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舸：探索跨区域落户积分互认，打破户籍壁垒推动“大循环”

    日前，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提出，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的人才入户积分可在广州获累计认可。草案如获得通过，广州也将成为国内第一个实现跨地区落户积分累计认可的城市。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动力、优化产业结构的关键时期，但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遭遇不公正待遇的事件时有发生，内外需压力将成为近期经济复苏的主要挑战之一。在此背景下，城市推动落户积分互认政策，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有利于打破户籍壁垒，实现“国内大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实现经济复苏，虽是面对国际环境急剧变化迫不得已的选择，却也是我国坚持改革开放40年来的底气。这底气来自于我国建立起了世界上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最完整的产业链条；来自于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最庞大的物流网络；来自于我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具备基础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而未来还将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具备高等教育水平的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不论是从生产还是消费的角度来考虑，拥有一定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的人口基数都是“国内大循环”不可或缺的。因此，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人才、劳动力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消除流动障碍，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是未来经济新基调的重要课题。
    第二，有利于推动流动人口“转型升级”，带来二次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拥有规模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是我国发挥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的基本条件，两亿多背井离乡的流动人口成了经济起飞的助推剂，特别是为东南沿海地区贡献了丰富的“人口红利”。当前，流动人口群体表现出“转型升级”的特征。
    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和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计算结果，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结构不断改善，流动人口2015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6年，且以每年增加0.14年的速度增长；受过高等教育的流动人口比例达到23.2%，也以每年提高1.6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二是流动人口的就业行业正变得多元化，传统制造业的从业比例下降，教育、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从业比例在提升；同时流动人口的就业层次也在提升，不仅表现在专业技术人员比例的增长，也体现在收入的大幅提高上，其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的升级，使得该群体转型成了人才资源库，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可能带来促进经济发展的“二次人口红利”。
    第三，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与区域融合的联动。过去我国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所作的努力，正是为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提高城市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人口红利的经济效率转化。回顾户籍体制改革的进程，在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之后，各级城市都在不断放宽落户限制，特大城市在控制总体规模的情况下，陆续推出积分落户政策。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已经进入快车道。从2019年至2020年，国务院在多个国家级文件中提出：要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内探索实行区域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等制度。在都市圈内实施“户籍管理同城化”指明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新方向。近期《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的推出，则是地方立法推动“跨区”落户积分互认的先进表率。要发挥区域一体化优势，激发城市群经济活力，就必须整合区域资源，创新要素流通互利，实现区域融合。“户籍管理同城化”是城市群区域融合的重要进展，也是助推“国内大循环”中一个个联动的小循环。
    第四，有利于发挥人才优势，把握产业革命历史机遇。“国内大循环”绝不是走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老路。我国经济增长的韧性来自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也来自新技术、新产业(154.800, -3.15, -1.99%)、新模式、新业态的迅猛增长。参与和拥抱第四次产业革命是我国保持经济韧性、提高产业竞争力、保持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必然选择。以新技术为主导的产业革命需要更多的人才，更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储备。为此，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把握产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才能激发我国经济韧性，率先引领世界经济复苏。
    文章出处：21世纪经济报道，2020年8月19日