谷物法同盟”利用群众斗争的方式制造政治压力，其常用的手段是出版书刊、小册子，散发传单，召开群众会议，进行宣传演说。比如，它资助泰勒（William Cooke Taylor）等作家去北英格兰工厂区调研。泰勒发表了一系列反谷物法的宣传作品，代表作品有《自然社会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ociety）、《工厂和工厂制度》（Factories and the Factory System）。他关于曼切斯特和博尔顿（Bolton）工人悲惨生活的描写，为“反谷物法同盟”抨击《谷物法》提供了第一手素材。（13）同盟资金雄厚，活动效果很好，甚至吸引了大批工人的参加。“反谷物法同盟”最有效的策略是，通过筹集大量资金并将其纳入那些不具备选民（财产）资格的人名下，使其成为“选民”，保证在有些选区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由此选出事先议定好的支持同盟纲领的议员。（14）《谷物法》的废除最终是通过议会表决决定的，支持“反谷物法同盟”的议员越多，废除《谷物法》的可能性就越大。
    1841年托利党赢得大选后，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与此同时，宪章派也开始谋划新的请愿书。1841—1842年的冬天，英国贸易形势很不景气，因而很多地区的自由贸易者极力拉拢宪章派，试图获取他们对“反谷物法同盟”的支持。宪章派对自由贸易理论是认同的，宪章派的大多数成员希望废除很多限制贸易的规定，反对向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品）征税；但他们又相信，如果废除贸易保护规定，可能并不利于城市工人，认为一旦食品价格降低，工人的工资就会下降。总之，宪章派对废除《谷物法》并不热心，没有将它纳入自己的目标之中。于是，出现了反谷物法运动与宪章运动争夺工人群众的局面，前者的运动主体是城市中产阶级，后者则是城市手工业工人。“选举权问题”或“废除《谷物法》”是这一时期英格兰各地集会的主题。（15）
    二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不同阶层对《谷物法》的态度存在差异，同一个阶层在不同的时段对待《谷物法》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例如，在1815—1841年期间，工人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谷物法》对他们利益的损害，因而没有站出来反对；城市中产阶级虽然意识到《谷物法》对他们利益的伤害，但却认为在土地贵族占优势的议会，废除《谷物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因而将注意力分散在了议会改革等问题上。不同地区也存在分歧，例如，同样是社会底层群体，居住在北部和西部地区与南部与东部的人就持不同态度，前者的商业与制造业比较发达，后者依然以农业经济为主，而且牲畜养殖户与耕地农的态度也不同。其实，在《谷物法》问题上自始至终采取反对立场并付诸行动的只有少数人，即激进派议员及其支持者。
    直到“反谷物法同盟”成立后，英国所有阶级的大多数（包括土地阶级）才在废除《谷物法》问题上站到了一起。其实，并非所有土地贵族都坚守自己的利益，而无视人口增大等因素给谷物供给所带来的压力。例如，利物浦勋爵本人就是一个大地主，在1822年2月26日的上院辩论中，围绕是否应该资助肯特郡的地主与农场主问题上，时任托利党政府首相的他直言道：
    政府和议会的职责就是尽可能维持所有重大利益的平衡。然而，我非常关注农业，如果一定要稍微有所偏重的话，我会说应该偏向农业利益。但是，农业不是英国的唯一利益，甚至不是最大的利益。……一方面，最便宜的生活必需品将增加人们的消费；另一方面，生产者得不到足够利润将缩减其产量。这两种措施应该找到对双方都有利的平衡点，但这必须付诸于时间与自然法。（16）
    作为代表土地阶层利益的托利党，他们帮助农村的支持者，被视为自己的一种传统的道德责任出于现实主义的政治考量，他们又不得不努力压制这种做法。“反谷物法同盟”的行动给政府造成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时也使自由贸易学说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并影响到越来越多的当权者，使他们接受自由贸易的学说，罗伯特·皮尔就是其中之一。皮尔是托利党内持自由主义观点的领导人，对完成托利党向保守党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1841年他担任首相后，开始领导保守党向自由贸易方向转化。在当时，抵制自由贸易最坚定的就是保守党，因此这一转化具有深远意义。皮尔阅读了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和李嘉图等政治经济学权威的著作，知晓了有关租金、工资、税金和十一税等问题。（17）1842年他修改了浮动关税，当谷物价格降到每夸特51先令时及以下时，最后关税为20先令。（18）这个数字比1828年《谷物法》规定的国内谷物价格的保护标准又有所降低。
    与此同时，科布登和布莱特先后在1841年、1843年当选为议员，反谷物法运动的领导人进入议会进一步推动了运动的发展。1841年8月24日，维多利亚女王在议会训词中也表现出对《谷物法》的重视：“希望你们考虑《谷物法》问题。你们要确定这些《谷物法》是否没有加重粮食供给的自然波动，它们是否没有给贸易造成困境，扰乱市场，而且，它们是否没有降低社会民众的满意度，增加了粮食匮乏程度”。（19）
    第二天，在讨论女王讲话的议会辩论中，刚刚走进议会的科布登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发表了反谷物法的著名讲话，他指出：
    什么是面包税，它针对的是食品税和小麦税？这是针对人民大众的一种税。（英国）有2000万人口依靠工资生活，而依赖公共救济生存的人口约为100万。请下院注意，面包税迫使工人阶级（买面包时）要多付40%（的钱），这是与如果实行谷物自由贸易比较而得出的。一个工人家庭的周收入是10先令，花费在面包上5先令，其中包括2先令的税，即每个工人家庭要付20%的面包税，而有钱人付税比例却很少。……我必须说，那些主张废除《谷物法》的人已经再三承认他们的目标，他们有权用他们的工业产品与所有其他国家的产品进行交换。与此同时，他们愿意并渴望看到取消所有的保护关税，与所有国家的所有商品进行自由交换。（20）
    1843年9月，在“反谷物法同盟”的帮助下，制帽商出身的经济学家詹姆士·威尔逊（James Wilson）出版发行了《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成为鼓吹宣传反《谷物法》的喉舌。报纸筹办初期，报纸编辑所确定的主要报道内容包括商业、农业和自由贸易的议会报道，主张自由贸易的民众运动的报道。（21）
    为了与“反谷物法同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844年2月，里奇蒙公爵（Duke of Richmond）成立了“中央农业保护协会”（Central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Society），目标是维护《谷物法》。里奇蒙公爵是一位极端的保守主义者，曾因反对威灵顿公爵的天主教解放法，于1832年率领托利党的极端派加入格林的改革派政府。以里奇蒙公爵为代表的土地贵族认为，像科布登这样的工厂主，希望得到便宜的食物，这样他们就可以降低工资，提高自身的利润。而同盟成员则认为，便宜的食物将提高工资。
    1845年后期，由于农业歉收和爱尔兰马铃薯灾荒的影响，英国的粮食严重匮乏，爱尔兰发生大饥荒，成百万人被饿死，更多的人流落他乡。当时，解救灾荒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开粮价，让外国粮食自由进入英国。（22）与此同时，“反谷物法同盟”组织发起了一场行动，在很多地区，独立的自由持有农抗议活动甚至最为强烈，同盟实际上替代了郡的地方保守党协会的作用。（23）工人阶级此时已经成为“反谷物法同盟”的坚定支持者。1845年1月15日，科布登引用一位名叫约瑟夫·肖（Joseph Shaw）的工人在奥尔德姆镇（Oldham）举行的一次反《谷物法》的集会上的话说：
    我希望你（科布登）能向罗伯特·皮尔先生转达一位工人对关于《谷物法》主题的话。我的观点是，《谷物法》严重伤害了工人阶级。我注意到，当食品价格高的时候，工资就低。两三年前，在斯托克波特（Stockport）和其他工业城镇，每夸特小麦价格涨到70先令，工人就要比现在多付25先令，现在的价格降到了45先令。当价格下降后，我看到我们村里穿新棉布上衣的人数，比四五年前小麦价格高时多了很多。食品价格高，人们在购买食品上的花费就大，于是就几乎没有余钱来购买衣服；当他们没有钱购买衣服时，衣服就很难卖出去；要将衣服大量卖出去，衣服价格就要便宜；衣服非常便宜了，就没有钱来生产它们。其结果是，工厂工人工资被降低，工厂倒闭，商业凋零，举国贫困。但是，如现在这样，当工人口袋里有25先令的余钱，他们用它买更多的衣服（以及其他的物品），这就增长了他们的消费需求，需求增大，（衣服）价格上涨，工人工资和工厂主的利润就能提高。因此，谷物价格高，工资就低，谷物价格低，工资就高。（24）
    肖的讲话代表了当时城镇工人对《谷物法》的态度，从中也可以看出英国工人阶级分析问题的水平。
    三
    在1841年皮尔政府上台后，要求废除《谷物法》的群众基础已经具备，关键是持不同立场的议员在议会内部的博弈。在各种压力之下，皮尔首相决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正式将废除《谷物法》提上议事日程。1845年12月4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份公告：政府决定于1846年1月在议会提出废除《谷物法》的议案。
    1846年1月27日，皮尔在下院发表了三个小时的讲话，详细阐述了废除《谷物法》的理由和时间表。他回顾了自1842年开始降低关税的改革措施（主要涉及羊毛、棉花等）及其积极效果，表示政府将继续把关税改革进行下去。他表示不会立即废除《谷物法》，以防止由此引发事端，以便给有关农业的利益部门留出时间进行调整，但确信“在一定时间后，英国将对国外谷物实行零关税政策”。为了不招致强烈反对，他提出经过三年的减税缓冲期，逐步降低关税。（25）在1849年2月1日之后，每夸克小麦英国国内价格低于48先令，关税为10先令；价格每升高1先令，关税相应降低1先令；价格达到53先令及以上后，关税为4先令。大麦、燕麦、黑麦等浮动关税也列出了详细方案。对于英国海外殖民地，则按照谷物类型分成两大类，分别征收1先令和4.5便士关税。（26）
    阿格利昂比议员（Mr. Aglionby）发表了同意废除《谷物法》的发言。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废除《谷物法》并不是个阶级问题，早在1832年提出废除《谷物法》之时，很多赞同废除《谷物法》的人员，不仅与商业或制造业丝毫无关，而且完全依靠土地生活。所以，他唯一不认同“反谷物法同盟”的地方，就是同盟将这个问题过分地阶级化，而不是将它看成一个普通问题。皮尔首相废除《谷物法》的议案是迈向自由贸易的重要一步，不仅他本人，而且他相信众多的农民也会向首相表达最热诚的感谢。（27）
    保守党内阁大臣反对首相的意见。迪斯累利和乔治·本廷克勋爵（Lord George Bentinck）等保守党议员指出，废除《谷物法》将会削弱土地所有者的传统权利，商业利益将摧毁英国的“领地惯例”（territorial constitution）（28）。在同一天的上院辩论中，里奇蒙德公爵提交了一份来自罗斯（Ross）的请愿书，该请愿书“反对对现行《谷物法》做任何的修改”。（29）
    在1846年2月9日的议会辩论中，保守派议员迈尔斯（P. Miles）最先作了反对废除《谷物法》的发言。他认为：自由贸易措施是一种对等的体系，然而，“毫无疑问，我担心英国的工业生产行业已经被过分刺激了，不断增长的工厂令人担忧……我充分相信，事态的发展将证明我们现在持反对立场是正确的，因为我明确感到，对英国所有行业实行保护政策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包括商业利益、殖民地特别是帝国的经营利益”。（30）
    辉格党首相罗素勋爵明确支持废除《谷物法》的议案。他在议会发言中指出：废除《谷物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他将投赞成票。在英国历史上，天主教等旧制度存在了几百年，但是“我们都承认我们是这些制度消亡后的受益者；我希望现在是到了摧毁另一个制度的时候了”，《谷物法》是“本世纪最有害”的一项制度，“我们所有的人今后都会为参与制定一个新的更好的（贸易）规则而感到自豪”。（31）
    在1849年5月12日的议会辩论中，纽德盖特议员（Mr. Newdegate）则在自己调查基础上指出废除《谷物法》的弊端。他指出：“美国新奥尔良近两年的小麦平均价格是每夸特24先令8便士，运输到英国的费用为每夸特10先令”。如果废除《谷物法》，“小麦将以平均每夸特低于35先令的价格，从新奥尔良输入利物浦或伦敦”，英国小麦价格将降至“平均每夸特35～40先令”，（32）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危害”。在他看来，皮尔废除《谷物法》，不仅是因为爱尔兰饥荒的压力，而且是为了制造业的利益以及自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以来的骚乱压力所致。在商业政策上，皮尔政府已经“向反谷物法同盟屈服”。而且，卢梭与皮尔两人还试图“迫使贵族让步，声称如果他们想保住自己的地位、权力以及在议会的影响力，最好是屈从”。他在结束发言时再次确信，废除《谷物法》的议案“如果被通过，将导致灾难”。（33）
    1846年5月15日夜晚，皮尔提出的废除《谷物法》议案以329：231票的优势在下院通过三读。（34）皮尔废除《谷物法》的现实理由是，英国正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商业和制造业国家。迪斯累利在当天的议会发言中对此予以反驳。他认为，英国的商业不是昨天才形成的，它的古代商业比其他现存国家更古老。英国现在的商业和制造业状况都不是英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而且，废除《谷物法》从经济利益角度上看也不合理：“我们假设，到那时英格兰进口5千万夸特谷物，假设英格兰因此得到1千万或2千万（英镑）的税款。但是，你不能否认英格兰要失去可以生产5千万夸特（谷物）的劳工薪金；你不能否认英格兰要失去投资于生产5千万夸特（谷物）的资本收益；你不能否认英格兰要失去地租……如果将这些加在一起将是假想税款的20倍，这还是一个低估的数字。”（35）
    在废除《谷物法》问题上，两大党领袖完全站在了一起。罗素勋爵在迪斯累利发言后，立即起身回击保守党大臣对自己领袖的“不敬”。他指出：迪斯累利“强劲抨击国王首相的说辞，要比他关于商业理论与农业观点的阐述来得成功”。罗素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议会谈论这个主题。在我人生的早期阶段，我就支持赫斯基森先生的原则，我认为他是一个最明智的大臣，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他的关于谷物与商业的观点”。在结束发言时，他对三读议案表示了“真诚而衷心地支持”（36）。
    在辉格党议员的支持下，废除《谷物法》议案获得通过，斯坦利勋爵（37）（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Stanley）退出内阁以示抗议。6月25日，在威灵顿公爵劝说下，上院也通过了此议案。然而，同一天晚上，皮尔另一项关于爱尔兰的法案却在下院被否决，辉格党、激进派和保守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联合起来阻止了议案的通过。6月29日，皮尔首相辞职，罗素成立辉格党政府。保守党因《谷物法》问题而分裂，皮尔派的保守党议员（包括阿伯丁伯爵和威廉·格拉斯顿）支持继任的罗素勋爵政府，辉格党的一党优势又维持了20年时间，而保守党在此期间的执政时间只有26个月。（38）从这点上看，皮尔本人既是保守党的缔造者却又同时分裂了它。
    迪斯累利在1868年成为保守党领袖后，不再提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在1868—1870年，反《谷物法》领导人之一的布莱特出任英国贸易大臣。至此，两党均认可了自由贸易政策，土地贵族接受了已经变化了的现实。
    作为直接后果，1886年谷物价格降到每夸特31先令。英国19世纪进口粮食的比重，在30年代只有2%，60年代是24%，80年代是45%（其中进口谷物高达65%）。如下表所示，英国谷物进口量在废除《谷物法》之后增速极大。
     
    与此同时，英国钢铁的出口量则迅速上升。1800—1809年，钢铁的进口数为5.3万吨，出口数为27.2万吨；而到了1850—1859年，进口为4.4万吨，出口增加到122.5万吨。（40）而且，受到种植谷物的面积和价格等因素的影响，英国的很多农业人口移民到城镇工作，谷物种植面积也不断下降。根据1881年的人口普查，农业人口比1871年减少了92250人，同期城镇人口增加了53496人。废除《谷物法》的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当时的城镇化的进程。
    1852年，英国议会发表一项原则声明，称自由贸易是英国的国策。维多利亚时代是自由贸易的全盛时代，这一时期的英国依靠“自由放任”达到了兴盛的顶峰，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英国议会在1846年对《谷物法》的废除。
    综上所述，废除《谷物法》确实体现了英国现代转型的时代潮流。然而，无论是《谷物法》的产生还是废除，都属于某种特定的历史范畴；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废除《谷物法》的议员，他们代表的只是城镇或农村部分群体的利益。而且，如果说《谷物法》是个阶级立法，就很难对赞同《谷物法》的部分土地贵族、农场主、耕地农的态度予以解释，他们归属不同的三个阶级。再者，城市的发展是否一定要以牺牲农村利益为代价？到了1880年代，自由贸易思想的正统性在英国遭到质疑，特别是20世纪初，约瑟夫·张伯伦极力推行“公平贸易”（fair trade）、“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关税改革”（tariff reform）等主张，它们的目标无异于对《谷物法》的恢复。近30年后，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继承其父的衣钵，再次提出全面实行保护主义的政策，其结果是1932年《进口关税法》的出台。关税改革者认为，自由放任是自由主义的一种妄想。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甚至说，自由放任已经走到尽头，就如同奴隶贸易一样。（41）而在约100年前，“反谷物法运动”与“废奴运动”都被认为是符合正义原则的，先后对照，确实具有某种讽刺的色彩。二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采取了国家干预政策，其实质就是彻底背离英国长期奉行的“自由放任”基本原则。（42）由此可见，从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对废除《谷物法》的评价依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索的问题。
    注释：
    ①J. R. Wordie, Perceptions and Reality：The Effects of the Com Laws and Their Repeal in England,1815—1906,in J. R. Wordie, ed., Agricultur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1815—1939，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p.33.
    ②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有张本英：《罗伯特·皮尔与〈谷物法）的废除》，《学海》，2003年第5期；黄少安、郭艳茹：《对英国谷物法变革（1815—1846）的重新解释及对现实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舒小昀：《粮食骚动、道德经济与谷物法的废除》，《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
    ③在1700—1890年期间，只有拿破仑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年（1810—1814），小麦的价格超过了每夸特100先令。详细数据参见：Peter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914,London：Methuen,1983,p.441。
    ④M. E. Turner, J. V. Beckett and B. Afton, Farm production in England 1700—1914,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22.
    ⑤托马斯·图克是英国最早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之一，是当时英国公认的金融与银行业的权威。
    ⑥C. Schonhardt-Bailey, From the Com Laws to Free Trade：Interests,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6,p.9.
    ⑦1815年“谷物法”是刺激工业资产者投入议会改革运动的原因之一。
    ⑧皮尔政府在1846年废除《谷物法》的同时，也试图对农场主做出补偿，但相对他们的损失则是九牛一毛。J. R. Wordie, Perceptions and Reality：The Effects of the Corn Laws and Their Repeal in England,1815—1906, in J. R. Wordie, ed., Agricultur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1815—1939,pp.54—55。
    ⑨在其任英国驻香港总督期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1825年担任《威斯敏斯特评论》编辑，因主张自由贸易的观点而名声大噪。John Bowri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Bowring。
    ⑩Simon Morgan, "The Anti-Com Law League and British Anti-Slavery in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1836—1846," 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52,No.1（March 2009）, pp.87—107.
    （11）Archibald Prentice, History of the Anti-Corn League,vol.1,London：Cass,1968,p.75.
    （12）John Morley, The Life of Richard Cobden, London：T. F. Unwin, 1903,p.388.
    （13）William Cooke Tay/or,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Cooke_Taylor.
    （14）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254页。
    （15）Dorothy Thompson, The Chartists, London: Maurice Temple Smith Ltd,1984,pp.273—274.
    （16）Hansard, HL Deb,26 February,1822,vo1.6,cc.709—710.
    （17）B. Semmel,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43.
    （18）C. Schonhardt-Bailey, From the Com Laws to Free Trade：Interests,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10.
    （19）Hansard, HL Deb,24 August 1841,vol.59,cc.15—16.
    （20）激进主义运动内部的工人阶级与中等阶级彻底决裂，两者间的同盟关系宣告结束。Hansard, HC Deb,25 August 1841,vol.59,cc.233—245。
    （21）The Economist,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Economist
    （22）F. W. Hirst, From Adam Smith to Philip Snowden：A History of Free Trade in Great Britain, London：T. Fisher Unwin, 1925,p.23.
    （23）A. Seldon, ed., How Tory Governments Fall: The Tory Party in Power since 1783, London: Fontana, 1996,p.134.
    （24）John Bright and James E. Thorold Rogers eds., Speeches on Questions of Public Policy by Richard Cobden,M.P.,vol.1,London：Macmillan,1870,p.156。该卷包括科布登关于贸易、财政、战争、外交和议会改革的言论。全书下载于The Online Library of Liberty, http://files.libertyfund.org/files/927/Cobden_0129.01_EBk_v5.pdf。
    （25）Hansard, HC Deb,27 January 1846,vo1.83,cc.260—261.
    （26）Hansard, HC Deb,27 January 1846,vo1.83,cc.283—284.
    （27）Hansard, HCDeb, 27January1846, vol.83, c.326.
    （28）A. Seldon, ed, How Tory Governments Fall：The Tory Party in Power since 1783,pp.135—136.
    （29）Hansard, HL Deb,27 January 1846,vol.83,c.234.
    （30）Hansard, HC Deb,09 February 1846,vo1.83,ce 558—559.
    （31）Hansard, HC Deb,09 February 1846,vo1.83,c.602.
    （32）需要指出的是，在废除《谷物法》后，英国小麦的价格经历了逐步下降的过程：1840—1844年每夸特为57.85先令，1850—1854年为49.03先令，1880—1884年为42.40先令，直到1885—1889年，才降至31.58先令；相应地，伦敦的面包（四只装）价格分别为7.8便士、7.0便士和6.0便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面包（四只装）价格都在6便士以内。这说明，英国普通百姓从废除《谷物法》中得到了实惠，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百姓基本食物成本不升反降，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工业化转型中的社会矛盾。Peter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914,p.441。
    （33）Hansard, HC Deb,12 May 1846,vol. 86,cc423—4,430,432
    （34）Hansard, HC Deb,15 May 1846,vol. 86,c.728.
    （35）Hansard, HC Deb,15 May 1846,vol. 86,cc.665—666,658.
    （36）Hansard, HC Deb,15 May 1846,vol. 86,cc.677,679,689.
    （37）1851年成为第14代德比伯爵。
    （38）1859年，皮尔派与辉格党、激进派合并为自由党（辉格党）。
    （39）Peter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914,p.439.
    （40）Peter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914,p.450.
    （41）John Davis, A History of Britain,1885—1939,London：Macmillan,1999,p.212.
    （42）刘成、刘金源、吴庆宏：《英国：从称霸世界到回归欧洲》，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