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劳动力市场发展 改善收入分配制度

    去年，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稳定和扩大城乡居民就业，今年春节后甚至出现了劳动力用工不足的现象。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劳动力市场短期内从过剩到不足的戏剧性转变，呈现出我们面临的诸多机遇与挑战。就业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关乎民生，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相交之际，是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时刻，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关系将更加紧密。
    一、对我国城镇就业状况的再认识
    虽然我国经济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轻，但是，沿海地区的企业和产业具有外向型和劳动密集型性质，使其不可避免地受到出口下降的影响，加上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因素的作用，农民工一度大规模失去工作。然而，在2009年前半年的短短数月内，从数千万农民工返乡，到95%回城且97%以上实现就业，及至农民工总量继续增长了459万，并再现民工荒，充分说明了就业冲击发生、应对和调整的波动过程。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以及城市就业制度改革，日益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冗员数量，制度性失业逐渐消失。另一方面，成功应对金融危机，使经济复苏，周期性失业水平亦恢复到正常水平。
    随着剩余劳动力的日益减少，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短缺）的到来，我国的制度性失业现象逐渐式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使我们基本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周期性失业人口下降。但是，开放的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经济波动，周期性失业现象也将不断卷土重来。因而，周期性失业率应该成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受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制约，人力资本的培养与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存在结构不对称，自然失业现象将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不仅大学毕业生面对着技能与市场需求的不匹配现象，城市就业困难群体受制于自身较低的教育水平，年轻的农民工群体也日益与产业结构变化不相适应。未来就业政策的重点领域应向教育和培训扩展，同时以降低自然失业率为主要目标。
    二、农民工就业起伏的深层次原因
    日本在1960年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农民工蜂拥进城。此后，周期性失业没有导致已经进城的劳动力返乡，而是通过服务业吸纳大量就业来调整。那么我国在金融危机期间，是如何调适劳动力市场状态的呢？
    由于长期以来，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已经不再为农业生产所需要，劳动力转移具有不可逆性，而城市部门对于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形成刚性需求，须臾不可或缺。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城镇或非农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周期性变化，通常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反向增减，即农业就业规模不是由自身需求决定的，农业仍然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而在供求转折点到来的情况下，城镇和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波动，则较少引起农业劳动力的反向变化。即一方面农业不再具有消化剩余劳动力的功能，另一方面城镇和非农产业调节劳动力市场短期供求变化的能力也增强了。其结果是，农业不再作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
    经济复苏和农民工就业调整的过程实际上正是如此。面对出口减少的冲击，主要就业行业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实施财政刺激计划以来，建筑业也新增大量就业机会。国家发改委安排的一揽子投资计划，与往年的常态投资结构相比，更加反映了应对出口下降危机和结构调整的挑战，在就业吸纳能力提高15%的同时，制造业比重从45%减少到7%，而建筑业从46%提高到76%，服务业从9%提高到17%。可见，财政刺激方案在增加农民工的就业和再就业，实现就业结构调整上下了很大功夫。
    财政加大对农业、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倾斜，也使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大幅度增加，加上在产业部门、城乡和地区上的拓展，产生了大量劳动力需求。此外，由于我国科学应对金融危机，劳动密集型产业遭受冲击最小，且恢复较早，最先创造出就业需求，在农民工已经基本被消化完毕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遭遇用工荒。
    三、如何应对“未富先老”
    世界范围的经验表明，人口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期间经历了30年的增长奇迹，但其起步仍然晚于亚洲“四小龙”，因此，在人均收入水平尚低的情况下进入到人口转变的新阶段，形成“未富先老”。
    尽管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挑战，各国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的成效也存在差异，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些国家人均收入处在较高水平，技术创新也处于前沿水平，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驱动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迄今足以应对老龄化危机。相应地，我国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转变后果，关键在于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势头。更高的人均收入和更强的国力有利于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以及社会赡养老人和扶助老人的能力；缩小了的“未富先老”缺口，可使产业结构更加适应资源禀赋结构，从而使经济增长更可持续，即不再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较少受劳动力短缺的制约。
    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不断跃升，人口增长率大幅度降低，人均GDP提高将日益加速。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我国将加速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因此，在人口转变趋势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缺口将逐渐缩小。
    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基本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我们就有机会获得制度上的后发优势，迎接老龄化的挑战。由此可见，充分挖掘当前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新的人口红利，并逐渐转向利用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是在后刘易斯转折时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
    四、如何看待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
    2010年我国GDP总量将超过5.4万亿美元，预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人均水平仍然处在中等收入国家组。这也意味着，我国经济将进入“未富先大”的发展时期。就国内而言，中西部地区也有类似的表现。近10年来，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快于东部地区，这意味着该地区的经济总量越来越大。但是，从人均GDP来看，中部地区只是东部地区的一半略强，西部地区只是44%。也就是说，中西部也有“未富先大”的特点。
    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特别是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今后会遭遇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以中国为主要对象实施贸易保护。对此，我们应该及早准备，以便从容应对。与此同时，利用地区差异，构建国内雁阵模式，把随着成本提高而在沿海地区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正在丧失的比较优势，获取外向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份额，逐步缩小地区差异。
    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要借助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在国际市场上实现自身的比较优势。而恰恰是只有经历这个较多依靠外部需求的发展阶段，才会迅速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城乡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为此，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全球经济能够继续支撑中国作为制造业中心吗？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其核心是通过一系列调整，大幅度提高美国的储蓄率和新兴经济体的国内消费。由于所谓再平衡，主要针对我国的制造业产品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我国未来的贸易环境会伴随再平衡的各种努力而更趋复杂。但是，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高昂的事实不可能逆转，不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恢复比较优势。所谓“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实现，归根结底依赖于中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整体提高。伴随着就业扩大、居民收入提高和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未来国内消费需求将显著提高，并逐渐替代国外需求，届时，中国将成为巨大的消费市场。
    其次，中国比较优势是否输给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墨西哥。有研究报告指出，由于成本上升异常快速，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已经开始丧失，已经或即将被墨西哥、印度和越南等国家相继取代。这个判断并不准确，中国仍将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因为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可以继续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通过政策调整形成东中西三类地区之间的雁阵模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10~20年内仍可大有作为。此外，竞争力不仅仅看工资成本，还要看劳动生产率。其实，在过去若干年中，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足以匹敌工资水平的增速，而且是全世界最快的。
    再次，继续依靠出口与向内需为主的发展方式转变矛盾吗？其实二者并不矛盾。内需的扩大是人均收入提高的结果，而收入提高有赖于就业扩大和农村劳动力的充分转移，因此首先要靠就业促进型的经济增长。在一定阶段继续保持出口导向，是农民工充分就业的重要保证，因而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改善总体收入分配状况的必由之路。由于现行的城乡家庭收入统计遗漏了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收入增长，因而不仅高估了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的程度，更忽略了劳动力流动和充分就业对于改善收入分配的巨大效果。此外，扩大中西部地区就业，也是提高该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启动国内消费需求的题中应有之义。
    五、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途径
    应对“未富先老”与“未富先大”，归根结底依赖于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尽快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加快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过渡。然而，仅仅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而没有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也是不够的。因此，改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是我国面临的头等重要任务。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涉及提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份额。实际上，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改善收入分配既是紧迫的任务，也具有愈加有利的条件，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普通劳动者收入将显著增加。因此，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者报酬份额，依赖于就业的继续增长。在劳动力供求关系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就业机会增加，为整体提高工资水平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日益充分，以及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按照劳动力市场规律，普通劳动者收入逐年得到提高，是符合逻辑的现象，也符合过去若干年来我国的真实状况。
    劳动力市场是靠自身的调节机制对劳动力供求关系作出反应，在市场力量之外，提高劳动者工资，从而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份额，政府也可以大有作为。首先要做的是维护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清除各种就业机会的进入障碍，消除部门和企业的垄断，防止劳动力市场歧视，避免形成非竞争因素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和非人力资本因素导致的工资差异；通过改革户籍制度，以及改变公共服务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做法，进一步减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的流动障碍；防止出现违反劳动法规，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发生。其次还应对劳动力市场进行适当保护。例如，运用最低工资制度杠杆。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成为调节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一个重要方式。2009年因应对金融危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暂时中断了最低工资的调整。而随着就业形势好转，特别是出现新一轮民工荒的情况下，2010年各省市逐步开始了新一轮调整。值得指出的是，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要以市场均衡水平为参照，如果超越了这个基准，会伤害企业用工积极性。
    通过构建劳动力市场制度，特别是培育三方协商机制和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有利于提高工资，保护劳动者。在劳动力供求转折点到来之后，劳动力市场制度应该在工资决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依靠制度建设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做法，由于是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三方协商的结果，有利于化解劳动关系中的矛盾，同时也可以避免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度干预，值得借鉴并加快推行。
    合理的再分配不仅是对初次分配的矫正与调节，还可以改善初次分配本身。完善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包括改革财税制度和扩大均等的公共服务两个方面。合理的财税制度需要按照社会公平的原则进行改革。政府最有可为并且最应该有所作为的领域，是为全体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包括各类社会保险、义务教育和其他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供给。这类服务的充足供给和充分覆盖，不仅能替代部分个人支出，产生提高居民收入的效果，还可以消除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的后顾之忧，提高他们的消费比重和消费水平，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文章出处：前线，2010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