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就业形势的几点认识

    摘要：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基本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已经从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剩余，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但“招工难”并不体现为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力短缺，而是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反映，是劳动力市场今后面临的长期性矛盾。总体上来说，“招工难”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具体反映，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应对。
    关键词：就业形势；招工难；农民工
    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我国历来都是就业压力巨大的国家，一直面临着近似无限劳动力供给压力，但这种情况正随着人口的转变而发生改变。我国目前虽然仍然处在劳动年龄人口增加的时期，但增加速度在逐步减缓，以15 岁至64 岁劳动年龄人口为例，在上世纪90 年代每年新增1500万左右；2000 年以后，每年新增不足1000 万；最近几年，只有几百万的规模，预计会在“十二五”末期停止增长。劳动年龄人口的这种变化趋势，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总体压力在不断减弱。
    我国城镇劳动力供给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形势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很快迎来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民工潮，转移步伐不断加快。不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带来农业就业劳动力的减少，在1990 年之前，农业从业人员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并在1991 年达到3.9 亿人的历史最高规模，此后，农业从业人数开始随着经济形势的波动而变化，表现为就业的“蓄水池”效应。
    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农业劳动力开始减少，表现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如1992 年至1997 年期间，农业劳动力平均每年减少850 万左右；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农业劳动力又开始增加，表现为劳动力从非农业向农业的回流，例如，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1998 年至2003 年间, 我国经济陷入困难时期，农业就业人数每年平均增加340 万人。2003 年后，情况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农业就业的蓄水池效应开始消失，农业就业以年平均1000 万人的规模持续减少，到2009 年，我国农业就业减少到2.97 亿人的规模，与1991 年相比减少了大约1 亿人。虽然目前农业仍然存在着剩余劳动力，但剩余的数量与过去相比已经越来越少。在农村劳动力不仅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而且也带来农业就业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近似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形势；而在农村劳动力在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的同时，农业就业人数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农村劳动力供给不再是无限的，而是进入了有限剩余的阶段。
    从需求方面来看，我国30 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从业人员数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 亿增加到2009 年的7.79 亿，尤其是2003 年以来，劳动力需求旺盛，2003年至2009 年年均创造非农业就业岗位1600 万，新增城镇就业年均1000 万左右。 如此强劲的就业需求与不断减弱的劳动力供给压力相叠加，意味着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基本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已经结束。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形势已经从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剩余。
    以结构性矛盾为特征的“招工难”呈常态化趋势
    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不断增加的劳动力需求不仅需要通过新增劳动力来满足，还必须通过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来满足，而且后者在满足劳动力需求方面的作用，正变得日益突出。自2004 年以来，招工难首先出现在沿海贸易加工企业，现在已呈愈演愈烈之势，尤其是今年春节过后，招工难已经从沿海扩大到中西部地区。对于日趋严重的招工难现象，有人认为，这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改变的必然结果，这一问题将会呈常态趋势。但也有看法认为，我国目前仍然面临着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的形势，“招工难”仅是一种短期的暂时现象，是企业用工模式和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模式之间不匹配造成的结果，企业的用工在一年四季是平稳的，而农村劳动力因为春节返乡，从而使得在春节过后的特定阶段劳动力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那么，应该如何认识目前的招工难现象呢？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招工难”确实反映了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客观事实。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经历了从民工潮到招工难的演变，民工潮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农民工的就业难，这是在2003 年之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现象，这个时期的农民工数量也不过只有几千万至一个亿的规模，而现在农民工的数量早已突破一个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2010 年，我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42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53 亿。在农民工数量如此大规模增加的情况下，竟然出现了招工难现象，这说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已经足以吸纳有外出就业愿望的农村劳动力，劳动力供求关系确实出现了根本性转变。
    其次，目前的招工难并不代表目前已经进入劳动力绝对短缺时代，更多地是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反映。从总量上来看，我国目前劳动年龄人口仍然处在增长时期，而且农村中仍然有接近3 亿人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供给的总量仍然充足。导致招工难的原因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国农民工的构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上世纪80 年代及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在目前1.53 亿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 万人，占58.4%。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提高，大多数不再“亦工亦农”，而是主要在城市从事二、三产业，不仅要求较高的工资，而且对工作环境和职业前景也有更高要求，已经不是有工作就干，而是希望找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
    二是城乡分割的制度体系，使得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不得不选择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流动，加大了招工的难度。我国目前按城镇常住人口衡量的城镇化率达到了47% 左右，而用非农业城镇户籍人数衡量的城镇化率只有33% 左右，这意味着我国目前有大约1.6 亿人虽然居住在城镇，但并不拥有城镇户口，无法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和住房保障，不得不随时做好返回农村的打算。无法长期真正融入城市，加大了农民工的流动性，也加剧了摩擦性失业的可能性，是企业招工难的制度性根源。
    三是劳动关系不稳定，劳动合同短期化。农民工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很低，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没有与单位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达到54.4%。即使已经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合同也存在着短期化趋势。由于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缺乏劳动合同的约束，不仅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保护，企业也失去了劳动力队伍的稳定来源，不得不每年都在春节后重新雇用新工人，这也是造成企业招工难的制度性原因。
    综上所述，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招工难”并不体现为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力短缺，而是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反映，不过，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并不是
    在短期内可以解决的，而是劳动力市场今后面临的长期性矛盾。
    “招工难”短期内不会削弱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
    随着企业招工难越演越烈，农民工的工资也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我国农民工工资长期以来处于偏低水平，并且增长缓慢。有研究表明，2004 年前，农民工工资几乎没有增长，但近来，农民工收入出现了较快增长。与2005年相比，2009 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由872 元提高到1417 元，年均增长12.9%。农民工工资的快速增长是否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成为很多人担心的问题。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短期内，我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不会因为农民工工资的上升而丧失。分析我国工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中国的低劳动成本优势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增强。这主要是因为总体来看，我国的工资增长水平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加强还可以从近几年国际贸易高速增长得到验证。1978 年以来，中国国际贸易持续增长，但出口总额直到90年代末期一直维持在占G D P20% 的水平，2002 年至2007 年则增长了1.4 倍，年均增长24%，其占G D P 的比重也攀升至37%。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资料，2010 年，全国出口达到15779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1.3%，其中，一般贸易增加36%。在一些人担心受农民工工资上涨因素影响较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如纺织、服装、鞋类的出口分别比上年增加28.4%、20.9%、27.1%。从外资的利用来看，不但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企业外迁或外资抽逃现象，相反，外资仍在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制造业部门。据统计，2010 年，制造业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达到11047 家，比上年增加13.1%，实际使用的外资额达到596 亿美元，比上年增加6%。这表明，农民工工资上涨并没有击垮外商对中国制造业的信心。但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不断下降， 从2002 年的47.8% 下降到2007 年的39.7%，这意味着我国劳动者的总体工资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低工资水平增强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为了获得更大竞争力，厂商又希望维持现有的低工资水平，其结果，工资增长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
    从劳动力的绝对成本来看，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普遍低于其他国家，具有非常强劲的国际竞争力。按汇率计算，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仅为英国、法国的5%，德国、加拿大的6%，美国、韩国和日本的7%，南非的20%，巴西、俄罗斯的50% ；同时，我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2008 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约为美国的17%，而且，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仍然在快速、持续增长，只要保持工资增长不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并不会被削弱。
    正确认识并应对“招工难”问题
    严格意义上来看，“招工难”并非“问题”，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利好。招工难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预示着经济发展成果有了更多地惠及劳动者的客观基础。招工难在给企业带来一定困难的同时，也给工人带来了“幸福”，意味着工人有了改善工作条件和待遇的机会。总体上来说，“招工难”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具体反映，对此，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应对。
    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在农村尚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造成招工难的关键原因在于农民工工资水平较低，所以，提高工资水平是缓解招工难的关键举措。同时，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利于缓解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而且还会缓解我国人民币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我国经济所以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劳动生产率保持了较快增长，而生产成本增加速度相对缓慢，其结果，我国经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内部和外部的结构性失衡，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加大，人民币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既可以通过提高人民币汇率水平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提高国内产品的生产成本来实现，而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受益者不同。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直接受益者是国外的生产部门和国内消费进口产品的群体，而提高工资的受益者则是国内普通的工薪劳动者。因此，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采取直接让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意味着更多地将利益输送到了国外，并不是一种可取的办法。因此，应对人民币升势的国际压力，应该从源头上来解决问题。造成我国人民币升值的根源主要就在于我国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增长相对缓慢，为此，我们应该把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作为应对人民币升值的重要手段，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在招工难逐渐呈现常态化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上升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趋势，这将会逐渐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积极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
    企业招工难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因此，积极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是现阶段缓解企业招工难的重要举措。农民工融入城市首先需要农民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一方面要求农民工自身必须提高素质，掌握市场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还要求在就业市场上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实现同工同酬；要求企业和农民工之间建立起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其次，农民工融入城市还必须让农民工拥有稳定的住所。在当前房价远远超出普通劳动者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农民工的住房问题需要纳入到城镇保障房体系中加以考虑和解决，在住房保障安排中把长期在本地务工的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同等对待。第三，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把农民工纳入到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来。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种城乡分割的制度，农民工因为兼具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特点，使得他们既无法被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所覆盖，也难以进入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变成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被“边缘化”的群体。由于农民工在农村仍然拥有土地及其收益，很多地方接纳农民工加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往往以他们放弃农村土地及其收益为代价，农民工自己因为不愿意进行这样的交换从而使其加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愿望受到抑制。公平地说，把农民工加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和农村土地及其收益做交换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农民工的土地及其收益是其固有的权益，加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则是其应该享有的基本公民权利，二者之间不应该发生必然联系。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应该在不附加条件的情况下把农民工纳入到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中来。
    文章出处：《中国劳动》，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