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

    根据联合国的中位预测，中国在2000- 2015 年期间，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量逐年减少及至停止增长的同时，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6.8%提高到9.6%，“十二五”结束时老年人口超过1.3 亿。中国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化关系的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过去讲“未富先老”只是从一般性现象的角度观察，其实背后隐含了诸多含义，特别是对经济增长的含义。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二五”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有助于找出经济增长的新源泉，保持可持续性。
    “未富先老”与“中等收入陷阱”
      政策完善和调整虽然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却无助于阻止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我们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但更重要的是加快经济发展。一般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富裕国家恰恰都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因此，我们本来也不必担心变老。然而，中国的不寻常之处是未富先老。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加快赶超，人均GDP 也在赶超。例如，2000 年中国人均GDP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现在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7%，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在赶超。2000年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是6.8%，与世界平均水平一样；2010 年我国老龄化比例是8.3%，而世界平均水平是7.5%，也就是说，我们显著赶超了。
    有什么办法让老龄化停下来或者退回去？我个人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这是经济发展阶段造成的人口转变阶段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不是某一项政策单独造成的。发达国家的早期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所以，政策完善和调整虽然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却无助于阻止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我们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但更重要的是加快经济发展。设想10 年、20 年后，如果我们的参照对象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发达国家行列中我们并不是很老，甚至还相对年轻一些。  因此，关键是如何关闭未富先老的缺口。2010 年我国人均GDP超过了4000 美元，按照过去30 年的速度预测，“十二五”结束时，将超过6000 美元，到2020 年可以达到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即接近12000 美元。
    还有一个概念，现在讲中等收入陷阱，到目前为止，讲得比较多的是现象，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包括什么东西，如经济停滞、收入分配恶化等。但是如果回到经济学文献看最早人们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机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等收入陷阱和未富先老背后有许多相似的东西。说我们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危险，是因为在文献里，经济学家发现在全球化过程中，从全球化中获得比较大收益的是两头，一头是富裕的国家，另一头是比较穷的国家。按照国家排列，各国在全球化中获益的程度，可以用一个U 形曲线表示，尤其是把这个全球化时期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化之前的倒U 型曲线相比，就更加突出了。用经济理论解释这个现象其实很简单，就是说那些相对穷的国家，在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上有比较优势，可以生产出最便宜的东西拿到国际市场去得到全球化的红利；而富裕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有比较优势，可以在全球化中得到兑现。恰恰是处在中间的这些国家，虽然根据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它们与处在两头的国家相比，的确没有特别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这类国家在全球化中获益就少，经济增长表现不佳，及至困于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
    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在我们前面还是在我们后面的国家，都可能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太早了，新的比较优势窗口尚未开启。
      我们来观察未富先老意味着什么。“先老”即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意味着我们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变得昂贵了，资本似乎便宜了，但并未成为丰富的要素，意味着我们在丧失原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未富”则意味着我们并不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这个阶段就比较优势来说，我们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也可以不准确地说，我们面临着“比较优势真空”。虽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比较优势真空，只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的比较优势十分地不显著，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支撑持续增长。不过是否就此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我们进行怎样的政策选择。
    我们进一步来看中国的未富先老挑战。迄今为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创造了高储蓄率的条件，为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按照我们的估算，人口抚养比（即少儿和老年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的下降，对1982- 2000 年期间人均GDP 的增长作出了26.8%的贡献。但是，这个人口红利正在减少。
    我们讲的人口红利期也可以叫做人口机会窗口，通常用人口抚养比结束其下降趋势的时间来表示。抚养比的计算定义是：把16 岁以前和65 岁以后的依赖型人口做分子，把16到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做分母，计算两者的比率。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挑战何在。日本其实在上个世纪60 年代初的时候已经遇到我国今天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二元经济最显著特征即劳动力无限供给开始消失，发展经济学家把这个变化叫做“刘易斯转折点”。韩国则是在1970 年前后迎来这样的转折点。
    假设我们今天遇到了这样的转折点（我更倾向于认为发生在2003 年），来跟其他亚洲国家就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做一比较。首先，日本人口红利消失是1990 年之后，到1995 年人口抚养比才降到最低点，随后开始上升。其次，韩国在2015 年几乎和中国一起人口窗口关闭，或者说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然后迅速失去人口红利。泰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时间也和我国几乎是重合的。但是我们目前人均收入水平距离日本1990 年的水平以及韩国目前的水平，仍然有着巨大的差距，2010 年我国人均GDP 只是韩国的25%，甚至也低于泰国的水平。最后，再看一看比我们收入水平低的印度、越南，他们还有若干年人口红利可以收获。总之，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在我们前面还是在我们后面的国家，都可能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或者在资本和技术上，或者在劳动力上，但是我们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太早了，新的比较优势窗口尚未开启。
    “未富先老”是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
      今天出现的是非熟练工人或普通工人的短缺，因此这部分人的工资增长更快，以至出现比较显著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趋同。
    我想具体列举几个“先老”的表现，也就是人口转变早熟的表现。首先，劳动力供给即劳动年龄人口的新增量，在“十二五”时期迅速降到零。我们用的是16- 64 岁劳动年龄人口这个劳动力供给大概念。实际上，更准确地说，16 岁的人还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而60 岁以上的人按照我们退休规定其实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即使用16 到64 岁这个大概念看，在整个“十二五”期间，正好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转移数量不再足以补偿城市的需求的变化时期，两者相抵消，在2015 年的时候，全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等于零，从那以后变成负增长。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劳动力开始持续短缺，是“先老”的一个表现。
    与这个相应，我们可以看到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加速上涨，无论是观察一般的非农行业，即主要反映正式工人的工资水平，比如建筑业和制造业，还是单独挑出农民工的工资，还是看农业中的雇工工资，2003 年以来上涨都十分迅速。例如，农民工工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农业中雇工工资上涨幅度更高。如果几个部门显示出同样的趋势的话，我们就不好说是结构性原因或者是暂时现象，结论应该很明确，工资上涨是劳动力短缺造成的，所以应该是一个长期趋势。
      同时我们看到，长期以来我们缺的是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但是今天出现的则是非熟练工人或普通工人的短缺。因此，这部分人的工资增长更快，以至出现比较显著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趋同。这个趋同导致一个结果，即对教育的负激励。如果做更细的计量研究的话，我们会发现农民工这个群体教育回报率在下降。例如，我们以初中为参照组，高中也好，高中以上也好，他们的相对回报率在下降，而小学相对初中的低水平的教育回报率反而相对提高。也就是说，工资趋同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来说固然是好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创造一种受教育的负激励。对普通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来说，人们上学不仅要付出直接物质费用，还有推迟就业造成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的机会成本很可能导致在一定时间发生不读书或者辍学的现象。
    “未富”，即我们还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有几个重要表现。首先我们来看世界银行对中国潜在增长率所做的一个预测。由于我们的就业增长越来越慢，因此这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显著下降的，“十二五”期间会降到微不足道，“十三五”的时候变成负的，是压低潜在增长率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发生实际增长率的下降？是因为政府主导的投资，因为刺激性方案，而且区域发展战略都还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靠资本劳动比的提高支撑我们现在的增长速度，它占的比重相当大，然而未来是不可持续的。人力资本贡献变化不是非常显著。再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未来不会有显著的提高。这里世界银行专家用的假设还是非常乐观的，许多其他的研究甚至认为，以前的一段时间内，至少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好，还有人说这段时间是负的。因此，从中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支撑，未来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不可避免。
    “未富”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一个是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没法得到保障。除了我们的教育市场上出现负激励之外，我们看一看现有劳动力存量，随着年龄提高，人力资本的禀赋显著下降，这同日本和美国在每个年龄段教育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虽然在《全球竞争力报告（2010- 2011）》中，中国竞争力指数被排在第27 位，但是，那主要是得益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和市场规模等因素，而反映科技水平的因素则大多排位较低。例如，金融市场成熟度排在第57 位，高等教育与培训排在第60 位，而技术准备仅仅排在第78 位。这些表明我们在教育科技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延长比较优势应对“未富先老”挑战
    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甚至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之后，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一路凯歌前进，顺理成章地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是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面临的类似挑战，集中表现为如何应对“未富先老”的困境，即一方面，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另一方面，人均收入处于较低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尚未显示出来。因此，保持既有支撑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并挖掘新因素，要求尽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对中国来说，政策选择最重要的立足点，是如何在最大限度延长既有比较优势、避免休克式调整的前提下，进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正确轨道。为此，我们提出几个紧迫的政策建议。
    第一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紧迫性何在呢？一方面，在中等收入阶段，由于比较优势的变化，外需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伴随着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产业
    结构调整本来可以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但是，由于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复苏缓慢，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也趋于降低主要进口国家的需求，美国“无就业复苏”及保护主义抬头，也将抑制中国出口的增长。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着过于紧迫的调整任务。既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要求，也为了应对这个特殊的国际经济变化趋势，中国经济只有转向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才可能实现再平衡，获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内需与我们目前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资源禀赋仍然是适应的，这样使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不至于采取休克的方式或过于剧烈，从而可以避免出现比较优势真空的状态。内需扩大可以继续利用现有产能，为产业结构调整赢得时间。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分类，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日均消费在2- 20 美元的“中等收入者”人口占比为66%，消费总额占79.2%。这个特征显示，第一，占总人口比重很大的中等收入者仍然是一个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与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乃至出口结构的层次，即相对低端的消费品制造业，是比较适应的。第二，由于他们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较大，随着这个群体的继续扩大，其消费需求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支撑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
    第二是实现产业的区域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东部地区逐渐丧失的同时，可以通过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延续。因为我们国家大，在一个地区出现了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情况，其他地区可能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劳动力低廉。虽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中东西三类地区之间工资水平相差不多，但是在沿海地区这个工资水平人家不去了，天天要谈判提高工资，而在中西部还有足够的吸引力。因此，通过产业转移可以延长我们的比较优势。此外，中国到目前为止，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中更多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而不是微观的技术效率。如果我们形成这个雁阵模型，就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为此，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政策选择中值得注意的历史教训是，政府应该推动这些地区的体制改革，使其依靠比较优势保持长期可持续的经济赶超，而不是单纯加大投资和给予补贴，避免日本“失去的十年”和欧洲“梅佐乔诺现象”的发生。目前，在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中，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程度迅速提高的趋势值得警惕。2000- 2007 年期间，东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年平均增长率为4.2%，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9.2%和8.1%。在2007 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已经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0.1%和25.9%。
    第三是充分认识中等收入阶段的资源禀赋特征，避免全面的技术赶超。科技发展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固然应该在那些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小的前沿技术领域，实现跨越式的赶超。特别是，要利用中国高速经济发展和经济总量庞大的市场潜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科技方面取得突破。但是，也要客观、准确地认识中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上的资源禀赋特征，充分利用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通过适用性技术创新以及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技术，继续获得后发优势。目前，占企业数98%以上的中小企业，占有和筹集的研发资金比重过小，而且逐年有所降低，不利于这种适用性技术创新的展开。
    文章出处：《传承》，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