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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一)数据说明
本文利用2002-2007年我国30个省区的经济数据(不含西藏)分析了国际生产分散化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由于西藏缺失数据较多，所以不包含在样本中。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与国研网。下面对所涉及的主要统计指标进行说明：
劳动收入份额(LS)：对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计算有两种方法，一是不考虑政府收入即间接税，适用于只针对劳资分配问题的研究，因为间接税最后由政府征收，不能作为企业的收入，在计算劳动收入份额时，应该选择剔除间接税的基本价格法增加值为计算基础，另一种方法则把政府视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应把间接税作为资本收入的一部分。考虑到近年来我国政府收入比重不断提高，可能已成为劳动收入比重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采用后一种方法来计算劳动收入份额，其计算方法是用劳动者报酬除以用收入法统计的GDP。
国际生产分散化(Out)：目前文献中对国际分散化程度的度量较为常用的有三种方法：零部件贸易度量、垂直专业化比率与加工贸易度量。前两种方法缺乏省级细分数据，本文采用钱学锋、陈勇兵(2009)与姚萍、程盈莹(2011)利用加工贸易占总贸易额比例来度量国际生产分散化程度，具体来说，本文用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加工贸易进口设备、出料加工贸易与出口加工区进口设备五种贸易方式的出口总额占出口总额的比例来度量过分散化程度。
资本-劳动比(Endow)：资本-劳动比为资本存量与劳动的比值。现有统计资料没有提供我国各省份资本存量数据，本文沿用较为成熟格德史密斯所开创的永续盘存法的基本原理，得到关于资本投入量的估算基本公式为：K(t)=K(t-1)(1-δ+I(t)。将该公式进一步变形，可以得到：K(t)=K(t-1)+I(t)-K(t-1)δ。按照单豪杰(2008)所确定资本基年资本投入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P、当年投资I的取舍以及折旧额或折旧率测算资本存量估算数据。而劳动力数据为各省从业人员数量。
人均受教育年限(Edu)：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测度目前各种方法都不成熟，但被广泛使用的有三种方法：劳动者报酬法、投入角度法、受教育年限法。前两种方法或由于科学依据不足或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实用性不强。因此本文使用受教育年年限法测度。以2002—2008年各省劳动力从业人口中受教育程度构成的百分比为权重，对受教育年限进行加权平均。受教育程度则根据受教育年限进行估算：文盲半文盲为0年，小学程度为6年，初中程度为9年，高中程度为12年，大专以上程度为16年。
市场化程度(Market)：本文采用樊纲和王小鲁(2007)主持测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方法来衡量市场化程度。他们从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方面，构建反映市场化进程的指标，借助主成分分析法生成各指标的权重，加权计算各地区市场化的总指数，对各省区的市场化程度测算比较全面，能够较为客观的反映我国市场化程度的现实。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衡量本文采用各省年各省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当年名义GDP的比重来标识。
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金融发展程度的度量指标目前较多，有货币存量对GDP比率、金融机构信贷比率(信贷存量对GDP比率)、经济证券化比率(股票和债券的市值与GDP的比率)、贷款存款比率等许多指标衡量，考虑到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核心金融机构的现实，我们选取“贷款余额占名义GDP比例”指标来衡量我国金融发展程度。
政府干预水平(Gov)：本文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水平。
(二)计量模型的设定
国际生产分散化对一国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效应是较为复杂的，一方面若本国在要素禀赋不够高的情况下承接了资本密集型商品的生产阶段，这将对本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若本国承接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密集型阶段这无疑将造成本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因此，在设定模型时我们分别考虑外包水平(ExpOut)、要素禀赋水平(LnEndow)与交叉水平(OutEnd)。在图3中，我们将一个省份的外包水平与其劳动收入份额联系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国际生产分散化程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呈现简单的负相关性。因此，外包水平效应预期为负，在未达到要素禀赋门槛值时要素禀赋水平预期效应为负，而在前两种效应为正的情况下交叉效应预期为正。
图3 国际生产分散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相关散点图
外商直接投资的生产率异质效应通过其技术溢出效应与竞争效应将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产生影响(Bruno Decreuseyand，Paul Maarekz，2010)。各国的资源和要素的禀赋决定了其吸引外资的类型，劳动密集型企业通常选择投资于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而资本密集型企业则更可能选择投资于资本要素充裕的国家(邓宁，1988)。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FDI)使东道国中要素相对充裕的部门进一步扩张，因此，FDI应当能够提高该充裕要素的产出弹性和收入份额。但实证中这一理论却无法解释中国的现实。罗长远和张军(2009)认为地区间在招商引资的竞争可能是资本谈判能力被强化的重要因素。由于地方政府将低劳动力成本和低劳动保护作为招揽投资者的必要手段，使资本谈判能力上升，并弱化劳动力的谈判地位。这无疑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市场化水平一方面反映了产品市场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反映了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尤其是反映了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影响程度。国有企业为保持社会稳定雇用过多的劳动力，作为一种政府给予的补贴，国有企业可以较易从国有银行取得贷款以维持经营(Brandt and Zhu，2000)。随着国有企业力量在市场中的弱化，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的减小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回归市场影响。因此预期外商直接投资为负。
在回归中考虑人力资本、金融发展与政府活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Ferguson，1968；Lee，1970；Harrison，2002；Ortega，2002)，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人均受教育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政府影响水平变量来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
根据上文的分析，变量含义如表1所示，建立核心计量模型如下：
LSit=β0+β1ExpOutit+β2LnEndowit+β3OutEndit+β4ExpEduit+β5Financeit+β6Marketit+β7Fdiit+β8Fdi2it+β9Govit+εit (1)
四、实证结果及讨论
计量分析结果见表2。由于各省情况各有不同，可能存在不随时间改变而变的遗漏变量，可根据个体效应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而区分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对模型进行估计。对估计模型的选择问题通常采用豪斯曼检验的方法决定。由表3中对五个回归结果的豪斯曼检验结果，豪斯曼统计量均高于临界值，所对应的P值为0，因此认为对模型的估计应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另一方面，由于面板数据的特点，虽然通常可以假设不同个体之间的扰动项相互独立，但同一个体不同时期往往存在自相关，因此本文使用聚类稳健标准差来减弱此问题。在回归时，我们采用了逐步剔除不显著变量的方法，估计模型使用stata12.0，具体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方程1～方程5包括了全部变量的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明显优于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方程系数有系统性偏差。方程1包含了所有影响因素变量，方程2在其基础之上加入了外商直接投资变量的平方项，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中是否呈现“U型”变化。方程3在方程2的基础上进一步去除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并没有改变估计结果。方程4在方程3的基础之上去掉了不显著的政府干预水平变量，对估计结果没有显著的影响。方程5在前模型的基础上去掉了国际生产分散化与要素禀赋水平交叉项变量，对国际生产分散化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通过表2报告的几个结果，以及相应的检验，我们可以确认方程1所得到的结果是稳健的，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之上讨论实证研究发现。总的来说国际生产分散化对我国劳动份额的下降具有很好的解释力。这就说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与我国不断深入的国际生产分散化参与进程是相关的。具体来看，我们可以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因素作用结果总结如下：
(1)国际生产分散化参与规模的作用。我们发现，我国的要素禀赋水平逐步提高，伴随国际生产分散化程度的加深，我国作为劳动力要素丰裕国家仍较多地承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密集生产阶段，产业链结构逐步固化而未随之而转型，使得我国的要素禀赋水平处于一个过渡区域中，但产品结构却保持相对的稳定，这种动态调整的确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产生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我国要素禀赋水平逐步升高，一方面要素存量的变化本身将调整要素的相对价格水平，另一方面在经济起飞的过程当中，要素禀赋水平的变化将直接从边际上增加资本收入份额。此外，我国逐步提高的要素禀赋水平可能仍旧没有跨越要素禀赋的门槛水平，但已经超越了我国承接的外包产品的要素密集水平，导致即使我国承接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密集型阶段仍旧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但也正是因为我国要素禀赋水平的变化导致我国要素水平进入到锥形区域中，从而形成了我国在90年代之后才出现劳动力要素份额下降的现象，这很可能与要素禀赋水平的提高与国际生产分散化规模扩大有着密切的关系。
(2)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在模型1-模型2的估计结果均显示无论是显性关系还是U型关系均是不显著的，但这也可能是因为本文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水平而不是存量水平导致的。其次，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显著的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技术劳动力比例的增加不仅将改变资本劳动的相对价格水平，另一方面更提升我国承接外包产品的要素密集水平，从而促进我国产品链的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因此，劳动力素质的改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最后，我国的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却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起到负面作用。
（作者：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蒋为 李坤望 中国人民银行昌吉中支 蒋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