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舸：积极应对农民工迁移流动转型

    2018年农民工总量约2.88亿人，比上年增长0.6%。据报道，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工增速明显回落。其中进城农民工约1.35亿人，比上年下降1.5%。
    人口结构变动状况是农民工增速趋缓的根本原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和比重分别于2013年和2010年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农村新增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城乡劳动力市场经历“刘易斯拐点”，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随之减缓。根据公安系统人口数据推算，到2020年，农村户籍青年人口队列呈下降趋势。虽然我国人口政策正在积极调整和完善，生育率存在短期回升的可能性，但无法扭转人口结构变动趋势。
    经济增速、产业结构也对人口流动的趋势构成影响。当前，我国GDP增速放缓，这对非农就业岗位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我国产业结构正发生深度调整。2015年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突破50%，且增速超过第一、二产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面临更多挑战，一些“产能过剩”行业也面临优化重组，其中农民工就业较为集中的中小企业受到较大影响。此外，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开始出现，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东南亚或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了要“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各省区市的户籍改革纷纷跟进。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全面铺开，一些有条件的外出农民工及家属在当地落户，减少了名义上农民工的数量。除规模增速下降外，农民工迁移流动的转型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民工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相关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8年，本地就业的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分别由36岁、31岁提高到44.9岁、35.2岁。不仅如此，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越来越多。2010年至2018年，50岁以上在本地就业和外出的农民工在农民工总量中所占比重分别提高了近9%和7%。
    二是农民工流动范围呈现短距离化趋势。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5年，流动人口跨省流动的比例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2005年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调，省内流动的比例逐步上升。外出农民工的流动范围也出现类似的特征。
    三是农民工的流入地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随着东南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不断取得进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在东部、东北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减少，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2018年，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规模和比例相较2010年的情况双双下降，而在中西部就业的农民工比例则相较于2010年上升近9个百分点。
    四是农民工就业行业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从农民工大规模外出务工开始，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和建筑业是吸纳农民工就业最多的行业。但近10年来，这一状况正在发生改变。统计显示，2018年，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比重过半，主要集中在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等传统服务业。
    此外，农民工人力资源质量持续升级。2018年的农民工中80后已经超过一半，农民工整体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民工的辛勤劳动为我国经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新时代，面对农民工迁移流动转变的新趋势，我们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构建面向家庭的农民工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失业监测和就业培训提高他们的抗风险能力，不断满足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期待。
    文章出处：光明日报，2019年6月13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