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述评

摘要：近年来，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不仅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公平，而且还制约着消费水平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的研究文献，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宏观经济效应相关问题认识。
    关键词：国内外，劳动收入份额，经济效应

一、国外研究现状
    
    1.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经济(总需求)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总需求产生正影响，则该国需求体系属于工资领导型(wage-led)，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总需求产生负影响，则该国需求体系属于利润领导型(profit-led)。Bowles and Boyer(1995)是第一篇在Bhaduri-Marglin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献。他们通过建立储蓄、投资和净出口的单方程估计模型，利用1961—1987年美国、英国等的数据，研究发现英国和美国属于工资领导型，而法国、德国和日本属于利润领导型。该模型的应用为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但在计量经济学方面却存在一些不足。同时，作者把就业人数比例作为产能利用率的指标，这对于具有持续高失业率的欧洲国家，可能是一个误导性的指标。Gordon(1995a)在VAR模型中，对各种外来冲击进行模拟，估计了美国收入分配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Gordon(1995b)对此模型进行了扩展，使其能够更好地反映外部经济的影响，同时探讨了美国收入分配对总需求的影响，得出了1955—1988年美国属于利润领导型。Stockhammer and Onaran(2004)也建立了一个包含资本积累，产能利用率，利润份额，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等变量的VAR估计模型。结果得出，失业是由商品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对需求和就业的影响很小，技术进步使收入分配逐步从劳动收入转向利润。Onaran and Stockhammer(2005)运用类似的模型对土耳其和韩国进行了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Hein and Krämer(1997)和Hein and Ochsen(2003)以Marglin and Bhaduri(1990)提出的模型为基础，建立了针对封闭经济的估计模型，把利率作为外生变量，并通过储蓄函数和投资函数对利率的灵敏度阐述了各种积累制度。Stockhammer，Onaran and Ederer(2007)、Ederer and Stockhammer(2007)、Naastepad and Storm(2007)、Eckhard Hein and Lena Vogel(2008)及Stockhamme and Ederer(2008)建立了后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研究了相关国家收入分配与经济总量的关系及积累制度。他们都得出相似的结论，即如果考虑国外贸易分配的作用，工资领导型的国家可能会转变为利润领导型，国际贸易对国家的需求体系有着重要影响。
    2.考察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Batini，Jackson and Nickell(2000)在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假设基础上，研究了英国过去三十年劳动份额变动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收入份额与通货膨胀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劳动收入份额每增加1%，通货膨胀率则相应地上升0.16%，这对于当时预测通货膨胀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Woodford(2001)也认为劳动收入份额与通货膨胀率高度相关，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会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因此当劳动收入份额增加时，中央银行应该提高利息率来应对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率的上升。然而，Rudd and Whelan(2002)对Woodford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他们研究得出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关性很弱，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不存在必然联系。
    3.考察劳动收入变动对就业的影响。Stockhamme and Onaran(2004)运用经验分析的方法，建立并检验了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是由资本积累，产能利用率，利润份额，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构成)。他们用此模型估计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情况，得出收入分配对就业基本没有影响。然而，Karanassou and Sala(2010)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通过假设一个镶嵌工资和就业方程，保持工资关于生产率的单一的长期的弹性不变，选取了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过1960—2008年期间的数据，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对就业的影响，证明了在长期，由于摩擦性增长(也即动态工资和生产率增长的相互作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了劳动份额。根据这个结果，他们提出了一个改进的劳动力需求方程，研究得出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对就业有着显著的影响，是就业的有效驱动力，所以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从以上实证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采用不同的数据、模型及计算方法，选取不同的因素，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完全相同的。
    二、国内研究现状
    
    1.劳动收入份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蔡昉(2006)首先关注劳动收入份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指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而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将导致收入分配不均。他指出，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将可能诱发和激化社会矛盾，这样将会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伤害。赵俊康(2006)认为劳动收入分配比例的下降是因为技术进步、资本对劳动的相对价格下降和市场需求不足。劳动收入分配比例的下降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保障财政负担加重以及劳资冲突加剧等社会问题。他认为，使用节约资本的技术，改善市场环境，调整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协调劳资分配须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劳动收入分配比例的下降。
    2.劳动收入份额对储蓄的影响。李杨和殷剑锋(2007)探讨了劳动收入份额对储蓄的影响。他们通过对1992—2003年中国居民、政府、企业三个部门的储蓄率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将会导致部分居民收入被转移为企业部门的利润和政府的收入，这样将造成居民储蓄下降、企业储蓄上升。
    3.劳动收入份额对需求和总产出的影响。黄乾和魏下海(2010)关注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对国内需求和总产出的影响效应。他们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应用面板数据协整分析方法，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国内需求体系属于工资领导型，提高劳动收入比重不仅有利于居民消费扩张，而且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与Kujise等人(2005)对中国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4.劳动收入份额对消费的影响。邹红等(2011)研究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对消费的影响，认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缓慢最根本的原因。他们采用了动态GMM估计方法，利用中国1990—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重点检验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对消费的影响。
    三、简评
    
    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已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它通过影响消费、需求、就业、收入差距等方面，对国家的经济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国外现有文献中，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对国家需求、通货膨胀及就业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由于实证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方法、假设不同，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对各个国家的总需求变化、通货膨胀和就业的影响并未达成共识，也未得出具有权威性的估计模型。而在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经济效应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还有待深入。国内外关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经济效应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作者简介：陈燕凤(1986-)，女，广东揭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劳动力市场研究。

参考文献：
    
    [1]Bowles, Boyer, 1995, “Wages, Aggregate Demand and Employment in an Open Econom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Epstein, G. A. and H. M. Gintis(Eds.), Macroeconomic Policy after the Conservative Era: Studies in Investment, Saving and Finance ,89-9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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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ordon, David, 1995A,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the Rules of the Game: Social Structuralist Macro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Economic Policy”. In Epstein, G. Gintis, H. (Eds.), Macroeconomic Policy after the Conservative Era. Studies in Investment, Saving and Fin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Gordon, David, 1995B, “Putting the Horse (back) before the Cart: Disentangeling the Macro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Epstein, G., Gintis, H. (Eds.), Macroeconomic Policy after the Conservative Era: Studies in Investment, Saving and Fin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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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Hein E., Vogel L., 2008,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Reconsidered: Empirical Results for Austria, France, Germany, the Netherlands, the UK and the US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forthcoming).
    [7]Naastepad, Storm, 2007, “OECD Demand Regimes (1960-2000)”,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9(2):21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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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Stockhammer E, Onarano, Stefan Ederer, 2007, “Func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aggregate demand in the Euro are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forthcoming).
    [11]Woodford, Michael, 2001, “The Taylor Rule and Optimal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232-237.
    [12]蔡昉.实现最大化就业是社会和谐的经济基础[N].文汇报，2006-10-24.
    [13]蔡昉.探索适应经济发展的公平分配机制[J].人民论坛，2005，(10).
    [14]李杨，殷剑锋.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J].经济研究，2007，(6).
    [15]黄乾，魏下海.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10，(4).
    [16]赵俊康.中国劳资分配比例分析[J].统计研究，2006，(12).
    （作者单位：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