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劳动与刘易斯转折的国际经验及理论反思（下）

南亮进（Minami）及其合作者对日本经济的刘易斯转折进行了长期和持续的研究。南亮进将从刘易斯转折理论中推导出的濒临转折点时经济转型的特点与日本的经验证据进行了对比，综合多种方法，通过测算传统部门劳动边际产品、工资变动率、劳动数量、劳动报酬所占比重等方法，对日本经济达到刘易斯转折的时间进行估计。从传统部门劳动边际产品的变化来看，1874-1940年农业劳动边际产品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表现出较高的增长速度，1950-1963年达到8.2%。从传统部门工资率的变化来看，除去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价格下跌的年份（1919-1932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1894-1939年），实际工资率相当稳定，年复合增长率为0.74%。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观察到实际工资率稳定大幅增长，1951-1963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5%。从传统部门工资率和劳动边际产品的关系来看，真实工资率和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品的相关系数在1894-1940年为0.32，而1951-1963年为0.94，远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水平。从现代部门的劳动供给弹性来看，1904-1918年和1932-1936年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65和1.2，而1951-1960年间和1961-1963年间的弹性系数分别为1.2和0.32.这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的经济结构性变化和农业的现代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从劳动数量的变化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生存部门劳动数量十分稳定，1880-1910年和1910-1940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9%和-0.1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快速减少，1950-1955年和1955-1960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3%和-2.5%。综合以上这些分析，南亮进认为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了转折点。南亮进和大野（Minami and Ono）通过日本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李月考察了中国台湾20世纪50年代以来劳动边际产品与工资率的关系、劳动力转移以及收入差距的变化，认为中国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通过了刘易斯转折点。从边际劳动产品和实际工资的关系来看，1953-1967年中国台湾农业实际工资与劳动边际产品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而1968-1978年两者相关关系显著增强。从劳动力转移来看，中国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城市化比率达到63%，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大幅提高。从收入差距的变化来看，中国台湾基尼系数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变大，至1968年达到顶点，随后开始逐渐减小。这些证据表明中国台湾通过刘易斯转折的时间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
    五、小结
    二元经济和剩余劳动理论作为分析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范式，虽然受到一些质疑和冲击，但仍然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梳理剩余劳动与刘易斯转折的国际经验，对于我国当前的刘易斯转折争论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第一，剩余劳动和非充分就业是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剩余劳动和非充分就业不仅是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和现代发达国家经济落后地区也广泛存在。因此，经济发展是长期的历史过程，提供稳定、高效和体面的就业机会是任何发展阶段都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非充分就业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普遍，更为严重，就业水平和质量的提高，需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
    第二，城市非正规经济也是剩余劳动的蓄水池，农业剩余劳动的减少或消失并不意味着刘易斯转折已经到来。正如大量实证文献表明的那样，剩余劳动和非充分就业不仅存在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在城市非正规经济中也大量存在，城市非正规经济成为储备剩余劳动、缓解就业压力的蓄水池。因此，仅仅考察农业部门和农村地区剩余劳动的减少和消失，不能作为整体经济超越刘易斯转折的直接证据。城市非正规经济就业比例和规模的下降，也是刘易斯转折到来的重要标志。
    第三，刘易斯转折的判断需要综合使用多种方法。作为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刘易斯转折有一系列的理论推论，任何一种推论的结果都难以作为判断实现转折的唯一重要的证据。因此，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如农业边际产品的变化、实际工资水平的变化、工资收敛、收入分配状况等，判断刘易斯转折是否已经到来。
    第四，在刘易斯转折的早期阶段，依据不同方法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刘易斯转折对不同变量的影响、传导机制和影响方式都有所区别，因此，对于是否超越了刘易斯转折，依据不同的方法，可能会得出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判断。当前对于中国刘易斯转折的实证研究，之所以会有较多的争议，可能正是因为我国当前还处于刘易斯转折的初始阶段，或者仅仅是迫近转折点，由此才会出现相互矛盾的证据。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市场的发展，这些证据有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趋向一致，对刘易斯转折时间的判断也会更加准确。
    参考文献：
    [1]郭金兴.剩余劳动的理论发展、估算方法与中国经验.中国农村观察，2008，（5）.
    [2]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07，（3）.
    [3]蔡昉.刘易斯转折——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 W. A.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d of Labor[J].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954， 22 （2）。
    [5] W. A.Lewis. Reflections on Unlimited Labour[J].Discussion Paper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Project of Woodrow Wilson School，Princeton University，1968，（5）。
    [6] P.N.Rosenstein-Rodan.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J].The Economic Journal，1943，53（210/211）。
    [7] Wilbert E.Moore.Agricultural Population and Rural Economy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Europe[J].The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1944，22（3）。
    [8] R.Nurkse. 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
    [9] J.S. Uppal. Measurement of Disguised Unemployment in Punjab Agriculture[J].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67，33（4）。
    [10] Warren C. Rohbinson.“Disguised”Unemployment Once Again： East Pakistan，1951-1961[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69，51（3）。
    [11]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2] Amartya K. Sen. Surplus Labour in India： A Critique of Schultz's Statistical Test[J].The Economic Journal，1967，77（305）。
    [13] Jeffrey G.Williamson.The Historical Content of the Classical Labor Surplus Mode[J].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Review，1985，11（2）。
    [14] Thomas T.Williams，Robert B. Glasgow. Developing Estimates of Economic Underemployment for the Rural Labor Force of Seven Southern States， American[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68，50（5）。
    [15] Gustav Ranis，John C. H. Fei.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1（4）。
    [16] Michael P. Todaro.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1）。
    [17] John R. Harris，Michael P.Todaro.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60（1）。
    [18] William J. House.Nairobi's Informal Sector： Dynamic Entrepreneurs or Surplus Labor[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84，32（2）。
    [19] Hassan Y. Aly，Michael P.Shields. Privatization and Surplus Labor in the Egyptian Textile Industry[J].Economics Letters，1999，（63）。
    [20] Leif Jensen，Tim Slack.Underemployment in America：Measurement and Evidence[J].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2003，32（1/2）。
    [21] Moo-Ki Bai.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Korean Economy[J].The Developing Economies，1982，20（2）。
    [22] Ryoshin Minami.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8，83（3）。
    [23] Ryoshin Minami， Akira Ono. Behavior of Income Shares in a Labor Surplus Economy： Japan's Experience[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81，29（2）。
    [24]李月.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与挑战——对台湾20世纪60-70年代经济政策的分析及借鉴[J].财经问题研究，2008，（9）.
    [25]李月.台湾经济发展中刘易斯转折点的形成及其应对策略[J].台湾研究集刊，2009，（1）.

作者简介：郭金兴（1976-），男，河北枣强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宋蓉蓉（1987-），女，山东聊城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