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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上述分析表明，当本地社区无法完全提供三亚旅游发展所需的高素质员工时，大量引入外来精英是开发商积极倡导的一种理性对策，此时决定本地社区是否会被边缘化的关键既不是开发商的“仁慈”与“良心”，也不是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摩擦和对抗，而更多地取决于政府的政策设计及其实施效果。有研究表明，尽管政府制定某项政策的初衷只是针对单个领域或特定主体，但实施时却有可能对其他领域和主体产生外部性影响，而且不同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也有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复杂效果[14]，三亚本地社区的边缘化发展就是复杂效果的一种表现形式。
笔者的跟踪研究表明，近20年来影响三亚发展的政策架构主要有两大特征——经济发展上积极推行“投资拉动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而在公共管理领域则以对医疗、教育与住房等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改革为主。那么，这样的政策环境到底对本地社区的现代化发展有何影响？外来精英迁入与特定政策环境谁才是导致本地社区边缘化发展的主因？本文拟采用公共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法对此进行探索，基本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此外，为了更直观地描述特定政策对“本地人—外来者”关系结构的微观影响，本文从32户调查样本中选取了6个典型个案，按照年龄、性别等人口学特征和初始职业状态相近的原则配对成3个“本地人—外来者”对照组，并从职业经历、生活空间与社交网络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5.1粗放型经济政策导致了外来者与本地人在就业市场上的“分离均衡”
尽管三亚拥有世界级滨海旅游资源，但政府财政投入能力却严重不足，1987年升格为地级市时年财政收入仅1791万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足1亿元④。在此背景下，政府的初始最优决策是粗放型经济政策模式，即通过在土地批租、项目审批与招商引资等方面的特殊优惠政策，来实现“大项目、大投资、大市场”的发展思路。
过去20年中，三亚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如2005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约50亿元，对GDP贡献率为58.6%，直接拉动经济增长7.68个百分点，而到了国际旅游岛建设开始的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高达305.24亿元⑤，增幅之大居全国前列，前任市委书记江泽林曾明确指出，“三亚是典型的投资拉动经济”。但值得注意的是，粗放型经济政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来精英的卓越表现，本地居民的人力资本贡献并不突出，尤其是当旅游企业有条件持续获得外来精英补充时，本地居民习得和转换职业技能的机会将不断减少，难度也越来越大。
案例1：吴姐（本地），女，29岁，某四星级酒店仓管员；陆经理（外来），女，31岁，某度假村部门经理
两人曾在2002年前后共事于大东海同一家酒店。当时吴姐是全村唯一应聘成功的，被安排在中餐厅做服务员，而陆经理在前厅任接待员，两人职级相同，收入相近。但此后两人的职业发展轨迹出现了很大差异，一方面，吴姐在餐厅服务岗位上连做5年，一直寻求晋升而未果，原因与自身初中肄业学历有关，而且几次培训考核都只是勉强通过。婚后生子在家休养两年，再回酒店时已雄心不再，“现在有好多大陆来的中专生、大学生，单位不会再花力气培养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本地人），能有份工打、有钱拿就可以了”，所以她坦然接受了酒店指定的保洁工作，对后来调去物料仓做管理员更是心满意足；另一方面，陆经理因为有中专文凭，加之性格开朗、善于沟通，不到4年的时间里先后升至前台领班、团队接待主管和大堂副理。后随丈夫跳槽至海口金海岸大酒店，同时在海南大学攻读旅游英语成人大专，前年再度返回三亚被聘为某度假村（五星级）前厅部经理，“我有自己的规划，准备今年报考海大的MBA，争取35岁以前做到总经理”。
案例1说明外来精英迁入客观上减弱了企业培训本地员工的动机，也减少了本地人通过“干中学”提升职业技能的机会，这势必会进一步拉大本地人与外来者的知识技能差距，由此造成二者间的“知识技能差距——发展机会差距——更大的知识技能差距”互动循环。这种互动循环一旦形成，将不断升级演进，直至达成双方在就业市场上的“分离均衡”——一方面，企业对外来精英的依赖不断增强，并逐渐形成对本地人的“就业歧视”；另一方面，本地人的就业竞争意愿越来越淡薄，并依次退出对高收入工作的争夺。
5.2市场化公共政策导致了外来者与本地人在社会生活空间上的“分化隔离”
为应对大量外来人口迁入和每年近千万游客带来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财力匮乏的三亚市政府在住房、交通、教育与医疗等公共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基于价格杠杆的市场机制逐渐成为基本的公共资源分配机制。
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对本地人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住房改革。为了处置“泡沫经济时期”留下的大量闲置房地产，吸引高素质人口前来落户，并获得稳定税源，三亚在2000年前后连续出台了多项投资与购房入户特惠政策。由于在我国现行的公共政策框架下，住房与户籍是多数公共产品的配置依据，好学校、好医院与好环境等优质公共设施会逐步向高价商住区集聚，因此三亚很快就形成了社会生活空间的层级式块状分隔格局，而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就成了本地人与外来者在社会生活空间上分隔的主要原因。
案例2：符师傅（本地），男，38岁，旅游黑车司机；老胡（外来），男，40岁，私营业主
符师傅1998年买了台二手面包车，赚了些钱后在和平街老城区买了套二手房，全家从崖城老家搬了过来。后来出租车越来越多，打击黑车力度越来越大，收入越来越不稳定，尤其是近几年物价飞涨，全家人每月吃饭要花去他大半收入，加之“女儿在这边读初中要交3万元借读费，老妈在这边看病打针也好贵”，所以2010年年底将房子以月租1500元放出去，全家搬回了崖城老屋，“这里肯定没城里好，外面也乱，女儿不愿意来，但总算是能读得起书、看得起病了，那边的房租收下来还能存一点应急钱”。
相比之下，来自河南的老胡日子则惬意得多，他2002年来三亚帮堂兄开夜班出租车，后来堂兄和其他亲友借钱给他买了台的士，“那是我的第一桶金，还完钱后又给老婆开了个小吃店，前两年炒房也赚了些钱”。现在老胡已经换了三次住房，小区的环境越换越好，周边幼儿园、医院、会所与超市等一应俱全，每逢周末全家人都会先去会所游泳，然后驾车出去吃饭，再到明珠广场或解放路步行街购物，“算是熬出来了，想想刚来时和堂哥一起在城中村里租房子，跟现在真的是没法比啊”。
案例2描述了消费支付能力差距与公共产品市场化配给促使外来精英与本地原住民在生活空间上逐渐分隔开来的典型过程。对于外来精英来说，他们凭借高收入占有了地段与环境更好的优质生活空间，而高收入人群集聚又会吸引更多商业服务设施进入，并带动房价与生活成本上涨，从而将低收入的本地居民逐渐排斥在外；与此同时，本地居民在劣质生活空间上的集聚也存在类似加速机制。一方面，低收入者比例高会降低区域的公共服务质量，引发治安恶化、低教育以及疾病流行等问题；另一方面，这些问题使本地精英千方百计跳出去，最后滞留下来的都是没有能力离开的本地弱势人群[15]。
5.3粗放型经济政策与市场化公共政策的交互作用机制建构了基于籍贯与财富双重标准的社会分化现象，进而导致了本地社区的边缘化困境
粗放型经济政策导致了外来精英与本地居民在就业市场上的“分离均衡”，而公共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又使二者在社会生活空间上“分化隔离”，但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两种分化趋势之间还存在彼此强化的交互影响——当双方因就业机会差距而收敛于不同的职业阶层时，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从而使价格机制主导的生活空间分化加剧；另一方面，随着外来精英加速集聚于优质生活空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断扩张的社会网络将给他们带来比本地人更多的发展机会。
案例3：陈老板（本地），男，45岁，抱罗粉店业主；黄总（外来），男，36岁，连锁餐馆大股东
陈老板夫妇先后开过椰子摊、海鲜排档和本地菜馆，目前经营一家30多平方米的抱罗粉店，“没有背景啊，生意越来越难，越做越小”。在分析经营惨淡的原因时，他回答“本来海鲜排档生意不错，结果政府盖酒店全拆了，后来开餐馆，借不到钱装修，也没有公家单位熟人带业务，只好关门了”，“旅游团队？别想了，那都是海口直接下来的，导游都是外地人，搭不上关系啊”，言语间他不止一次抱怨自己的亲朋好友与邻居都帮不上半点忙。
与陈老板的失意相反，黄总从吉林南下三亚后颇为顺利，最初专做旅游团“团餐”生意，后来觉得回扣点太高，在一位领导（老乡）的建议下改作东北餐馆。由于投资上百万元，政府一路绿灯，场面非常气派，加之当时东北籍新移民数量猛增，“光是我住的小区里就有好多老乡，他们一有朋友来旅游，就到我这来吃饭”，因为生意出乎意料的好，所以一口气又连开了3家，“后来的新店都是和老乡合伙的，我出资金和管理占大头，他们出钱出关系”，“说实话，在这里做生意比在吉林容易，老乡忒多、忒给面子，每次同乡聚会后店里就会多上好多回头生意”。
案例3表明三亚的外来精英与本地居民已经分属于边界鲜明的两大社会群体，社会权力竞争格局也正在由个体间竞争演变为外来精英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群体竞争。一方面，来自不同地域的外来精英广泛结交同类，逐渐形成了基于分工互惠关系的“有机团结”社会网络；另一方面，逐渐回归或长期生活于本地社区的原住民则主要依靠自然感情与集体意识来维系传统的“机械团结”社会网络。这两大社会网络之间的竞争既是基于籍贯与文化背景的竞争，也是基于财富与经济利益的竞争，而在这两大网络的竞争中，按照现代分工经济的一般规律，“有机团结”社会网络会比“机械团结”社会网络更具有竞争力[16]。
综上所述，外来精英主导三亚旅游发展的可能性正在不断上升。此时本地居民最常见的两种对策是，或主动退避，集聚于低端就业领域，从而沦为现代化发展的配角；或在“法不责众”心理驱动下进行非理性群体抗争，但无论哪种做法都很难争取到更多发展机会，也无法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
6结论
本文以三亚旅游业为例，考察了精英劳动力迁入对欠发达地区原住民的影响，并从政策交互作用视角解释了本地社区边缘化困境的成因。研究发现：①精英劳动力迁入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欠发达地区居民的就业替代竞争，其结果有可能导致经济不断发展而本地居民却被不断边缘化的现代化困境；②尽管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困境与外来精英迁入有一定联系，但困境形成的关键原因是经济发展政策与公共政策的交互作用导致了“外来者—本地人”社会关系结构的不均衡发展；③粗放型经济政策很容易导致对外来精英迁入的过度依赖，客观上延缓原住民的职业技能转换进程，从而使本地社区逐渐集聚于低端就业领域；④市场化公共政策虽然可以缓解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压力，但也有可能使外来精英与本地居民之间出现社会生活空间的群分与隔离趋势；⑤粗放型经济政策与市场化公共政策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其循环演进将逐步拉大外来精英与本地居民的发展机会和社会权力差距，最终导致本地居民的边缘化困境。
本文的主要政策启示是，如果欠发达地区政府一开始就将外来精英界定为“启蒙者”或“领路人”，而不是“应急者”、“替代者”，本地居民的职业技能转换将更充分，从而能有效遏止双方在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上的分化趋势。比如说，2000年前后三亚市政府应该加强对个体餐饮与出租车等行业的市场监管，积极干预外来劳动者强势替代甚至驱逐本地人的恶性竞争现象。此外，当外来劳动者与本地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时，应避免将这种差距映射到公共产品领域，如按“小杂居、大融合”原则进行城市规划，使每个区域的住户类型与公共资源分配相对均衡，尽量减少在郊区成片开发拆迁安置房与政府保障房。
由于粗放型经济政策与市场化公共政策并行是现代化困境的制度性成因，因此有必要在更大尺度范围内统筹规划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避免同质化竞争下的招商攀比和精英劳动力依赖，为本地居民的职业技能转换赢得足够时间与机会；此外，在进行公共政策的市场化改革时，应注意公共产品市场的脆弱性与不确定性，预防打击社会游资的恶性炒作，避免不同收入阶层在生活空间上的分化隔离，尤其是避免低收入人群聚居的“贫民窟”趋势。
①资料来源：《三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资料来源：《三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③资料来源：《三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④资料来源：《三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⑤同上。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费（3161106）和广东省社科基金（GD11CGL09）资助。[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tom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to RAO Yong）（No.3161106）and Guangdong Planning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Funds（to RAO Yong）（No.GD11CGL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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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