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管仲变法

    “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
    在宏观管制的战略思想下，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它的影响荡漾两千余年，迄今尤存，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齐桓公建议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征税，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据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把税收隐蔽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对抗。
    在具体的办法上，管仲给出了简单的七个字：“唯官山海为可耳。”--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是为盐铁专卖制度。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管仲对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
    铁的专卖也是一样。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管仲提倡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认为专营就是国营，多入歧途。
    比如盐业，管仲实行的是专卖政策，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由于控制了盐业的销售和产量，进而控制了价格，齐国的盐销售到国外去，可以抬高到成本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
    在冶铁业上，管仲实行的是国有民营。他首先严厉地强调了国家对所有矿山资源的垄断，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令宣布，只要一发现矿苗，就马上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敢于擅自开采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之后，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生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前提之下，管仲开放冶铁作坊业，允许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相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
    由政府控制资源所有权，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润，这就是后世非常流行的“资产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
    盐铁专营的政策，对后世政权产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它让中国从此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国家”。我们说“中国特色”，无此为过。
    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唯一的来源是税赋，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或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学派都无分歧。卡尔o马克思就曾言：“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即便在当代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中，这一定义也未有改变，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o诺斯便论述说，政府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在西方的法治意识中，从来强调公民的纳税人角色，从十四世纪开始，“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句格言在法国和英国似乎同样牢固地确定了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特别是在美国，直接把商品价格与消费税分列出来，让你买一杯咖啡都意识到自己在纳税。可是在中国，统治者更愿意“寓税于价”。陈寅恪曾说中国的统治术中有“诈术”的成分在里面，管仲那句“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便是最好的印证。
    从“管仲变法”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则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也衍生出一个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在这种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政府则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这种制度一旦形成，民营企业集群就被间夹其中，进退失措，成为被博弈的对象。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迄今未变，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鼓励消费的异端思想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以倡导节俭为正途，这显然是长期短缺经济的必然产物。然而管仲却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
    管仲的这一论述曾经迷惑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学者，很多他的信奉者言及于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顾左右而言它，要么百般替管仲声辨。直到近世，历史学家郭沫若才给予了合理的解释。郭氏认为：“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就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的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管仲本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享乐主义者。孔子说他的奢侈堪比国君――“其侈逼上”，《史记》说他“富拟于公室”。《韩非子》和《论语》等书还记载，齐桓公把齐国市租的十分之三赐归于管仲。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侈糜的推崇，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在《管子o乘马数》中，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增加人民的就业，尤其要雇佣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增加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增加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德诸国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联升的考据，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989－1052年）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以商止战”与和平称霸
    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
    “止战”--防止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是治国的第一要义。后世思想家提出过很多“止战”的主张，如墨家、道家提倡“以农止战”，法家是“以战止战”，儒家是“以仁义止战”，明清两朝是“以闭关锁国止战”，及至晚清时，魏源、郑观应才重又提出“兵战商战”之论，凡此种种都不同于管仲的“以商止战”。所以，管仲在思想史上的面孔非常模糊，以至于少为人所知。
    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他以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非常出名的那句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后世常常引用此言，却不了解它的真正内涵。
    在诸国中，齐国是食盐、冶铁以及丝绸三大产业的输出国，是税率最低的自由贸易区，是粮食产销最稳定的国家。管仲的经济改革，从本质上来说是中产阶级的胜利。
    就国际事务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国际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国际均衡。
    齐国因经济改革成功而坐拥最强之国力，它有三万装备精良的军士，是当时无人敢于争锋的兵力，管仲却没有用它去征伐四野。终齐桓公一代，只灭过谭、遂两个小国，甚至当宋、郑等邻国发生了内乱之后，管仲还设法帮助其君主复国。
    齐桓公曾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俨然成为诸国的盟主，《史记》说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也就是九次召集各国诸侯到齐国开会，每次会盟，除了炫耀国力之外，重要的内容就是以霸主身份统一各国的关贸税赋。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七年），齐国会盟各国诸侯，达成关税协定，市场交易的税赋为百分之二，进出口关税为百分之一。第二年，再度会盟诸侯，规定与会各国要修建道路，划一度量标准，统一斤两称数。管仲的这些做法，好比是在创建一个区域经济的关税同盟体，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游戏惯例。
    当齐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协时，管仲似乎更乐于用商战的办法来削弱其他国家的势力。在《管子o轻重戍》中便记载了一则十分精彩的案例--
    鲁国和梁国都是东方的大国，特别是鲁国，向来与齐国并称“齐鲁”。鲁、梁两国的民众擅长织绨，这是一种色彩光亮、质地丝滑的丝织品，用它裁剪而成的衣服是当时最高档的服装。管仲就恳请齐桓公带头穿绨衣，还让他的左右侍从也同样跟随。很快，穿绨织的衣服成了齐国上下的时尚。虽然绨的需求量猛增，供不应求，管仲却不允许本国人生产绨织品，而是一律从鲁、梁国进口。管仲召集这两国的商人，对他们说：“你们为我织绨十匹，我给你们三百斤铜，如果织了百匹，我就给三千斤铜。这样一来，你们两国即使不向人民征收赋税，财用也足够了。”
    鲁、梁两国果然中计，在政府的鼓动下，民众纷纷从事绨的纺织，农事因此荒废。一年多下来，粮价暴涨。到了这时，管仲下令关闭与鲁、梁的通商关口，不再进口一匹绨布。两国经济顿时崩溃，难民纷纷涌入齐国，管仲顺势让他们去开拓齐国的很多荒地，反而促进了农业的生产。鲁、梁从此一蹶不振，鲁国的国君不得不亲自到齐国去纳币修好。
    管仲还曾用同样的手段制服过莒国和莱国。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商战案例，管仲无疑是利用了“国际”贸易中的供求关系，其手段之高妙和狠辣，迄今仍让人叹服。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凯恩斯”
    中国历代首相级官僚，商人出身者非常罕见，仅先秦管仲、元朝阿合马、镇海和桑哥、民国宋子文和孔祥熙诸位。
    管仲很长寿，活到80多岁，他早时潦倒，盛年治齐，四十载而成霸业。在公元前7世纪，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地区仍然处于荒蛮时代，中国却能诞生这样的经济大师，实在算是一个奇迹。他重视制度建设，思想务实，以发展经济为治理主轴，所涉及的众多经济命题，如产业政策、财政税收、价格、消费、国际贸易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治国范畴，这位没有上过一堂经济学课程、屡次创业失败的商人无疑是一位无师自通的经济天才。细数其经济政策便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一位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视之为两千年多年前的“中国凯恩斯”。
    管仲治齐有三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其一，通过价、财、税整体配套改革，第一次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其二，他所提出的盐铁专营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一直影响到今天；其三，管仲治理下所形成的齐国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
    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
    第一，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
    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著称，所以，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以及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论语o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他的众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经典儒家的抵制，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赋薄徭”，三是“克己仁义”。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
    在这个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谋杀”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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