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比失调挑战中国社会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在不对生育进行任何控制的状况下，人口出生性别比应该在103- 107 之间，这是由生育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如果出生性别比超出这个范围，说明生育受到了一些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4.9，1964 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出生性别比为103.8，均在国际经验值的正常范围内。进入1980 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迅速提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统计，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11.3；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更高达116.9；2004 年已经高达121.2。在2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有了大幅度提高，已经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人口出生性别比范围的上限。
    性别比失调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可能引发诸多社会问题，需要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学者们对性别比失调问题进行了很多分析，引发这一问题的原因表面上看来主要是现代B 超技术的滥用。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性别鉴定技术并不比我们差，甚至比我们强得多，为什么性别选择现象在中国如此突出？为什么很多家庭偏好男孩而不是女孩？
    一、性别选择的深层原因
    只有男孩才能传承家族香火的传统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们对男孩的偏好。除此之外，在中国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赡养老人的责任主要是由男孩承担的，也就是俗称的“养儿防老”。这应该是人们对男孩偏好如此强烈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一个社会有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老年人都能够得到较好的养老保障，自然不需要子女来赡养。但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没有任何养老保障制度可言。新中国成立后，在城镇地区，中国逐步建立起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而在农村地区，还是基本以家庭养老为主。
    伴随着1970 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1980 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原有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被迫进行改革，中国正在逐步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的养老保障制度。在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至今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仅有一些地区根据当地的情况，建立了一些地区性的养老保障制度。在这种状况下，家庭养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养老方式，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中国特有的家庭制度又造成赡养老人的主要是男孩。因此，“养儿防老”仍然是人们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并进而造成对男孩的偏好和生育时的性别选择。
    此外，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性别歧视，也是造成性别选择的原因。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对女性的歧视，女性的平均工资低于男性。女性与男性工资差异的93%，是由“同工不同酬”引起的，即从事相同行业的女性与男性，得到的工资却不同。女性与男性工资差异的另外7%，是由行业分割引起的，即对女性的歧视使得女性很难进入工资较高的行业就业，从而造成女性与男性的行业分割。在这种情况下，生育女性的收益自然就小于男孩，从而造成对男孩的偏好和生育时的性别选择。
    目前，主流观点把性别选择现象归咎于计划生育政策。这种观点把人口问题与社会经济割裂开来，未能揭示性别选择的根本原因。生育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育孩子的数量是由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收益比较，以及家庭养育孩子的能力决定的。受这些条件的限制，一个家庭不可能生育无限多的孩子。在能够生育的孩子数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人们存在性别偏好，必定会进行性别选择。韩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韩国，人们对男孩的偏好强烈，这使得韩国的出生性别比极高。在实行生育控制的国家，人们生育的孩子数除了受这些条件的限制外，还受到生育政策的限制，这时如果存在性别偏好，性别选择现象会更加严重。自19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实行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数量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为了生育男孩，人们生育时被迫进行性别选择，并进而造成了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因此，造成性别选择的核心原因，不是计划生育政策，而是性别偏好，只不过生育政策使得性别选择更加严重。
    要解决生育的性别选择问题，如果仅仅依靠政府对生育选择的监督和管理，即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生育性别选择现象的发生，但是远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人们依然需要“养儿防老”，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继续受到歧视，性别选择现象就不可能消除。在目前养老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劳动力市场发育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性别选择现象会长期存在下去，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并且消除劳动力市场上对女性的歧视，这一现象才有可能逐步削弱并最终消失。
    二、老龄化对性别选择的加剧作用
    我们看到，不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歧视是产生性别选择的根本原因，并导致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而中国的“未富先老”，可能会使得人们对男孩的偏好更加强烈。
    人口转变过程通常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从而导致低自然增长率；第二个阶段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为特征，导致高自然增长率；第三个阶段的特点则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低自然增长率。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的话，中国可能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即形成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增长格局。正是由于1970 年代初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转变较快地跳过了这个阶段。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较早完成了向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低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用不到30 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
    与迅速的人口转变过程相对应的，就是中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随着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联合国把一个国家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按照该标准，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已经基本进入老龄化阶段。2005 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这一比例已经达到7.69%。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以后者效果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这使得中国的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经历的老龄化有巨大不同。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也就是“未富先老”，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养老挑战。
    “未富先老”对养老保障提出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经济活动人口的养老负担率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体制转轨造成巨大的养老保障资金缺口。目前，中国每100 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的老年人口为11 个。根据联合国对中国的人口预测，劳动年龄人口的养老负担将越来越重。到2030 年，每100 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的老年人口将达到24 个。“未富先老”带给中国养老问题的挑战，还因为中国的老龄化与养老保障制度转轨同时发生而变得更加严重。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生相伴随的，还有老年人口的高龄化现象。在未来50 年中，不仅老年人口中的高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将不断上升，而且高龄人口在老年人口中所占比重也将不断上升。老年人口的高龄化现象，会对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和健康保障等带来一系列相应的问题。
    “未富先老”带给农村的养老挑战更加严重。由于大量年轻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目前农村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城镇，在未来这一趋势还将继续。根据一项研究，2020 年中国农村、城镇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分别为14.6%和10.4% ，2050 年将分别为26.4% 和22.2%。21 世纪前25 年中，农村高龄人口（80 岁及以上）占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与城镇不相上下，但2030 年以后，农村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将比城镇高出10%以上。与城镇相比，农村面对的养老问题更加严重。但广大农村地区迄今为止尚未建立起基本的养老保障体系。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以及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农村的养老保障体系远远不能适应这一要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将不得不继续依赖家庭养老。这无疑会使得“养儿防老”的动机更加强烈，进而加剧性别选择现象。
    三、解决性别选择的根本对策
    针对造成性别失调的原因，我们提出三点对策：
    第一，不断完善养老保障制度，使社会化养老成为养老的主要方式。中国城镇地区的养老保障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完善这一制度。在广大农村地区，要根据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尽快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一些省市成功建立养老保险的实践告诉我们，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村建立养老保障制度是可行的，应该不断普及和推广。
    第二，消除劳动力市场上对女性的歧视。劳动力市场女性与男性的工资差异，“同工不同酬”是重要原因之一。要加强劳动法执行的监督和创造平等的机会，消除男女在同一工作岗位上的工资差异。另外，行业分割也是造成两性工资差异的重要原因。要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减少行业进入的制度障。
    第三，适当调整人口政策。在稳定低生育率的前提下，可以适当调整人口政策，防止人口过度老龄化，保持劳动年龄人口的适度比例，以便提高社会的总体养老能力。如果说，当年实行鼓励生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目的是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的话，今后要进行的生育政策调整，也是为了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增强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文章出处：学习月刊，2006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