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旸：从潜在增长率看供给侧改革

    经济增长在长期看“供给”, 在短期看“需求”。具体来说, 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潜在增长水平。而在短期, 该国的实际增长率可能偏离长期的潜在增长水平, 出现高于或低于潜在增长率的现象。如果是前者, 通常还伴随通货膨胀和产能利用过高的问题;如果是后者, 则通常伴随着通货紧缩和产能利用不足的问题。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高于潜在增长率还是低于潜在增长率一直是专家学者争论的焦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将直接影响政府的改革和政策选择——是偏向供给侧改革还是偏向需求侧引导。
    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的区别
    潜在增长率是指, 经济增长所需的所有生产要素 (供给要素) 被充分利用的条件下, 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 一般称为潜在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由供给要素 (生产要素) 的增长率所决定, 供给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 (如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和改革都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途径) 。然而, 实际增长率则是由需求因素决定, 包括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主要取决于供给要素的变化所决定的潜在增长率水平。如果供给要素发生了趋势性的变化, 将直接影响潜在增长率, 进而实际增长率会从长期受到影响;然而在短期, 需求因素的波动直接影响实际经济增长率, 使实际增长率偏离其潜在增长率 (高于或者低于) , 但是长期来看两者趋于一致。
    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之间的逻辑关系
    首先,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是由长期的潜在增长率所决定的, 而潜在增长率又是由供给要素 (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 的变化所决定的 (如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引起劳动力供给变化和资本积累的变化, 从而影响长期的潜在增长率) 。长期来看, 实际增长率不会背离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实际上,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1%~2%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投入不再增加, 资本积累达到饱和, 最终导致其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很低, 由此决定其实际增长率不可能有更快的速度。但是, 在短期, 决定一个国家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是投资、消费和出口等需求侧的因素。例如, 在外需出口急剧萎缩的情况下, 即使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能够达到7%, 实际增长率也会低于这个水平。这是因为在需求急剧萎缩的情况下, 供给侧并不需要释放“足额”的产能就能满足这一需求, 表现在具体年份, 需求因素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实际经济增长率。因此, 即使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率趋于潜在增长率, 但在短期内, 经济增长率却有可能高于潜在增长率, 也可能低于潜在增长率。
    总之, 供给侧改革是要解决“有能力达到某一增长速度”的问题, 而需求侧的改革是解决“能否达潜在增长速度”的问题。当然, 需求侧的改革并不意味着“人为”拉高经济增长速度, 使经济增长速度高于潜在增速。这里的“需求侧”改革在经济转型时期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当我们谈到潜在增长率时, 并不涉及结构性问题。潜在增长率的概念中暗含了要素投入是同质无差异的, 其中并不考虑这些要素是投入了哪些行业, 强调的是一个国家潜在的总体生产能力, 正因如此, 潜在增长率不是一个统计数据, 而需要通过估算得到;然而, 在现实中, 特别是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 一些企业生产规模扩大, 而另一些企业生产规模会缩小, 甚至企业面临倒闭。在这个过程中, 一个国家的实际产能就会低于潜在的产能, 实际增长速度也会低于潜在增长速度。因为结构调整过程中的要素 (资本和劳动力) 配置是存在滞后性的。
    在经济转型期, 为了实现中高速的经济增长, 改革措施可以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入手。从供给侧来看, 供给侧改革主要包括提高人力资本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 人力资本可以看做是普通劳动力数量的倍乘, 提高人力资本等于增加劳动力供给, 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然而, 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改革减少那些阻碍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可以使要素自由流动, 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需求侧的改革目标有两个:一是调整产业结构, 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二是增加消费需求, 建立消费型社会。实现这两项目标, 可以使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潜在增长速度。具体可以从以下着手。
    第一, 调整产业结构, 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首先, 政府需要对新兴行业 (或服务业) 提供优惠政策, 使这类行业得到发展, 当服务业资本回报率高于制造业资本回报率时, 更多的资本将会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使得产能利用率达到其潜在的水平。其次, 政府需要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 解决由于经济转型期产生的结构性失业和再就业问题, 使劳动力投入要素能够得到充分利用。
    第二, 增加消费需求。如前所述, 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由投资、消费、净出口决定。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 投资和消费是提高实际经济增速的主要动力。然而, 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实际上对企业投资的带动作用有限, 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并不是拉动经济的可持续的方式。企业的资本投入总是趋向那些资本回报率高的行业。在经济结构转型期, 政府可以通过对新兴行业 (或服务业) 减税的方式增加这类行业的资本回报率, 从而帮助经济结构从产能过剩的制造业中抽离出来, 进而转向资本回报率更高的服务业。此外, 消费需求的增加可以直接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消费带动, 这也将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经历的过程,
    需求侧改革是实现供给侧改革红利的必要条件
    如前所述, 实际增长率在短期会偏离潜在增长率。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打破制度性障碍, 释放更多的生产要素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而使潜在增长水平有所提升。通俗地讲, 供给侧改革主要是解决一个国家长期的潜在增长“能力”的问题。但是, 一个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能否达到这一“能力” (潜在增长速度) 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的, 即是否有足够的需求可以充分释放这一“能力”。例如, 很多学者认为, 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 同时人口抚养比持续降低时, 这种特殊的人口结构将对供给侧的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积累产生正向的影响, 从而提升了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因此, 中国在过去30年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 首要的原因是其潜在增长率本身就能够达到9%~10%。类似地, 人口红利也出现在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但是, 一些具有相似人口特征的国家并非都能够实现人口红利, 这主要取决于在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 是否有足够的“需求”能够帮助释放这部分“潜力”。中国在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 也正是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时期, 由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所获得的贸易比较优势, 中国的外贸需求急剧增长, 从而决定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需求侧因素, 能够帮助中国的供给潜力得到释放, 从而实际增长率能够达到潜在增长水平。假设不存在对外贸易, 那么在中国的人口红利期, 即使能够获得高速的潜在增长水平, 但是由于需求不足, 也不能将潜在增长变为实际增长, 最终在人口红利窗口期, 带来的只能是更多的失业。实际上, 改革红利也是如此, 当我们从人口红利试图转向改革红利时, 主要的目的是想通过供给侧的改革使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得到提升。这只是解决了长期的供给潜力问题, 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较高的潜在增长率作为支撑, 要想获得高速的实际增长速度是不可能的。相同的道理, 要想最终获得供给侧改革所释放的改革红利, 必须有足够的“需求”能够帮助释放这部分改革红利。从目前来看, 在外需不足和投资饱和的情况下, 通过增加消费才能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
    在处理和看待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关系的时候, 需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 当短期内潜在增长率水平一定的情况下, 如果想“人为”通过经济刺激政策获得一个远高于潜在增长水平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可持续的, 这样只能带来通货膨胀并增加实体经济泡沫, 我们需要吸取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验教训。第二, 潜在增长率的提升并不一定意味着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同样会提高, 如果需求不足同样不能使潜在增长变为现实的实际增长, 此时不能通过需求释放的那些产能将带来更严重的失业问题。因此, 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 需求侧的引导也是同样重要的。从外需转向内需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
    总之, 如果说中国过去30年实现“人口红利”的基础条件是外贸出口, 那么在未来引导并建立一个消费型经济, 将成为实现供给侧“改革红利”的必要条件。建立消费型社会与供给侧改革是相辅相成的。
    文章出处：中国金融，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